_雷雨_中繁漪形象的女权主义解读_陈志鹏

２００７年１月第４卷第１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ｂｅ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Ｊａｎ．２００７Ｖｏｌ．４Ｎｏ．１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伴随着女权运动的蓬勃发展，人类的思

想、文化和艺术产生了巨大影响。女权主义思想的出现，不仅拓宽了人们的视野，也使人们在经典文学作品中与现实社会中发现了过去未曾察觉到的许多成分，从而使人们有了与过去大不相同的看法，更主要的是，她改变了自封建社会以来人们对待人类文化、看待万事万物（尤其看待女性本身）所持有的男性视角，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女权主义批评家们看来，传统文学作品尤其是男性作家的作品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更多地是男性创作主体性别偏见和自身欲望的产物，因而多是一种“虚假”的形象，是男性自身意识形态的一种反映。因此，她们对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持怀疑态度，主张女性读者采用不同于传统阅读的独特视角分析其作品。笔者将运用女权主义的某些理论观点，对曹禺笔下的繁漪形象进行剖析，并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

一、繁漪是男权社会下的牺牲品

女权主义者指出，“在父权制社会中，支配群体通过控制言论来控制现实，他们剥夺了妇女的发言权，使她们长期处于沉默的状态。妇女没有自己的话语，因而也没有能力按照自己的体验更新解释这个世界。不能表达自己的经验，实际上就是把经验重新压抑在无意识层次，成者说没有自己的经验。因此，一个沉默的群体必然成为被掩埋的群体”（康正果，１９９４：１２）。

繁漪正是这群体中的一员。在那吃人的封建社会里，繁漪落进了周朴园的魔掌。在这个冷酷、虚伪的周公馆里，她失去了自由，没有自己的爱情，更谈不上幸福，她饱受了精神的折磨，沉重窒息的空气把她闷得气都透不过来，她多么渴望摆脱自己的处境，然而她只能屈从这样的处境，正如作者所说，她陷入了“一口残酷的井”。由于古代中国是高度男权制的社会，所以，“三从四德”是中国古代社会调节夫妻关系的伦理规范。“

三从四德”只是对于女性的单方面要求。这一伦理规范，几千年来，一方面约束着中国女性的生活道路，使其遭受到比男性更多、更过分的精神束缚。另一方面，也是古代社会维持家族体制以及家庭稳定的工具之一。而周家正是一个典型的封建性的资产阶级家庭，这个家庭着有明显的封闭性和凝固性。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繁漪是男权社会下的牺牲品。

二、繁漪追求“爱情”的方式令人同情和理解

综观一些男性作家的作品，他们为妇女事业的解放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是在描写女性形象时，故意夸大女性的原始情欲。在他们的笔下，这些女性可以通过没有感情的方式而玩弄男性，并且显露出自我的潇洒风姿，这些作家认为，女性人物在没有爱的性中享受欢乐是不成问题的，是符合逻辑的。而从女权主义视角来看，夸大女性形象的原始情欲特征，恰恰是男性创作主体的性爱心理无意识中起作用的结果。这种思想是对女性心灵逻辑的盲视。繁漪与周萍的这种“母亲不象母亲，情妇不象情妇”的关系，正是这种思想的具体体现。曹禺笔下的繁漪与周萍关系也属于原始情欲的特征，因为从现代意义上的爱情来看，至少符合两个条件：其一是男女双方互爱；其二是相爱双方心灵上的平等，然而这两个要素在繁漪和周萍之间都不具备。所以说，曹禺笔下的繁漪和周萍的关系，也是一种原始的性爱关系。而通过这样的方式描写繁漪，很容易给人一个直接的感觉，那就是繁漪是个坏女人形象。笔者对此有自己的看法，如果从传统伦理道德的角度、

从乱伦的角度来看，确实让人不能容忍。但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把繁漪这个人物放在具体的历史文化和家庭环境中来分析，从而同情理解这个可怜的女人。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

１．女性思想的变革

在中国封建社会，作为女性，她们最高的人生价值、美德规范就是做一个孝妇、贤妻与良母。“男尊女卑”是中国数千年来盘踞在广大国民意识深层的观念。女人只能顺从，对自己遭受的屈辱只能是忍受，对男人不能有半点反抗，对红杏出墙，乱伦等行为，简直是大逆不道。所以当２０世纪初中国剧烈的社会变革与思想变革来临时，女性们开始了反封建斗争，为自己的个性自由而摇旗呐喊。繁漪正是那个年代里为数不多的个性派女性的代表，她读过一些书，有自己的思想，敢于做出自己的决定，即使在成为封建婚姻的牺牲品之后，仍敢于冲破封建束缚，大胆追求自己的爱情。“繁漪作为一个旧式妇女形象，她身上也有者许多旧式女性形象所没有的值得赞赏的精神品质———不甘禁锢，不甘凌辱，热情大胆，敢于为追求真实的生活而反抗”（李树凯，１９８４：６６）。她代表着＂五四＂以来女性追求个性解放，争取民主自由的最强音，在她身上折射出不畏强权、争取自由、宁死拼斗的绚丽光彩。她说到“我不是周朴园

《雷雨》

中繁漪形象的女权主义解读陈志鹏

（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福建福州３５０００７）

摘

要：繁漪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中国话剧史上具有广泛影响，并以强烈艺术力引起人们关注的人物，是著名

剧作家曹禺笔下最精彩、最感人的艺术形象之一。女权主义思想繁漪的出现使人们在文学作品中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野，发现过去未曾察觉到的许多成分。

本文正是运用女权主义的视点，对《雷雨》中繁漪形象作一个新的描述，从而从更深层内涵上呼吁“女性特质”和自然母性的回归，实现女性的真正个性解放．

关键词：女权主义；封建社会；男权；原始情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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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妻子，我不是周冲的母亲！”，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她就是这样一个敢于大胆释放自己的女性，比起处在那个时代里，把自己的一生归于命运安排的许多女性来说，她的确勇敢了许多，她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她敢于大胆追求。正是这些特别之处，人们才把她与那些默默忍受政权、族权、夫权，神权的一大群妇女区分开来，使繁漪在人们的心目中显出一丝耀眼的锋芒。试想，在一个根本不被当女人看，不被当人看的家庭里，四周都是窒息的空气，没有一点新鲜空气，繁漪为了抓住周萍这一根活命稻草，追求自己的爱情，难道没有她合理性的成分吗？

２．生活环境的逼迫

从繁漪的生活环境看，周朴园的家庭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封建资本家的家庭，具有一种明显的凝固性和封闭性特点，繁漪在里面被禁锢了１８年，平日里接触的男人除了专横自私的“活阎王”周朴园和鲁贵那样的奴才之外，寥寥无几。无爱的婚姻渐渐地把繁漪磨成了一个“石头样的人”，但是她并未心如枯木死灰。当周萍在高墙深院的周公馆出现时，繁漪沉睡的灵魂苏醒了，她把自己十几年来郁积在心头的所有苦闷和渴望向周萍倾诉，甚至把自己的“性命、名誉”也交给了周萍。周萍的出现无疑给死水一潭的周公馆带来一股新鲜生气，年轻气盛的周萍与繁漪双双坠入爱河就不足为怪了。在我看来，繁漪的最大魅力不仅是体现了一种“强悍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和她周围的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还在于她能够正视自己的原始情欲，并敢于蔑视和冲击人世间的一切权威与伦理秩序，这对日益衰弱和腐朽的封建文化产生了强有力的破坏作用。

三、从繁漪的形象的描写可以暴露出男性作品的特征

现代男性作家往往只看到旧阵营男性对女性的奴役、歧视，而对现代男性主体缺乏反思，因而在代表现代女性发言的时候依然不免从现代男性自我需求出发歪曲异性生命逻辑、压制女性生命需求，而不能从女性视野出发设想女性自身的生命逻辑，从而再次陷入男性中心立场，而从《雷雨》作品也可以看出，曹禺也具备这样这样一些特点。在曹禺的作品中，女性为了追求自己的自由和幸福，可以不顾自身的环境和社会环境以及社会伦理道德，甚至为了自己的爱宁愿付出死的代价。这样的女性如果在现实生活中只能是从一个深渊跳进另一个更危险的深渊，虽然她们的反抗精神令人敬佩，但这是一个受压迫女性的愚昧行为。繁漪与周萍的这种畸形关系正是一种愚昧的冲动，继母不能与丈夫之子相恋，这并不是什么封建思想，而是人类社会的“禁忌”，她的处境虽然令人同情，但任何时代的人都不能原谅这种行为，曹禺为什么用这种方式表现女性的反抗精神呢？这与男子的性爱心态有一定关系，因为喜新厌旧这一性爱心态虽然在日常生活中被我们的理智压制着，却可以通过创造和阅读文学作品，以无意识的形式宣泄出来。作为男性，也许可以欣赏甚至陶醉于繁漪这样女性的穷追不舍，但这样不恰当的追求必然会走向失败。曹禺喜欢的正是像繁漪有反抗精神的女性，他说过“这类的女人许多有着美丽的心灵，因为不正常的发展和环境的窒息，她们变为乖戾，成为人所不能了解的，受着人的嫉恶，社会的压制……”（田本相，１９８８：１４７）。他曾在《雷雨・序》中这样说：“我最早想出的，并且较觉真切的是周繁漪……，我喜欢看繁漪这样的女人。”“我想她应该能动我的怜悯和尊敬，我会流着泪水哀悼这可怜的女人的。我会原谅她，虽然她做了所谓‘最大恶极’的事情——

—抛弃了神圣的母亲的天责。”可见繁漪在作者的心中是令人同情的，她敢爱敢恨的突出个性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正因为如此，曹禺选择了繁漪作为向周朴园进攻的对象。曹禺认为“只有繁漪才能够最全面地揭露周家的罪恶才能够把周朴园的冷酷，自私，专横和伪善的本质最充分地揭示出来”。认为繁漪就是那个家庭和社会的叛逆。由此可见，繁漪在曹禺心中是一位向封建势力挑战的女英雄。

四、把爱情与生命相提并论不符合女性的思想逻辑

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认为，作为具有鲜活生命个体的女性，都有追求爱的自由与幸福的权利，但是她们如果把爱的价值与生命的价值相提并论的想法却是相当危险的，自身意识上的脆弱与不堪一击的决定了她们孤注一掷的行为取向。从曹禺剧作中女性所追求的爱情本身来看，都在现存的婚姻制度之外的所谓爱，这种爱本身就受到了世俗道德观念、家庭意识的排斥。正因为如此，这种爱的行动之初悲剧已经潜伏在她们身上，也是一种刺激而危险的“游戏”。虽然社会、历史等外在因素是剧中女性悲剧命运不可否认的前提条件，但是四大名剧女性形象经久不衰的魅力，正是在于剧作家捕捉与把握了女性在爱的追求上的偏执与局限，曹禺也合理地表现了这样一个观点，也就是女性自身意识的残缺必然导致悲剧命运的产生。所以，把造成女性悲剧命运的全部原因推给社会、历史与他人是不符合现实的。繁漪的悲剧也不例外，她虽有鲜明而坚强的个性和反抗精神，但她缺乏开创性的能力和思想；虽有追求真实的爱情生活的意志和勇气，但没有与旧家庭、旧社会、旧婚姻的尖蜕对立和追求独立人格的理想；她们为了得到真实的爱情生活，大多是以畸形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在封建罪恶家庭被暴露的同时揭露她自己，在封建家庭被摧毁的同时自己也被掩埋在废墟里，她们的爱情悲剧也是必然的。因为她们的生活、思想、理想无法把她们引向正确的道路，去冲破个人、家庭和社会的束缚，等待她们的只能是屈辱的、残忍的结局。

综上所述，繁漪的悲剧形象，不仅仅是男权社会下的牺牲品形象，也是曹禺以及许多男性作品中所特有的形象。尽管笔者对《雷雨》及作者的思想有着不同的理解和看法，但作者那种崇高的思想境界还是令人敬佩的。曹禺憎恨黑暗的封建社会，他把深深的同情倾注在受侮辱的女性身上，他同情反抗，又是最集中地把这种反抗精神赋予他崇拜的女性。虽然，《雷雨》作品把女性的爱情和生命等同看待的做法并不符合女性的思维逻辑，但从对待繁漪的态度上，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对旧社会、旧家庭和封建专制统治者的憎恨和反抗，对个性解放、自内、光明和新社会的向往和追求。

参考文献：

［１］曹禺．雷雨序［Ｍ］．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１９３６．

［２］康正果．女权主义与文学［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４．［３］李树凯．繁漪是一个中国旧式女人［Ｊ］．甘肃：西北师院学报，１９８４．［４］刘梦．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述评［Ｊ］．北京：中国妇女管理干部学院学报，１９９３，（３）．

［５］田本相．曹禺传［Ｍ］．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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