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曲中妇女形象的反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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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元曲中妇女形象的反抗精神
默认分类2008-11-16 21:31:36 阅读21 评论0 字号:大中小订阅
摘要:元代是我国戏曲史上的黄金时代,由于现实的要求、群众的爱好,元曲得到了全面长足的发展,在当时的文坛占据主导的地位。

中国戏曲在元代展开了辉煌灿烂的一页。

元代前期的杂剧作家和人民群众保持着不同程度的联系,比较熟悉人民的生活,他们的作品大都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强烈的生活气息,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们塑造了一批闪耀着理想性格光辉的女性形象,歌颂了她们勇敢不屈的斗争精神,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奏出了鼓舞人民斗争的主旋律。

关键词:元曲妇女形象反抗精神
元曲的形成是我国历史上各种表演艺术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时代的产物。

元初中下层文人的进仕道路大大缩小了,大多数文人和广大人民同样经受着战争的动乱和朝代的更替。

因此,他们和人民的关系比较密切。

各种书会,民间艺人和文人的合作都推动了元曲的兴盛和发展。

此外,元代城市的发展,市民文化的繁荣也为元曲的兴盛准备了充裕的物质条件。

特别是在开封、大都、杭州等大都市更为繁盛。

同时,在农村也常常开展戏曲活动,这样也就保持了戏曲在发展过程中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

与此同时,元代疆域广大,交通发达,国内和国际来往也更为密切,特别是北方诸民族乐曲的传播,对元曲的兴盛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元代是我国戏曲史上的黄金时代,当时有姓名可考的杂剧作家就有八十余人,见于书面记载的作品约有五百余种。

这些作品大都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强烈的生活气息,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并且塑造了一系列下层被压迫者的形象,歌颂了他们勇敢不屈的反抗斗争。

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些作品中塑造了一批闪耀着理想性格光辉的女性形象。

她们大多具有大胆果敢、机智勇敢、主动执著、泼辣豪迈、乐观率直的性格特征,依靠自己的智慧和意志去抗拒不公平的社会,去争取幸福的生活,成为中国古代妇女形象画廊中一批光彩耀人的形象。

下面我就三位不同身份的女性形象就此展开论述。

一、劳动妇女—坚强不屈,以死相抗
在关汉卿的笔下,写的最为出色的就是一些普通的妇女形象,窦娥、赵盼儿、杜蕊娘、王瑞兰、谭记儿等,各具特色。

她们大多出身微贱,蒙受封建统治阶级的种种欺凌和迫害。

但这些下层妇女在其反抗压迫的过程中,又是桀骜不逊的勇
者,并非任人宰割的羔羊。

由于她们长期处于受压迫受凌辱的地位,使她们有可能掌握那些官长老爷、花花公子的脾性和弱点,也学会了对付他们的种种办法,从而有信心最终战胜各色各样的庞然大物。

象以自己的美丽、勇敢与机智设计营救同行姐妹赵盼儿,有胆有识、巧扮渔妇智赚杨衙内势力金牌的谭记儿,力图摆脱奴婢的悲惨地位、敢于在贵族的婚宴上闹婚的燕燕,都是明显的例子。

关汉卿剧作中的妇女形象,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是极为突出的。

《窦娥冤》中窦娥的形象无疑是最为出色的。

开折,通过监斩官和其他人的行为,描写了一副阴森肃杀的刑场气氛。

窦娥便在这种气氛下以犯人的身份上场了。

一上场,窦娥便唱了两支曲子【端正好】【滚绣球】。

通过对天地固有秩序不满的强烈控诉和质疑,表达出自己的冤屈,进而将受冤屈的原因直接归结到了天的身上,矛头直指封建统治者所维系的精神支柱。

这既是对整个封建专职制度的彻底否定,也是对传统封建专制思想的否定,具有强烈的民主主义精神。

最后一句“哎,只落得两泪涟涟”,是愤怒的控诉达到极点之后的转折,无法转变自己的命运的悲愤而又无奈的叹息。

在去刑场的途中,窦娥向刽子手提出一个小小的请求,要求从后街走,原因是怕婆婆看见伤心难过,这个小小细节显示了窦娥的善良细心。

在蔡婆婆将张驴儿父子领回家中,劝窦娥答应张驴儿招亲的要求时,窦娥宁死不从,而且批评了婆婆的软弱和苟且行径。

窦娥被张驴儿陷害,又被贪官不分青红皂白问成死罪,经受残酷拷打,拒不承认,显示出窦娥至死不屈的英勇斗志。

但当贪官要拷打蔡婆婆时,窦娥顾念到婆婆年迈体弱经不起酷刑,就含冤承认了药死公公的罪行。

在将赴刑场的路上,窦娥还牵挂着婆婆,怕他看见自己受刑而伤心难过,经不起打击。

这些细节虽小,却充分反映了窦娥的善良孝顺,也是对造成冤案的贪官的强烈讽刺,对当时黑暗社会的强烈讽刺。

刑场哭别一场戏,是表现窦娥性格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本剧悲剧因素组成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刑场上,窦娥再次重申了事情的真相和自己的冤情。

最后,窦娥向蔡婆婆提出了请求,希望婆婆能在自己死后看在婆媳的情分上,祭奠一下自己的坟墓。

这段哭诉,哀哀怨怨,与前面的愤怒控诉形成鲜明对比,这是窦娥性格的另一方面的体现。

也是窦娥在现实中的真实生活和真实性格的写照。

窦娥在日常生活中,只是一个勤劳善良、命运孤苦,没有过多要求的普通劳动妇女。

她忍受了命运最艰难困苦的打击,只希望能够和婆婆相依为命过安稳的日子。

但现实是如此的黑暗,即使最起码的要求也难以得到满足,最后只落得个无辜受刑的结果。

窦娥的请求增强了人们对她的同情,对社会黑暗无道的尖锐辛辣的愤怒。

窦娥也认识到自己的冤屈完全是人为造成的,社会的黑暗,官吏的腐败,邪恶势力的横行。

所以她在临行前许下了三桩誓愿。

“血飞白练”、“六月飞雪”、
“亢旱三年”,三桩誓愿从时间的延续上,一桩比一桩更扩大。

三桩誓愿依次递进的过程,也是窦娥反抗精神依次上升的过程,是她斗争矛头更加明确的过程。

三桩誓愿的实现是窦娥反抗的最终结果,也是悲剧高潮的结束。

窦娥死了,但给人留下了一个勤劳善良、坚强不屈、富于反抗精神的感人形象,也给人间留下了一曲对黑暗社会以死抗争的回肠荡气的悲壮歌曲。

二、官宦之女—主动果敢,自掌命运
我们来看白朴的《墙头马上》中,李千金的人物形象。

李千金,一上场就毫不掩饰对爱情和婚姻的渴望,她声称:“我若还招得个风流女婿,怎肯教费工夫学画远山眉。

宁可教银缸高照,锦帐低垂。

菡萏花深鸳并突,梧桐枝隐凤双栖。

”当她在墙头上裴少俊邂逅,看上了一个好秀才,便处处采取主动的态度。

她央求梅香替她递简传诗,约裴少俊跳墙幽会。

当两个人被嬷嬷瞧破,她和裴少俊一会儿下跪求情,一会儿又撒赖放泼,还下决心离家私奔。

为了爱情李千金什么也不怕,什么也敢做。

她甘愿做出牺牲,“爱别人可舍了自己”。

她深信自己要求及时婚嫁的合理性,“哪里有女儿共爷娘相守到头白”。

因此,她不像深闺待字的少女那样羞羞答答,在这个人物上,白朴让她融合了市井女性有胆有识、敢做敢为的特征。

李千金在裴家后院躲藏了七年,生下了一男一女,但终于被裴尚书发现。

她极力为自己辩护,反驳裴尚书对自己的辱骂。

当然,在强大的封建势力面前,被视为“淫奔”的李千金不得不饮恨回家,但她绝没有屈服。

当裴少俊考中状元,裴尚书知道了她是官宦之女,前去向她赔礼道歉,要求她认亲重聚时,她坚决不肯,并且对裴氏父子毫不留情的谴责。

只是后来看到啼哭的一双儿女,她才不禁心软下来,与裴家重归于好。

李千金渴望爱情,看重爱情,但看重的并非仅仅是爱情,为了维护尊严,她宁可割舍爱情。

由于李千金注重维护自己的理想和人格。

因此,她敢于把封建道德和伦理统统扔到脑后,理直气壮的掌握自己的命运,表现出了坚毅倔强的个性。

三、相国千金—机智执著,冲破禁锢
在王实甫的《西厢记》中,崔莺莺的形象也是颇具典型性的。

崔莺莺是相国小姐,深沉、含蓄,既有外在的凝重,又有内在的激情。

封建家庭的教养,无法完全窒息她内心的青春情感。

她不由自主的对张生坦露心声,陷入情网而不能自拔,饱尝着相思的痛苦。

同时,她也越来越不满于老夫人的约束,并迁怒于红娘的跟随。

“俺娘也没意思,这些时直恁般提防着人;小梅香服侍的勤,老夫人拘系的紧,则怕俺女孩儿折了气分。

”老夫人当众许婚,后来又出尔反尔,既赋予崔张的婚事以外在的合理性,友赋予崔张爱情的内在的合理性。

正是这种内在和外在的合理性,成为了莺莺敢于冲破老夫人的约束,决心对张生以身相许的潜在
动力。

但是冲破内心的樊笼比冲破外在人为的约束还要艰难,于是就有了莺莺的“闹简”和“赖简”。

作者细致的描绘了莺莺的内心矛盾。

她请求红娘为她去张生那里问病,但当她看到张生的回信时,又忽的向红娘发起脾气来:“小贱人,这东西哪里来的?我是相国的小姐,谁敢将这简帖来戏弄我?我几曾看惯这等东西?告过夫人,打下你个小贱人下截来!”她要红娘带信,口说是叫张生“下次休是这般”,但寄去的确实约张生月夜约会的诗简。

当张生应约而来时,她又翻脸不认账,把张生教训一番,几番波折,才终与张生私下成亲。

莺莺是个相国小姐,她的家庭教育和贵族身份使她在热烈追求爱情幸福的时候,不能不产生一些怀疑和顾虑,从而不断加深了她内心的矛盾和精神的苦恼。

同时由于封建佳通防范的严密,一个少女在封建社会轻易向人表示爱情时所可能遇到的风险,使她不能不采取隐蔽的曲折的方式来达到目的。

剧中,莺莺所表现的“假意儿”,就是为试探红娘是否可靠,张生是否真心,更重要的是披露出她战胜传统的教养,女性的禁忌所应有的反复和艰难。

长亭送别时,莺莺既忧虑张生考试落第,婚事终成泡影,更担心张生考取功名后变心,另就高门,自己被弃置,莺莺承担着沉重的心理压力。

《西厢记》深刻揭示了崔莺莺的恋爱心理,她既想爱又不敢爱,不敢爱却又由得不爱,内心的强烈要求与封建传统禁锢、心里樊笼发生激烈的斗争,并最终得以战胜的全过程。

元杂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无论她们的身份如何,都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她们大胆果敢、机智勇敢、主动执着、泼辣豪迈,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意志去抗拒不公平的社会,争取幸福的生活,成为中国古代妇女形象画廊中一批光彩耀人的形象。

剧作家们通过赞美她们的反抗意志,歌颂她们敢于向黑暗势力展开搏斗、至死不屈的英勇行为,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奏出了鼓舞人民斗争的主旋律。

参考文献:游国恩《中国文学史》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版李修生《中国文学史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
张燕瑾《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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