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曹操“唯才是举”的思考

对曹操“唯才是举”的思考——论汉晋之际人物评价标准之变迁

曹操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在东汉末年“豪杰并起”的时代能够于群雄中脱颖而出，开拓出自己的地盘，并且使魏国成为三国中最具实力的一强，为后代打下了良好的基业。这些成就的取得无不与其高瞻远瞩的领导观和卓越的政治智慧密切相关，尤其突出地表现在其在用人方面能够做到“礼贤下士”、“唯才是举”、“知人善任”，在其一生的政治生涯中,他曾所礼遇过的谋士和将领有不少甘愿为其赴汤蹈火,也足可见他个人的政治魅力。

陈寿的《三国志》对曹操的用人在多处有较详切的记载，卷一《武帝纪》中兴平十五年春，曹操下令曰：“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另外还有裴注，这里就不列出）这段记载是明确指出曹操对人才的渴求具体例证，并历数历史上选用人才成功的例证，强调人才的重要性，告诫手下注意向其举荐人才。

曹操用人也引用当时的名士，以便吸引更多的人才前来归附，兴平十三年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备走夏口……引用荆州名士韩嵩、邓义等”其中裴注的有关梁鹄的典故以及《三国志》卷二十一《陈琳传》载“袁氏败，琳归太祖。太祖谓曰：…卿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文及父祖邪？‟琳谢罪，太祖爱其才而不咎”说明曹操用人能够做到不计前嫌，人尽其才。而曹操对汝南名士王鉨的死讯“公闻而哀伤。及平荆州，自临江迎丧，改葬于江陵，表为先贤也”，可见其对人才逝去的惋惜。而对于其潜在的对手刘备，曹操也曾手下留情“程昱说公曰：…观刘备有雄才而甚得觽心，终不为人下，不如早图之。‟公曰：…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可见曹操吸附人才的策略以及运筹帷幄的大局观。此外在曹操具体的用人过程，能够做到知人善任，并且给予丰厚的礼遇。作为卓越的军事家对于优秀将领的选拔也独具慧眼“知人善察，难眩以伪，拔于禁、乐进于行陈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此外对其手下的几位谋士则是关爱有加，本人欲通过与袁绍之用人作一横向比较，则曹与袁用人之孰高孰低便可自然显现。

韩愈的《马说》中提到“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在当时的“乱世”，千里马不能谓少也，但真正的伯乐却寥寥无几，曹操可以说是一位称职的伯乐，而袁绍则称不上是合格的伯乐，有不少原来作为其谋士后来都投附于曹操集团，曹操谋士中首屈一指者当属荀彧也，《三国志》卷十《荀彧传》记载：“彧度绍终不能成大事，时太祖为奋武将军，在东郡，初平二年，彧去绍从太祖。太祖大悦曰：…吾之子房也。‟”而荀彧对曹与袁的剖析可谓经典，彧曰：“今与公争天下者，唯袁绍尔。绍貌外宽而内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达不拘，唯才所宜，此度胜也。绍迟重少决，失在后机，公能断大事，应变无方，此谋胜也。绍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土卒虽众，其实难用，公法令既明，赏罚必行，士卒虽寡，皆争致死，此武胜也。绍凭世资，从容饰智，以收名誉，故士之寡能好问者多归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诚心不为虚美，行己谨俭，而与有功者无所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实之士咸愿为用，此德胜也。”，与之类似的评价便是《郭嘉传》中的“十败十胜说”，袁绍的谋士沮授便是一例证，沮授曾多次进谏袁绍，而绍不纳，特别是在官渡之战中，在曹操与袁绍的正面交锋中，“绍进军黎阳，遣颜良攻刘延于白马。沮授又谏绍：…良性促狭，虽骁勇不可独任。‟绍不听。太祖救延，与良战，破斩良。绍渡河，壁延津南，使刘备、文丑挑战。太祖击破之，斩丑，再战，禽绍大将。绍军大震。太祖还官渡。沮授又曰：…北兵数觽而果

劲不及南，南谷虚少而货财不及北；南利在于急战，北利在于缓搏。宜徐持久，旷以日月。‟绍不从。……太祖辄于内为长堑以拒之，又遣奇兵袭击绍运车，大破之，尽焚其谷。太祖与绍相持日久，百姓疲乏，多叛应绍，军食乏。会绍遣淳于琼等将兵万余人北迎运车，沮授说绍：…可遣将蒋奇别为支军于表，以断曹公之钞。‟绍复不从”。袁绍的“不听”、“不从”、“复不从”直接导致其兵败官渡，而沮授在逃亡的过程中被曹操擒获，曹操却对其“厚待之”。尽管沮授“后谋还袁氏，见杀”，但曹与袁用人之高低可略见端倪。还有就是许攸的例子，他关键时刻的倒戈无异于在袁绍身后捅了一刀，而究其倒向曹营之因还是在于袁绍自己不能纳谏“官渡之役，谏绍勿太祖相攻，绍自以强盛，必欲极其兵势。攸知不可为谋，乃亡诣太祖”。虽袁绍也“折节下士”，但并没有做到“知人善察”。而曹操之所以能够用人成功就在其“知人善任”，而荀彧也做到了“下效”。“前后所举者，命士大才，邦邑则荀攸、钟繇、陈群，海内则司马宣王，及引致当世知名郗虑、华歆、王朗、荀悦、杜袭、辛毗、赵俨之俦，终为卿相，以十数人。取士不一以揆，戏志才、郭嘉等有负俗之讥，杜畿简傲少文，皆以智策举之，终各显名。荀攸后为魏尚书令，亦推贤进士。太祖曰：…二荀令之论人，久而益信，吾没世不忘‟”。提到荀彧就不能不提荀攸，二人就相当于曹操的左膀右臂，为曹操功业的取得立下了汗马功劳。《三国志》卷十《荀攸传》中有三段关于荀攸的记载，“太祖迎天子都许，遗攸书曰：…方今天下大乱，智士劳心之时也，而顾观变蜀汉，不已久乎！‟于是征攸为汝南太守，人为尚书。太祖素闻攸名，与语大悦，谓荀彧、钟繇曰：…公达，非常人也，吾得与之计事，天下当何忧哉！‟以为军师”“冀州平，太祖表封攸曰：…军师荀攸，自初佐臣，无征不从，前后克敌，皆攸之谋也。‟于是封陵树亭侯。十二年，下令大论功行封，太祖曰：…忠正密谋，抚宁内外，文若是也。公达其次也。‟”“攸从征孙权，道薨。太祖言则流涕。”可见曹操对人才的爱惜和珍视。而程昱“这匹千里马”，刘岱两次征辟程昱不就，而太祖只征辟一次昱便应。并对曹操十分忠诚，在曹操与吕布的交战中，程昱临危受命，为曹操保全三城，而没有使部下向吕布倒戈，“操执昱手曰：…微子之力，吾无所归矣‟”。而曹操对其也十分了解，“程昱之胆，过于贲、育”“军非徒明于军计，又善处人父子之间”，“昱性刚戾，与人多迁。人有告昱谋反，太祖赐待益厚”。此外，还有陈群，郭嘉，董昭，贾诩也是曹操的重要谋臣，也曾不同程度收到曹操的礼遇，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

对于曹操和袁绍用人的对比分析，唐长孺先生在其著作《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中“魏晋才性论的政治意义”这一篇中认为:“袁曹在用人上的区别只有一点，就是袁绍尚…名‟，曹操尚…实‟”，这就不得不联系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唐先生在此文中分析到从东汉到魏晋时期选举标准的变化实由当时社会政治的变动所引起。东汉的选举科目主要是实行自汉武帝时期以来的察举制，即举孝廉、举茂才。（前者重操行即“性”，后者重才能即“才”，这是该文论述的主旨所在）但也指出一个事实，那就是当时士人出身的一个重要途径是通过三公和地方长官的辟举。而且批评人物的重心实在于操行，而才能实则为次要方面，最主要的是由于选举往往掌握于权豪之手。当时也是处于东汉末期的曹操入仕亦是走此路线。“年二十，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迁顿丘令，征拜议郎”。唐先生认为：“一个人博取声名，才能入仕，而声名之取得必先履行其社会关系中的道德任务。”东汉末有人物评论的风气，而这是“与士大夫求名之风分不开的，士尚名节之风本汉代选举制度有以促成之”，而且当时的人特别重视“扬名养誉”。对于具有出众才能的曹操来说，他深切了解，在这个社会舆论具有很大支配力的时代，首先有必要广泛的为自己制.造舆论，并渴求得到支持和拥护。所以曹操看中了一个极为有影响的大人物太尉桥玄，“初，曹操微时，人莫知者，尝往候玄，玄见而异焉，谓曰…今天下将乱，安生民，者其在君乎！‟操常感其知己。及后经过玄墓，辄凄怆致祭”。后来，在所作祭桥玄的文中，曹操还特别提到“操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顽质，见纳君子。增荣益观，皆由奖助，犹仲尼称不如颜渊，李生厚叹贾复。士死知己，怀此无忘”。桥玄是当时“知人”的“名臣”，他对曹操才能所做的高度评价，必然具有极其广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