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日本经企厅年度世界经济报告中国部分(附日文原文)

在中国，不光强调我们所说的经济的一面，国家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规定了她的成长路线，这就是使用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一提法。要定义和公式化这个提法是件困难的事情，我们理解，它的提出在于强调国民独特的精神面貌、以此作为出发点来建设自己的国家。
不过在这里，我们首先还是从我们习惯了重要指标即标志着福祉水准的国民所得这个通例方式出发。有关国民所得，中国方面没有发表正式的数据。去年为止（1971年）我们是按人均GNP 100美元左右来推算的（参考资料见去年的年度世界经济白书）。但今年（1972年）美国参众两院联合经济委员会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评价》报告书中认为这个数字太低，它给出的数字是人均150美元。我们注意到这个数值受美元贬值左右甚大。美国方面计算出的人均150美元相当于名义值，这样，如以1957年的实质GNP为100，那么1971年就是157，如此推算我们1971年的结果就不是是发展中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她计算出来的GNP数值自然会比较小。这是因为，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形：①经由市场的成本支出很大。②用于消费材料的加工程度很高，而高的加工成本容易使GNP被过高評価。③从原料供給地到消費地之间的交通网和配給线都比较长，这一部分自然使得成本增加。④国民普遍在都市生活，为此需额外付出交通费和高额的房租之类。由于这些因素，结果我们的GNP就被算高了。
【重要文献】GNPからみると過小評価になる
－－1972年经济高速成长期间日本经济企画厅发表年度世界经济报告评价该年的中国经济
http://wp.cao.go.jp/zenbun/sekai/wp-we72/wp-we72-02402.html
《年次世界经济報告－－强化福祉志向的世界经济》
有关退休金，男性职员满60岁，男性工人满55岁，女性工人满50岁退休。退休后的工资按工龄的长短发放退休直前工资的50～70％。
在农民方面，以前实施的只是人民公社基金下的厚生福利事业，文化大革命以后规划普及合作医疗制度，医疗保障层面得到迅速充实和发展。这一制度早在1958年时就在部分的人民公社中开始实施了，至1968年底开始在全国普及。
全国都市劳动者的年平均工资今年（1970年）是650元，与1952年相比增加了50％以上，但是与1950年代末期相比则没有什么变化。即使是这样，还是形成了一定规模（原文意思是相当规模，为避免以文害义，翻作一定规模－－译注）的家庭储蓄，这得益于1957年以来政策性的物价下调，使得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很便宜也很安定。举例来说，1公斤单位物品的单价换算成日元：米60日元（日本152日元），白菜20日元，洋葱40日元，肉类160～280日元。房租（包括水电费）月平均340～650日元，还不到月收入的4～8％。家用大件方面向好，目前人气集中在自行车，收音机，手表方面。参照工资收入状况，购一台收音机的话平均约需25～50个劳动日，手表约需30～60个劳动日，照相机25～50个劳动日，自行车60～90个劳动日，缝纫机75～100个劳动日。一般都是把钱存到数后购买这些商品，这些商品在逐步的普及之中。农村储蓄额60年代后半以来急速增加，71年底的储蓄额（人民公社与社员个人储蓄的总计）与1965年底相比增加了89％。
1972年日本经企厅年度世界经济报告中国部分（附日文原文）(转载)
1972年日本经企厅发表年度世界经济报告评价该年中国经济
[兰台公子]
.....１９７０年以前，日本经济企画厅发表的年度世界经济报告中都是贬低中国经济的，是讲Ｎｏ的，从这篇始开始对中国刮目相看了，通篇是讲Ｙｅｓ,核心问题是人，触及到了全部问题的本质和核心所在，因此是一篇重要文献。象这样有针对性和可读性、客观真实的历史文献，难道竟比不上某些人在这里信口开河？真是怪了。不是说以人为本吗，讲人不重要？放出来让大家做个参考也是好事嘛，版主你的意思是说没必要？
（1970年日本都市劳动者的税后月工资水平不到80，000日元，两国都市劳动者收入之比约1:10，但在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福祉享受方面中国要比日本来得完善，这意味着日本国民在福祉方面的日常开销占其净收入的比率可能远高于中国。2000年代以来日本都市劳动者的税后月工资水平约300，000日元，中国税后约1200元换算15，000日元，那么中日两国都市劳动者的收入之比由1970年代的不到1:10扩大到2000年代的1:15，而在福祉制度方面，公认的看法是，中国退步了，而日本则已经相当的完善－－译注）。
中国并不仅仅是在收入这种物质层面缩小差别，在更为广泛的社会层面上，中国正在努力缩小“三大差别”，这就是 ① 城乡差别，② 工农差别，③ 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是把城市和农村连在一起加以表述，把地域社会中的住民生活作为一个整体来提出国家的基本战略的。这个基本战略就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在这里，工业并非单独地先行地发展，工业的重点被放在那些能够提高农业生产力的行业。兴办社队企业也将对缩小城乡差别起到积极的作用。在作为大型企业的榜样的大庆油田，工人以工为主兼务农业，而工人的家属则以农为主同时也务工。此外在劳动参加者的层次方面，脑力劳动为主的厂干部和管理人员也须定期轮流参加到工农生产劳动方面来。党和政府的干部进入干校学习，参加农业生产以体验体力劳动的生活。文化大革命以后，进入大学学习前必须在工作岗位上劳动锻炼，而在入学之后同样也需要参加劳动，这就是半工半读。按照这样的精神，现在正在试行经由工厂或人民公社推荐入学的方法。我们看到，这些分化原有职种的做法的意图，在于避免那种只专不能以及扩大物质的和精神层面差别的事态的发生。应该说中国仍然是在以农村为根据地，是以农业为思考的出发点。（在这个意义上），农村的作用就不仅仅是粮食增产的基地，它更成为了培养健全人格和精神面貌的人的基地。
运营的方法因各人民公社的实情不同差异较大。这个制度是这样一个机制，就是由公社社员每人每年出一元钱，就可以报销其治疗费用的全额或其中的一部分。与合作医疗制度的普及平行发展起来的是培养了一支称做“赤脚医生”的半农半医性质的医疗保健队伍，他们治疗农村中的常见疾病。
“赤脚医生”在山间僻地从事巡回医疗事业，我们不能不对他们源自自发的奉献精神所作出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可以说，这也是中国激励劳动大众的工作热情的措施所取得的一个成果。在学校教育方面同样如此，在山間僻地里组织起了一个个巡回教育班，从事小学教育的普及。
另一方面在中国是不存在通货膨胀的，因此按照若干商品的交换比率即汇率来将中国的GNP换算成美元作评估，这样是否可行？这个问题是存在的，话说回头，作为整体度量，GNP推算也需要考虑进去。
（2）致力于消除社会差别
在资本主义社会，重点放在如何扩大生产，其分配按生产手段的所有程度及个人的能力来进行，最后由政府介入、对分配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极不平等部分加以修正。在生产手段公有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按其所有制的性质人和人之间是不存在差别的，分配方面也采取了对劳动者的报酬尽可能抑制差别的方法。在这一点上中国和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相比较，有着极为干脆和彻底的思路。
第4-4图 每人每日的卡努里摄取量
（3）社会保障制度整备方面的进步
根据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特征，其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福祉建设是沿着分阶段逐步整备和完善的方向向前发展的。从社会保障制度的对象与运营主体来看，分为以城市工人为对象和以农村农民为对象这两个体系。对于城市工人，基于劳动保险法支付医疗费用、退休金、产假工资和抚恤金等，这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宏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农民，文化大革命以后规划和普及了合作医疗制度，在医疗保障方面的充实和发展尤为显著。
简单地比较工人和农民的收入并不合适。如果只看农民从人民公社接受的分配款，人均大约每年150元，这还不到工人平均工资的4分之1。但公社支给社员子女也是这个数，并且农民还可以从少量允许的自留地（个人所有的耕地）那里获得贩卖家畜、蔬菜之类的附加收入。因此户均来看，一个农户与都市夫妇均为上班族的家庭的收入相比，已经很接近了。
劳动保险法的适用范围包括工厂、矿山、铁道、邮电等行业的企业以及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劳动保险所需费用由国家和企业共同承担，对被保险者不征收保险费。
国家和企业预留相当于毎月工资总额的3％的额度作为劳动保险的费用支出。
保险支付的内容方面，有关医疗保险，工伤的费用由企业负担，期间的工资全额支给。疾病或工伤以外的情形原则上治疗费用由企业负担，治疗期在6个月以内的，按工龄由企业支付60～100％的工资，超过6个月的则由（国家）劳保部门支付40～60％的工资。被保险者的家属如生病，其费用（手术费，药费）的半额由企业负担。
在现阶段的中国农村，似乎传统型的家族制度和部落内的相互扶助系统（例如，以孤儿以及孤立无助的孩童为对象的救济制度――五保制度）比起近代式的社会保障制度来更能发挥作用。
（4）对废弃物采取综合利用的公害対策
中国排斥对经济效益的片面追求，勤俭物用，重视人的精神发展。这样的思路同样也体现在其公害对策方面。我们来看1970年大城市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上海市（1，865人），天津市（1，070人），北京市（425人），与東京都（5，328人）和大阪市（4，110人）相比，人口密度要低很多。北京和历史上相比，她现在依然是绿色的都城。国家大力植树造林，计划在全国范围建造若干1，000～2，000公里规模的林帯，在广袤的国土上构筑起绿色的长城。处在这样的环境，这个国家的公害对策其取向自然就不是那种事后对策，而是兼备了以预防为主的性格。这个取向同时立足于对资源“综合利用”的观点，清除由工业废弃物所造成的公害。这就是说，对于工业废弃物所造成的公害，并非采取单纯防备的消极立场，而是积极利用，变废为宝。
（听说中国某集团老总给自己定年薪62万，而工人最低年薪只有600元，1000:1!!!!可从来也没听说我们的政府出面介入过、修正过－－译按）。
我们来看工资体系。文化大革命前的政策是多劳多得加奖金刺激，就是说采取的是物质刺激的经营方式，而现在摈弃了这样的方式。以上海市为例，1970年的月工资水平最低42元，最高124元，平均60元（约8，000日元）。
昭和47年（1972年）12月5日
经济企画庁
第4章 共产主义国家－－
苏联和东欧：发展充实的消费生活
中国：重視精神面
2. 重視精神面的中国
（1）GNP过于低估中国了
我们通常拿低下的人均国民所得，大规模工业的国有化，以及对农业实行人民公社制度等来评价中国，但是仅凭这些就想深入到中国经济的核心所在，是不可能的。评价这个国家的经济，似乎更应该加上超出物质以及制度层面的尺度，这才是理解这个国家的关键所在。尤其在我们这样始终强调增长优先的国家，有一种只看以GNP为主的物质一面的倾向；苏联也在批判中国，说中国的建设无视经济上的合理性，说她提倡极端的精神主义。作为一个（经济上）尚落后的国家，中国对工业化显示了高度的热情，但我们认为中国更为重视的是支撑其国家工业化目标并与此息息相关的人，国家把这两者统一起来，以此来成就其经济的发展。
现时为止的政策是国家将对人民公社农业税的征收限制在一定的水准之内，丰收了，增收部分再返还给农民。此外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已数次调高，而在此同时政府所提供的化肥、农药，石油等的价格却数次下调。在人民公社内部开办了小型工厂，不过在那里劳动的人的工资按规定与农民一样按工分来进行计酬，也就是说，并不存在职种上的差别。
其他都市的情形大同小异。高级管理职员的工资以前较高，由于旨在收入方面的平等化，实行了减薪，这样到1966年年中差不多所有工厂厂长的工资与普通工人的平均工资的比率缩小到了3:1左右（苏联平均5:1，最高9:1）。
（现时中国工厂厂长的工资与普通工人的平均工资的比率何止100:1，连资本主义都不如啊！恐怕除了说这是封建主义复辟，别的没法解释－－译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