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古典哲学研究在中国

德国古典哲学研究在中国

回顾中国近一个世纪来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我们取得的成绩不小，但也有遗憾和缺陷。19世纪中叶，西方文化开始大量涌入中国。但是中国人接受西学，首先接受的是西方的自然科学，然后才注意到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最后才将目光转向西方的哲学文化，哲学是最后进入中国人的视野的。严复的《天演论》可以看作西方哲学进入中国的标志。这说明，中国人在接受“德先生”和“赛先生”之后，开始寻找与重视隐藏在西方科学与民主背后的深刻的思想原因。

但是，在中国人接受西方哲学的过程中，德国古典哲学起初并不受重视。据统计，在五四运动之前，对德国古典哲学的介绍只是零星的，有关文章并不多，但是到了五四运动之后，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翻译、介绍和宣传都达到了相当的规模，这是其他流派的哲学所无法比拟的。在接受德国古典哲学时，中国人重视的首先是叔本华、尼采和康德的哲学。国学大师王国维最看重叔本华哲学，希望用“纯粹哲学”解决人生观问题。蔡元培力主办新式教育，因而看重德国哲学中的教育和美育因素，人文主义的东西。五四运动时期，为了“打倒孔家店”和反封建的需要，尼采哲学中的藐视传统、反对偶像崇拜、宣传个性解放、毫不妥协的批判精神，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的思想定向。当时康德哲学思想的传播也形成高潮，不仅对“三大批判”有较系统的介绍，而且对他的天体论、自然哲学、宗教哲学、法哲学和教育哲学都有专文研究。马克思主义也在五四运动前后传入中国，被中国的激进分子所接受，获得了广泛的传播。20世纪30年代之后，由于黑格尔哲学

同马克思主义的特殊关系，黑格尔哲学受到了空前的重视，开始在中国传播开来，人们不仅翻译黑格尔的著作，还翻译外国学者研究黑格尔哲学的专著，写了许多介绍和研究黑格尔生平与思想的论著。可以说黑格尔虽然来得晚，单打有后来者居上之势。在这个过程中，费希特、谢林哲学也在中国得到初步的介绍与传播。

考察19世纪中叶至1949年年前中国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接受，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三个特征：第一，中国对西方思想的接受从来不是纯学术性的，他始终和中国的政治文化走向密切相关。当中国的原有意识形态不足以为中国的社会发展提供新的思想动力时，中国人必然向外寻找新的思想定向。所以，“学术”的命运常取决于“实践”的需要。第二，中国接受德国哲学的过程是与当时德国哲学的发展同步的。20世纪前后，德国盛行的正是以叔本华和尼采为代表的悲观哲学和人生哲学，还有新康德主义的认识哲学和价值哲学。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世界上传播开来，于是它也走进了中国，并得到广泛的认同。新黑格尔主义19世纪末在英国出现，然后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最后在20世纪30年代在德国达到高潮，它唤醒了沉睡多年的黑格尔哲学，中国就在这时接受了黑格尔哲学，而且主要是用新黑格尔主义的眼光来解读黑格尔。第三，与其他西方哲学流派相比，德国古典哲学在中国的到场最晚，但是很快就超越了其他流派，成为在中国传播最广、研究人员最多、在译著和专著的质与量方面都占明显优势的一个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