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产与接受研究的取向与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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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第2期 总第104期

新闻大学

JOURNALISM QUARTERLY 一、关于研究对象“文化”

“文化”众所皆知，但是却并不是一个能够被轻易解释的对象。它具有最复杂的含义，既包含了物化的内容，也具有精神层面的意义，由此难以被准确定义。对此，文化生产与接受研究取向于将“文化”视为一种非常具体的事物。它可以被生产与消费，这成为了基本的研究立场。这种取向来自于文化社会学尝试对“文化”进行精确定义的发展。在文化社会学的视野中，“文化”不是大而全的、万能的、无所不在的，而是可观察的，具体的，生动的。菲利普•史密斯（Philip Smith）非常精辟地总结了这一取向所共有的一些原则：研究具体有形产物的文化，比如一件艺术品，一本书，一个广播节目。文化是生产、传递和接受的讯息，分析的主要目标便是挖掘各种因素的作用，指出产生影响的方式。文化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存在有直接因果关系的系

统之中。具体行动者与机构之能动性也是分析的主要焦点。

[1]由此该研究取向并不强调文化具有某种固有的价值，不对文化产物进行价值判断。这种研究取向关心的是文化生产与接受的社会实践。

当然文化生产与接受研究对象的选择并不仅仅局限于某一具体的文化产品。研究的关注经常也会以一个泛化的概念出现，这些概念是就某一类文化形态进行的概括，比如能够指涉时空的概念：当代文化与传统文化，本土文化与异文化；强调受众特点的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或者是能够反映出具体的工艺和生产过程的术语：口述文化与录制文化等等。这些词汇在语义上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在展开具体研究之前，研究者往往需要对这些用词作出明确的定义。

【摘要】文化生产与接受研究是传播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该研究取向具有不同的学术传统，主要有媒介效果研究，文化研究，文化社会学以及新史学的路径。这些不同的学术传统在研究旨趣上有所差异。在具体的研究对象上，主要可以分为以大众传媒为代表录制文化的生产与接受以及其他日常生活领域的文化生产与接受。在方法论上，建构主义的思想对其有特别的影响。

【关键词】文化；生产与接受；建构主义

【中图分类号】G240 【文献标识码】A

文化生产与接受研究的取向与进路

周 立

（复旦大学 新闻学院，上海 200433）

·媒介与文化研究·[作者简介] 周立，复旦大学新闻学院06级博士生；上海音乐学院艺术管理系，讲师

二、文化生产与接受研究中不同的学术传统

文化生产与接受的研究具有不同的学术传统，主要有媒介效果研究，文化研究，文化社会学以及新史学的路径。这些不同的学术传统在研究旨趣上有所差异。在具体的研究对象上，主要可以分为以大众传媒为代表录制文化的生产与接受，如新闻，影视，小说，流行音乐等以及其他日常生活领域的文化生产与接受，如建筑，传统与习俗等。这里仅按照学术传统上的差异，就一些重要文献作一简要回顾。

1）媒介效果研究

媒介传播效果研究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其间。研究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分别出产了一些代表性理论。学者们最初持有媒介效果强大的信念，“魔弹论”是这一阶段的代表理论。这一阶段，传者的控制对整个传播过程的影响被视为具有决定性作用。但这样一种认识并未持续很久，学者们开始发现大众传播媒介的效果由于媒介的性质和它们在社会中的地位而大受限制。研究逐步摆脱了传者中心论的局限，开始转向以受众为中心。在这一过程中，从生产与接受的角度对媒介文化产品进行的研究也自然从生产主导转向了对接受的关注。这主要体现于使用与满足理论的提出。使用与满足理论站在受众的立场上，通过分析受众对媒介的使用动机和获得需求的满足来考察大众传播的效用。它强调受众的能动性，突出受众的地位。该理论认为受众通过对媒介的主动选择与积极使用，从而制约着媒介传播的过程。1974年，卡茨、布拉姆勒、格里维奇的论文《个人对大众传播的使用》总结了当时使用与满足领域所做的研究。

2）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是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建立的传统。其研究方向和学术成果被后人称为“伯明翰学派”或“英国学派”。生产与接受（或曰消费）是伯明翰学派理解文化的两个主要方面，其结果是文化生产最终被看作生产方式之一，这样就把文化从上层建筑拉回到基础中来，与社会经济生产和结构相联系。[2]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心解散，并与社会学系合并，而相应的研究传统并未因此而停滞。研究一度聚焦于各社会群体如何解读特定的媒体文本的接受研究，这其中电视节目成为文化研究最为关注的对象之一。阅听人民族志是这类研究主要的方法。

1980年莫利《全国观众》验证霍尔的阶级位置决定观众如何解码电视节目的主张，发现解读与阶级之间并非一对一的对应关系。研究发现文本解读方式并非任意，文本会使某些解读方式更容易产生。在后来的研究中，莫利开始关注文本与日常生活的互动。1986年的《家庭电视》讨论电视节目这个活动如何成为家庭例行活动结构中的一部分。1987年巴金汉对于英国肥皂剧东伦敦人eastenders的研究则强调观众的创造力和反思性。1987年约翰•费斯克《电视文化》关注正当化的大众愉悦以及观众对于文本的解读能力，认为应该抛弃阅听人的概念，转而关注观众控制观赏活动。[3]多萝西•霍伯莘在研究英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电视连续剧《十字路口》（Crossroads）时，就《十字路口》引起的争论，探讨了制片人和观众的关系，以及它的“所有权”问题。结论表明电视剧一旦播放，“所有权”就为制片人和观众共有，所以制片人无权单方面改动。[4]

以上研究说明消费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生产者，反映文化生产与接受必然是结合在一起的。文化接受同时影响了文化的生产。对此，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对媒介事件的研究指出媒介事件首先来自于组织者、电视台和受众之间进行的“协商”，然后是电视台对其进行“表现”，最后是受众在家庭对其进行“庆祝”。在此过程中，任何一方的缺席都可能导致事情的彻底失败，由此文化生产的维持需要靠组织者以及阅听人的合作。[5]

这些研究都一再表明和强调文化的接受不是一个消极，被动的过程。因此这些研究的主张是不能只是研究媒体的阐述，我们必须关注受众是如何使用文化产品的。至于这样一种使用对文化生产产生的反向作用在以上研究中还没有得到具体的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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