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埃及卖情趣内衣的中国商人

在埃及卖情趣内衣的中国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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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传奇》2015年第33期

“埃及男人看货物，接着就开始看女人，再接下来就逗乐子，开玩笑。”一名营业员赞许地谈起她先前的中国老板：“购物的时候，你能感受到卖家的想法。中国人不会想到女人的身体。”

《纽约客》网站近日刊出《探寻内衣的秘密——中国商人和资本全球化》一文。这篇由知名记者何伟撰写的文章从在上埃及地区出售情趣内衣的商人说起，谈及中国在非洲的商业和投资活动、“阿拉伯之春”（以“民主”和“经济”等为主题的反政府运动）后的埃及社会现状。

活跃在最保守的地区

上埃及是埃及最保守的地区之一。事实上，那里的穆斯林女性都戴着头巾，蒙面纱的也不少见，她们往往一袭黑衣遮住全身，只露出一双眼睛。

地处上埃及核心地带的艾斯尤特市位于尼罗河拐弯处，人口约40万。中国移民在此开办了3家商店，向当地人销售情趣内衣。三家商店的老板都来自中国东南部的浙江省，出售的产品大抵相似，其中不少价格低廉、颜色艳丽、极不实用，比如紧身衣裤、只遮盖胸部的睡衣和用羽毛装饰的丁字裤，还有拿挂着塑料金币的链子装饰起来的透视装。商品的品牌包括“笑姑娘”、“珊迪特内衣”、“热恋意式创意”和“性感时尚诱惑网”等。

在尼罗河河谷地区，通常每隔30-50英里出现一群中国内衣商，每群商人的数量根据当地人口有所不同。开罗之大足以承载数十人。

商人董卫平（音）在开罗有一家内衣工厂，他告诉我，他在埃及有40多位亲人，统统都在销售他的产品。别的中国人则为多家埃及人经营的内衣店供货。对这些中国人来说，内衣生意是他们在埃及生活的窗口。冬天比夏天好过，母亲节是极佳的商机，但最好的销售时机是情人节。

情人节时，在名为“中国之星”的店里，顾客多为男性，这在一年中都很少见。通常来说店内顾客只有女性，她们时常买些轻薄合体的服装，中国商人称之为“便装”。上埃及地区的女性不会在公众场所穿这种服装，但家中可以。这是服装市场利润丰厚的原因之一：埃及女性需要分别购置两套服装，一套在外面穿，一套私下里穿。一般情况下，她们还需要另一类服装，这类服装设计得比较性感。

店主陳雅莹（音）和丈夫刘军（音）一同经营商店。陈雅莹告诉我说，有的当地妇女一个月会来两三次，买走上百件睡衣和内裤，故而“中国之星”每两个月就得更换一批商品。待我问起缘由，商家们通常会说这是因为埃及男人喜欢性感的女人，但公共场所对着装限制重重。

在与顾客沟通中，“这一款我还有大号的”是一句重要的话，中国商人经常用到。埃及人偏爱“大”，他们通常生性欢乐，富有魅力。与此相反，中国人喜欢“小”，习惯于不事张扬。这种区别十分适合内衣交易。中国商人身份不高，所知甚少，更极少在乎什么——这一系列品质都容易令埃及顾客感到自在。

“中国之星”里一名营业员是当地人，她告诉我，当地男人卖内衣比不得中国男人。“埃及男人看货物，接着就开始看女人，再接下来就逗乐子，开玩笑。”她赞许地谈起她先前的中国老板：“卖货时他什么都不会想。”她说，“购物的时候，你能感受到卖家的想法。中国人不会想到女人的身体。”

将情趣内衣卖给新娘

“内衣方言”中最重要的词语是arusa，也就是“新娘”的意思，中国商人不断用到这个词语，但是给读成了alusa。在开罗的不少街区，中国商人背着一包包服装和内衣，挨家挨户地喊着“Alusa！ Alusa！”在中国的商店里，店主往往以此招呼潜在顾客。

情人节那天，有一位新娘走进了“中国之星”。她19岁，今年晚些时候打算举办婚礼，一同前来的还有她的未婚夫、母亲和16岁的弟弟。陈雅莹从货架上拿出一件件商品，“新娘，这个要不要？”她说，并把包装盒上“春蝶牌女式丝袜”的标签指给她看。新娘先看过丝袜，然后递给未婚夫，再递给母亲，最后是弟弟。

埃及人结婚一般由新郎购买房产和家具，新娘买小件家电、厨具和衣物，其中也包括内衣。2009年以来，中国和埃及签订了一项贸易协议，进口服装变简单了，市场兴旺起来，内衣店在埃及各地表现不凡。

董卫平是开罗最大的商户之一，他告诉我说，除了他在埃及的工厂生产的产品，每年他还要进口10个集装箱的女式内衣。在“中国之星”，那位新娘和她的家人花了一个小时，挑选了25套睡衣睡裤、10条内裤、10个胸罩和一条丝袜。她母亲付了钱，总共相当于360美元。她说婚礼前还会出来购物两到三次。有一回，陈雅莹拿起一件透视上衣和一条粉色丁字裤，问道：“这个怎么样？”未婚夫答道：“天哪，真漂亮！”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这样一个居住在外省的传统中产阶级家庭，购物过程中竟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尴尬。就算有，气氛也一直是单纯而愉快的，新娘看起来一点都不觉得难堪。我确信即便是最自信的亚洲女性，想到要和未婚夫、母亲和正值青少年阶段的弟弟一同购买内衣，也必然会觉得羞愧，更不用提还当着两位中国店主、一位服务员和一名外国记者的面。但在上埃及的其他商店，我也看到了类似的场景，新娘们通常都有家人或者朋友陪伴，这种习俗在人们心中似乎和性别无关。

关于新娘的地位，有件事情值得一提。中国商人有时对我说，埃及女人购买这些服装是因为她们晚上会为丈夫跳舞，我疑心这种想法更多地源自电影里的肚皮舞，而不是实际风俗。不

过在更具有象征意味的层面，这也许是真的。看到一位新娘在亲友陪伴下购物，我觉得新娘像是一件展品，而且正在为将来所要扮演的角色做好准备。在“中国之星”，我问新娘的母亲，她女儿婚后是否会当律师。“当然不会！”她说，“她会呆在家里。”口气很骄傲，就和埃及男人说起自己的妻子终日不出家门一样。埃及阿拉伯语中arusa一词的另一个意思是“玩具娃娃”，孩子们拿这个词指代用来穿衣脱衣打扮着玩的玩具。

女工只为赚钱结婚

实际上，中国只是埃及的第十二大投资国，而在埃及的中国人据估计约有一万。尽管如此，埃及却在中东地区扮演着极为重要的政治角色。中国的石油一半来自中东地区，中欧之间的商业贸易也多要经过苏伊士运河。

离苏伊士运河连通红海的地方不远，有个地方名叫埃因苏赫纳，中国的国有企业天津泰达集团有限公司在那里建起了中国-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目前已有50多家企业入驻合作区，几乎每位和我聊过的中国老板都在抱怨同一件事：找不到好工人，尤其是优秀的女工。

徐鑫（音）在合作区开了一家手机工厂，想要针对当地市场生产价格低廉的手机。“这项工作需要纪律。”他说，“埃及男人太不安份，总爱四处闲逛，根本没法集中精力。”他想雇用女工，但很快他便发现，能雇到的只是未婚女工。人员流动率极高：多数女工一旦订婚或者结婚就会离厂。更糟的是，埃及女工不能住在宿舍，因为埃及人认为青年女子夜间离开父母是不恰当的。女工们不得不乘坐公交车往返于苏伊士市和合作区之间，一天的工作时间多了3个多小时。这样一来，他没法在生产线上实行多班工作制，一年以后，他关闭了工厂。

别人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埃因苏赫纳，我认识了一位年轻的老板，他叫吴志成（音），面向埃及市场生产价格便宜的塑料餐具。他的流水线上雇佣了大约20名女工。他说，埃及女工的起点便和中国女工不同：“她们不像中国的女孩子们那样想要逃离什么，在这里，她们工作只是为了赚钱。吴志成厂里的不少女工攒下钱财，专门为了购买内衣一类商品，然后步入传统婚姻的殿堂。关于埃及女工，吴志成得出的结论非常简单：她们缺乏最基本的意愿来逃离熟悉的事物，因此不大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她们的生活。我常听到中国企业主们发出这样的议论，在西方人看来，他们显得见利忘义，因为按照西方的设想，一切局外人都该乐于看到埃及改革。

但也许中国人的看法更加清醒，因为他们看到了埃及实际的样子，而不是他们所希望的样子。2011年革命期间，西方人往往坚信自己见证着一场强大社会变革的兴起，在埃及的中国人却感受到了一个弱势国家的崩溃。按照中国人的看法，埃及的根本问题不是政治，不是宗教，也不是军事，而是家庭。丈夫和妻子，父母和子女，在埃及，“阿拉伯之春”丝毫没能改变他们之间的关系。家庭关系不变革，谈论革命就毫无意义。

（澎湃新闻网2015.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