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哲学思想的起点

探索当代中国哲学的精神和发展道路，建立有中国特色并能自立于世界的当代中国哲学形态，是我国哲学工作者已经自觉到的使命和雄心。经过思想解放运动以来二十多年的再次向西方学习，我们对现代西方哲学和西方哲学史有了更为全面和深入的了解，中国哲学论坛的概念、范畴和话语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一定意义上说，无论是面向文本的学院化研究，还是面向中国事情本身的哲学思想，作为中国学者的研究和思考成果都是当代中国哲学的组成部分，其研究和思考的深入与展开也在展示着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但是，如果从建立自立于世界哲学之林的当代中国哲学的目标来说，我们似乎又得回到某个思想的起点，重新打开当代中国哲学的视界和道路。

至少从康德以来，这种清理哲学地基的工作就是哲学的家常事务，每一重要的哲学理论都要重新筑基、开路，自觉地建立当代中国哲学亦是如此。一般地说，这是因为哲学的性质使然。理论要彻底就得抓住根本，就得从根本做起。哲学就是一种追根究底的理论。具体说到当代中国哲学则问题更为复杂。首先，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等从批判西方哲学的视界出发，认为哲学就是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哲学，哲学是西方特有的知识形态，东方无哲学而只有思想。如果认同这一论断，我们就只能说当代中国思想或者说当代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而不能说当代中国哲学。在我看来，“哲学”和“思想”的划分在海德格尔和德里达那里是有原则意义的。它在海德格尔的使用中，意味着超越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的另一种思想的可能性。但如果把这一区分看做是东方、中国有无哲学的实质论争则是没有意义的。哲学就是思想的事业，哲学也可以说是用思想把握世界的文化形式和在世方式，有思想即有哲学，只是思想把握世界的方式不仅是西方哲学一种而已。其次，当代中国哲学的基础和道路的寻求，其难点恰恰在于如何找到不同于西方哲学或传统形而上学的另一种思想的起点，即一种新的思的视界、方向、态度和感受方式。

现代西方哲学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哲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使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了柏拉图到黑格尔乃至尼采的西方哲学的思的路径与方向。西方哲学史是一部哲学范畴史，也可说是黑格尔意义上的逻辑学。用思维范畴及其演绎规定存在，把整个世界纳入到范畴的控制和演算之中，这是西方哲学的本质特征，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主体形而上学，德里达所说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列维纳斯所说的“自我学”。这几位西方哲学的伟大批判者都试图消解传统形而上学的定向和束缚，给西方文化开辟一条新的思想通道，为思想找到一个“他者”或“异在”，避免思想同一性对世界的笼罩和控制。现代西方哲学对另类思想的吁求和召唤，使古老的东方思想具有了可能的世界意义。这也要求当代中国哲学必须回到东方思想的源头，耐心地清理东方思想的态度、视界和思之方向。

胡塞尔对自然态度与理论态度的区分，显明了现象学的思考方向，这实际也是对希腊哲学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粹理论态度的继承。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把哲学或形而上学视作不为任何实际功利目的而仅为惊讶与好奇的纯粹求知欲望所推动的理论思考，它所成就的是没有实际功用的纯粹理论知识。胡塞尔所说的这种普遍的希腊理性精神，推动和促进几何学、数学、逻辑学等形式科学与思辨哲学的发展，同时也为各种经验知识的系统化提供了基础和动力。应该说，惊讶、好奇这种求知本性是普遍的人性倾向，是人类思维固有的态度和方向。但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我们却较少看到对这种人性倾向的理论自觉，这可能因为如果缺少必要的逻辑规范和经验支持，纯粹的理论兴趣会导向无限理性追逐的虚妄、怪诞，或者导向怀疑主义而摧毁理论兴趣。最为重要的也许是因为奠定东西方思想视域的最初思想家基于不同的人性理解，把思想的“视轨”引向了不同的方向，以致后来的中国哲人难以回到西方哲学的思之起点，难以领略希腊哲人所走向的思想道路。所谓不同的人性理解就是对思的能动性或意识能动性的理解。古代中国思想家也许因为缺少希腊哲学家的闲暇和良好的社会秩序，他们把思想的目光聚集在人生的修养和天下的治理上，从而，不是好奇心而是好德心成为思想家的人性自觉。孔子感叹很难看见“好德如好色”的人，孟子也把道德人格和理想社会的人

性基础确定为人的“良知”、“良能”。珍惜、发掘、扩充人心固有的德性、佛性、真性等，把东方思想引向了不同于希腊理性的方向，从而在东方思想中就不能出现纯粹理论态度的哲学。

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思想的起点所确定的“视轨”和“方向”具有难以逆转的力量，它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历史命运。海德格尔和许多哲学家一样难免夸大哲学的历史作用，但一个民族的思想奠基确实是十分重大的事情，它规定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理解方式，更重要的是它也规定了人们的表象方式和感受方式，也就是说它使人们看到了不同的世界。以纯粹理论态度面向世界，追究事物的原理和原因，即无实际利害和情感的纷扰，世界就可以被规定在价值中性的范畴结构之中，世界就是一个没有情感色彩的几何学式的世界。而以德性的态度面向世界，寻求在天与人、内与外、知与行的统一中实现生命的潜能和意义，那么一切事物均被表象在德性之思的视域中。所谓“当下即是”，担水劈柴皆有妙道，所谓“慎独”、“吾日三省吾身”，一切都具有了道德修养或佛道修炼的意义。从而世界就是道场，是熔炉，是人获之于天的德性、佛性、真性得以充实、弘扬的道德世界。

在中国的古汉语中，思或思想大都具有思念、怀恋、追忆的情感意义，这似乎很接近海德格尔对思的词源学追寻所获得的见解。思念、怀恋是存留、持存、看护、守护，而不是对事物存在的规定和计算。思是存留，所谓思则得之。对亲人、友人的思念，对美好生活场景的追忆，都把这些滋养精神生命的东西存留心田，到场显现。在儒家的学术传统中，其所思所想更关注的是“道心”或德性的存留。儒家的所谓十六字真言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正因为道心、良知、良能、好德之心极其精微，容易被遮蔽和遗忘，所以才要不断反省、不断怀念、不断唤醒，即不断地思想。思想是对德性和道心的精心看护、守护。儒家的修养论所强调的存养、慎独、内省、求其放心、返身而诚等等，都是思想，也都是功夫，其要旨即在于良知不泯，灵性不失。失去了道心的灵光，人即为非人，人也失去了人的道德世界。

中国哲学开启的思的视界，也规定了人们对自然、他人和世界的感受方式。“天命之谓性”，德性、道心获之于天，表象于心的天、人和世界也有道德的光辉和意义。四海之内皆兄弟，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情相通，人心不隔。中国古代也有蛮夷之分，但主要不是人种学、政治学的区分，而是文化与文明程度的区分。《易经》所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诸葛亮“七擒七纵”，目的就是要化蛮为民，使其化入中国文明的世界。以人文而化成天下的文化中国的理念，基于德性之思的视界，基于人人皆有德性或佛性的人性理解，从而也就有了天下大同、四海一家的全球感受方式。德性之思视界中的自然也与人相亲相属。海德格尔迷恋的乡情在古代中国达到了可能是最大的情感深度，甚至可以说成为中国人的文化标志。乡土乡音，梦绕魂牵，个体生命惟有在熟悉、亲切的乡土中才能获得此在的坚实的存在感。这不仅区别于对自然价值中性的理论态度，把自然价值化、资源化的技术态度，也不同于西方美学的审美态度，而是人与自然根本相通、相伴而生、共同成长的存在论态度，作为家园的自然被感受为生命成长的摇篮和沃土。

中国哲学的德性之思是存在论、修养论、知识论、道德和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等的统一，用现代哲学的学科视野无法归属和穷尽它的意义。但作为一种超越的或形上的思考，可以说它为人们特别是为精英知识分子提供了种种人生理想、社会理想和文化理想，引导着民族精神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方向。由于其历史悠久，稳定相传，它也一定程度地如风行草上，化民成俗，成为普通大众的深层心理结构，或者说规定了中国人思想的视域、方向和感受方式。仅就儒家思想来说，良知、良能的德性是对人性的先验设定，道心、天理是天人合一的存在论前提；把人心固有的仁爱之心、好德之心充分地践履和实现，是一个漫长的修养过程，也是圣人、君子的人格理想；道德人格的完成也需要慎思明辨，学问渊博，如此才能中节中道，这是中国特色的知识论；儒家关心社会治乱和人民的祸福，希望君王能知仁行义，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