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213 尘封的耶鲁大学与湘雅医学院的历史关系

尘封的耶鲁大学与湘雅医学院的历史关系

（一）是谁惹来了耶鲁？

耶鲁是美国的著名大学，培养出的历届总统、国务卿、参众议员不计其数，获诺贝尔奖金的科学家也不计其数，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那么耶鲁与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湖南有什么关系呢？这却是很多人所不知道的。湖南省会长沙市内有一所历史悠久的医院——湘雅医院，它的对面隔着马路，就是并校后归属中南大学的湖南医学院了，而湘雅医院一度叫做“湖南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其实湖南医学院在解放前一直叫做“湘雅医学院”的。所以“湘雅”既是医院之名，也是医学院之名。那么“湘雅”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湘”字不难理解，湖南省之简称也，自古如是；而“雅”字呢？那本是“雅礼”的缩称，而这“雅礼”不过是“耶鲁”（Yale）的旧译而已。如此说来，“湘雅”医学院及附属医院，自然就是“湖南耶鲁”医学院及附属医院了。其实更值得一提的是，湘雅医学院是中国规模完善的第一所现代医学院，而湘雅医院也比声名赫赫的北京协和医院问世还要早上六年！

那么又是因为什么原因，中国的第一所现代医学院竟设在了远离政治经济中枢的湖南长沙，而不是在首都或是开风气之先的沿海呢？这就说来话长了。湖南这个地方有两个特点，一是富庶，自古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谓；二是人不安分，敢为天下先者众多，所以才有“无湘不成军”和“亡中国除非先亡湖南”之说。戊戌年那个孤身威逼武人袁世凯杀西太后不成，事败可逃而不逃，偏要以身殉难的谭嗣同，就是湖南人的典型标本，更不必论前之曾左，后之毛刘了。说这么几句题外话，为的是要说明，把“耶鲁”给惹进湖南，说到底还是湖南人自己这点犟脾气。晚清国事日非，列强环伺，教案频起，湖南便适时出了个按捺不住的周汉。周汉，字铁真，宁乡人，曾入左宗棠幕府帮办营务，升陕西候补道，后因病返湘，寄居省城长沙，在宝善堂刊印图书。光绪十四年（公元1889年），周汉由于耳闻目睹西洋传教士来华日多，内中颇有包揽词讼、强占田产的不法情事，乃刊刻了一本专以反洋教为目的的通俗图册，题名叫做《天猪教》。之后周汉一发而不可收，秘密刻印散发类似的反教宣传品长达十年之久，且种类繁多，数量惊人，流布于湖南全省，乃至于长江流域，华北西北，均有人暗中传阅。周汉的言论中，不外乎称世间只有儒释道三正教，其余皆为邪教、妖教、“天猪教”（取天主教之谐音）；洋人来华只是想“谋中国江山，剥中国银钱，害中国性命”；说洋教士拿中国人剜眼、割肾、取胎、切奶，无恶不作；国人自应“崇正黜邪”、“杀身报国”，以卫道保种云云。周汉的宣传品对于催生后来的义和团灭洋风潮，应有相当之作用。周汉的免费宣传一干十年，清廷与各国传教士竟然俱不知何人所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洋人的催逼

下明察暗访，发现这些印刷品多来自湖南长沙，终于侦知周汉其人。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洋人和上峰的双重压力下，按李鸿章给出的主意：“以别项劣迹，奏明酌量办理”，给周汉扣了一个“疯癫成性，煽惑人心”的罪名，将他“照疯病例”留狱长期拘押监禁，时在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8年）。说起来思想政治犯另拟罪名定谳，以防人之口，真是由来已久呢。周汉被囚，是在庚子之变前，但他的影响却及于庚子之后。当京城和华北的“拳乱”闹得汹汹然，而后八国联军登陆大沽口，进军北京解使馆之围，迫使“两宫西狩”的时候，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联络两广总督李鸿章，与洋人搞起了“东南互保”，其实是以理性的态度拒不执行慈禧与所有洋人开战的“乱命”，极力保持洋务运动好不容易才开创的现代化进程，这份苦心在乱平后是连老佛爷自己都不得不称赞的。可站在类似周汉的“华洋不两立”的顽固立场上来看，则“谓朝廷误信李、张则可，谓朝廷误信拳民则不可”（湖南邵阳欲组军“勤王”的贺金声语），所以“盖天下百姓之于洋人，莫不恨入骨髓，思图报复。向之所以未发者，畏李、张得挟天子以防制之”（出处同前）。在远离北方战乱中心的湖南，竟连续发生逆张之洞等维持和局意图的事件：衡州教案、辰州教案、贺金声欲组军勤王案，表现出强烈的仇洋情绪，恐怕不能说与周汉此前的大力宣传无关。于是张之洞处于微妙的局势之中，自然不得不委曲周旋，对内弹压，对外解释，虽勉力平息事态，却留下了“奴颜媚外”的骂名。

湖南人顽固排外的名声远播，竟然传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耶鲁大学，激起了一群同样倔犟的美国年轻人的传教热情！他们属于此时刚刚成立的“雅礼中国协会”(Yale-China Association)，一成立就积极筹集资金，争取教师支持，到1902年共募集一万七千美元，成立了“耶鲁外国传教团”，建立了“耶鲁中国计划”（Yale in China），决心在中国纵深地区推行基督教教育，要“为上帝，为远东的兄弟们的福祉，贡献名曰‘耶鲁精神’的那种力量”，他们发誓要将基督精神发扬光大于最保守排外的湖南！而绝不愿意坐享其成，去诸如北京上海那样看起来更适合开展工作的地方。他们奔的就是长沙这个“散布以暴力手段对付传教士的言论中心”，真有点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呢。这大概就是“两个文明的冲突”？鉴古而知今，一百年前湖南“犟驴子”们保种卫道的执拗，比之今日之中东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何如？而当年耶鲁学子们的传教热情，比之今日小布什不惜动用武力，必欲向全世界推行其价值观的“牛仔外交”又何如？真个是后之视今，犹如今之视昔乎？噫嘻，悲夫……

（二）两个前仆后继的美国年轻人

1902年，雅礼会中最热心的积极份子劳伦斯·萨尔斯顿(Lawrence Thurston)携夫人前来中国考察。他在学习了中文和调查了大量已经在中国扎根的传教士后，决定雅礼中国计划的重点应该是建立一个以医学为主的教育机构。他知道这个计划规模宏大，不会在自己的有生之年

完成，但这并不妨碍他沉醉于自己设想的美好前景之中。萨尔斯顿不是没有考虑过湖南以外的建校地点，他曾骑着毛驴去山西进行了艰苦的调查。然而，萨尔斯顿最终仍确认湖南才是个有特殊前景的地方，那里当时有2千1百万人口，以反洋情绪强烈著称，而这正是湖南人吸引萨尔斯顿的地方。他认为湖南人“有很强的阳刚活力、天赋领导才能、高度独立能力、非常吸引人为其工作”。不幸的是，萨尔斯顿的健康迅速恶化，被诊断身患肺结核，不得不在确定校址之前返回美国。在返回美国的海船上，萨尔斯顿悲伤地写道：“离开中国折断了我的每一根心弦，返回中国是我们的决心。我在祈祷我的回国能激励一些耶鲁学子履行自己的责任和权利，而不是使他们灰心丧气。”他到达加里福尼亚后不久就病故，年仅29岁。雅礼会并未因萨尔斯顿的夭折而停止自己的中国计划，它仿照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印度设立传教会的方式，也在中国设立雅礼会，并发展会员。经一番选择与甄别，雅礼会决定邀请正在印度孟买行医的爱德华·休姆（Edward·H·Hume）代表雅礼会，到湖南行医，建立传教的立足点。然而休姆因祖父、父亲都在印度工作多年，此时他自己已在孟买开设了一家医院，视印度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他不愿去陌生混乱的中国湖南。可雅礼会自有做思想工作打动休姆的办法：他们承诺让他去办一家最新式的现代化医院，而且在时机成熟时，要开办一家像休姆的母校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那样的医科大学。这个诱惑太难以抵制了，特别是对于休姆这样一个年轻有为、事业心极强的医生来说。休姆专为此行学习了一年汉语后，终于在1905年携娇妻幼儿登船浮海而来，于次年岁初抵达长沙，这时他的年龄恰与萨尔斯顿去世时的年龄一样：29岁。就好像这两个年轻人并非前仆后继，而竟是一个人一样！休姆从此以汉名“胡美”为中国人所知。他为自己取这样一个名字，是否在表示我是一个为湖南服务的美国人？此种臆测已无从证实。只知他在与中国人打交道时谦和有礼，常躬身自我介绍：“敝姓胡，胡美。”

（三）在“抢米”风潮中

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光绪、慈禧两宫接连崩逝，大清朝风雨飘摇，而天灾也接踵而至，似乎真如汉儒董仲舒所倡言之“灾异说”，人主失道，必干怒于上天而降灾示警。湖南濒临洞庭湖的产米区，因洪水泛滥，十垸九溃，大面积绝收，造成米价飞涨。而当时在湖南一带从事贸易者，资金最为雄厚的是英、美、日等国商人控制的洋行，他们以牟利为首要目的，本是遵循商业资本运行的逻辑，在平时倒也无可厚非，可在大灾之年，弄得不好就是犯众怒的事情。此时的湖南巡抚是曾亲身护卫西太后逃往西安的重臣岑春煊的亲弟弟，名叫岑春蓂，他与各国洋行订约，允许洋行通过本省行商，深入产米区直接搜购，购得之谷米一部分经广州出口，一部分转运各大城市赚取差价。可岑抚此政一出，便与湖南本省的米商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