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中心治理理论视角下解读舒位的济世思想

多中心治理理论视角下解读舒位的济世思想

多中心治理理论起源于西方的经济管理领域，之后的研究逐渐蔓延至文化、政治治理等领域。最早提出“多中心”这一词语的是出生于匈牙利的社会学家卡尔?博兰尼。对多中心治理理论与人类社会公共管理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并得出相关理论的是2009年10月被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政治学学者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夫妇。“在《多中心》一文中，奥氏提出民主社会的重要特质是决策权能广泛分散，个人有充分的裁量权或自由，政府官员的行为受到有效且常规的约束，民主社会的活力取决于社会治理中存在着实质的多中心因素。与多中心秩序对立的是指挥秩序为一元化的单中心秩序。在指挥秩序中，下级便会扭曲信息，取悦上级，信息丧失和扭曲会导致失控，绩效与期望出现差距。”笔者在阅读清中叶著名诗人舒位的作品时，发现其对政治的构想已涉及到多中心治理理论知识，故藉此理论解读清中叶著名诗人舒位的济世理想。

舒位( 1765-1816 )是清中叶著名诗人，字立人，号铁云，与王昙和孙原湘两人并称“江左三君”，又称“乾隆后三家”，王英志先生在其著作《性灵派研究》中将他列入“性灵派”得力干将。铁云自小勤奋读书，十四岁面见安南使者赋《铜柱》，得“中国才子”之名。其自小胸怀大志，锐意进取，高唱“东山著屐人，但为苍生起”； (《读史一首奉怀薏翁先生并送出宰青海》卷三）渴望有机会

投笔从戎为国家建功立业，“我时倘投笔，定可勒铭还”；（《昆仑关作》卷一）决心为了实现自己的济世理想，就算要“翻身入虎穴”（《古剑篇赠人》卷二）也在所不惜。

一多中心共同治理太平盛世的理想

明君、贤臣、勤民是舒位济世理想中的三个主要因素，明君居首。舒位深受儒家学说的影响，故其理想中的君王是既有古代圣贤尧舜的英明，又具备“天心”和“仁爱”，“至尊尧舜君，屡诏振聋聩。皇极是训行，天心乃仁爱”（《寄陈笠帆中丞》卷十六）。舒位所说的“天心”指的是上天的意愿，即要求君王遵循上天的意愿，多做有利于社会发展、顺应家国民生的事情，同时要对民众有仁德厚爱之心。他在《新里行》诗中云：“梁人筑新里，梁人不能有。秦人不自哀，乃为新里守。国家之守守在德，不在池深与城厚。新里新，梁国奔。长城长，秦国亡。”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家的存亡不在于城墙的深厚、长短以及是否坚固，而

在于君王能否以德治国、以德服人。其次，是贤臣。舒位《寄挽沈松庐先生》（卷九）中记录的贤臣代表沈启震是浙江桐乡人，历官山东运河道，嘉庆四年，启震养病禾中却因诏带病治河并且“治水奏河平”。然而，第二年当朝廷授启震山东河道备兵时，“解节敦移疾，抄方验养生。出山传诏促，治水奏河平。地尚留棠憩，官应比济清。东方千骑在，肠断写铭旌”，这位长于治水的循吏却因为治水病情加剧而与世长辞。然后，是勤劳的民众。舒位认为勤劳的民众是建立和维持封建盛世的又一重要因素，面

对恶劣的地理环境，他经常会想起燕地旱涝灾害、贫乏的水利设施、辛勤劳作的百姓却颗粒无收的痛苦；面对纷纷扬扬的大雪，他常想起那些勤耕细作的农民“令我忽忆南亩之农夫，黄蓑绿笠

纷耕锄。平田漠漠播牟多，崇墉楷楷思黍秫。叱牛穷巷劳牧竖，养蚕阖屋愁小姑”《雪珠》（卷二）。在舒位建构的政治理想中，只要有开明圣听的君王、贤良勤政的臣子以及辛勤耕作的民众通力合作就能共建太平盛世。

从多中心治理理论的角度来看，要建立一个和谐的太平盛世，就需要三个主体因素的共同努力：即皇帝要根据民众的切身

利益制定合理的政策制度，这些制度能确保皇帝、官员与下层民众形成长期稳定的和谐关系。为了维持这种上下、官民的和谐关系，皇帝还需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地区，调整赋税、兴修水利、赈灾救灾、抵御侵略等利民政策；贤臣则需上能领会圣旨，下能体察民情并积极引导民众进行农业生产；身居底层的民众需勤劳勇敢、精耕细作，还要注意环境的保护……当作为封建社会主体的帝皇、臣子、民众三个中心因素围绕着和谐的政治理想而付出的努力都得到了相应的回报，长治久安的太平盛世将能够长久维持。从这个角度上来看，舒位建构的明君、贤臣、勤民三者只要通力合作就能共建封建太平盛世。然而事实并不如此！

二残酷黑暗的现实

首先君不仁。在中国，封建社会实行的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地主阶级专政政权。这种专制政权的基本特征是“把国家

一切政治权利，诸如行政权、军权、司法权、立法权、财政权、监察权、选拔用人权等，高度集中到中央政府，最后集中到封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和代表――皇帝的手里，形成最高的、唯一的、绝对的政治权力即皇权。皇帝任命各级官僚机构的人员，令他们秉承皇帝的旨意办理政事、统治人民。”居于这种政权金字塔最上方的统治者一方面要压迫、剥削、镇压人民，另一方面要组织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在这个管理机构中，强权是其最基本的治理方式，地方政府和官员对皇帝负责，皇帝可随时任命罢免官员、处置百姓。由于皇帝权力的高度集中，其个人政治品质的优劣往往就决定封建中央集权制度行使的优劣。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发展到顶峰的时期，此时清政府入主中原，为了钳制汉人，震慑汉族知识分子，史称“康乾盛世”两朝的天子大兴文字狱，仅乾隆一朝，就有130 左右起。统治者动辄诛杀文学作品的作者，重者株连九族。清政府的高压政策使得民不聊生，阶级对立日呈尖锐，各地农民纷纷举起起义大旗：

乾隆三十九年山东王伦领导当地的农民起义；乾隆四十六年哲合忍耶回民起义；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领导台湾农民起义；乾嘉年间川陕楚白莲教掀起了大规模的起义；嘉庆二年贵州苗民起义自身的遭遇和残酷的现实使得诗人深深的失望与愤慨，这种失望、感慨和济世之心糅合在一起，成为一种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包括政治忧患和自然忧患，它使得舒位处于一种出世与入世的矛盾之中。而由于时局的限制，他的政治忧患意识更多的表现为一种“忧叹”，而这种“忧叹”则又进一步反映了他契而不舍的入世精神。此时的舒位载运心灵

搏动、直面世道人生的血性文字较少，

“忧生之嗟”的文字亦不敢直面当朝统治者，只能借写古事发今愤，如“仕宦朝中如酒醉，英雄末路以诗传”（《向读文选诗爱此数家不知其人可乎因论其世凡作者十人诗九首》卷八），严迪昌在其《清诗史》中评价舒位以“论古人之世，实即讽自身所处之现实。这是一种天理不公的格局，昏聩之徒踞于中朝，’英雄末路’只能’以诗传’！”古代臣子为君王鞠躬尽瘁，而君王一

旦事成疯狂杀害贤臣。对此，伤时忧国却身居下层的诗人舒位只能借凭吊古人而痛苦地发出悲叹“君不见夜斩大蛇作天子，晨听

牝鸡杀猛士。天子万岁猛士死，大风萧萧吹不止”（《歌风台》卷十三）。

其次臣不贤。正如史上流行的话语“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千里为官只为钱” 一样，那些拥有特权的官吏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治、经济特权对上惟命是从，对下巧取豪夺。如舒位在《象生花》（卷三）中所描绘的：皇族中的皇妃、公主、达官贵人的妻妾均把“象生花”镶嵌于帽子上作为身份的标志，地方官员为

了取悦皇族，强行在民间征收“象生花”赋税，“一枝花当十户赋，几朵云收数乡税”，凝聚着民众辛勤血汗的税收变成了开在贵妇人头上的花朵，而花开瞬间即“滑落委泥沙”；在《捉虎行》

（卷一）他又写道“鬼门关前”，“猛虎捉人如捉鬼”，官吏们却

熟视无睹、无动于衷，深受虎害的人们将老虎打死后却战战兢

兢，担心“县官来收虎皮税。官来收税尚犹可，吏食尔虎如食菜，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