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第十六章 新诗[二] 现代文学三十年 尹康庄教授课堂课件

第十六章新诗(二)

第二个十年新诗发展的基本格局是中国诗歌会诗人群与后期新月派、现代派两大派别并行、竞争的格局。

一中国诗歌会诗人群的创作

中国诗歌会成立于1932年9月，是左联领导下的一个群众性诗歌团体。它承续了蒋光慈为代表的早期无产阶级诗歌传统，其创作又是本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个部分，它的前驱诗人是殷夫，这个以自己仅22年短暂的生命书写了革命诗歌的的著名篇章的人，显示了这样一个开端：创作与革命政党、政治在思想与组织领导上的密切联系。鲁迅曾高度评价殷夫的创作：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

蒲风则是中国诗歌会诗人群的代表诗人。这个仅活了32岁的诗人创作极为丰富，先后出版了十多册诗集，代表作《茫茫夜》及首篇叙事诗《六月流火》，还有《我们迎着狂风和暴雨》、《钢铁的海岸线》。还有杨骚、柳倩、穆木天、焕平、田间等诗人。他们的创作共同体现了三个特点：一是迅速反映时代重大事件，表现工农大众及其斗争，强调诗歌的直接鼓动作用；二是加强创作的理性化与主观性，强调“自我”在“集体”，“小我”在“大我”中的融合；三是在艺术上大都采取直接描摹现实的方式。这三个特点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时代的要求。其意义与贡献与左翼文学是一致的。但包含着思想大于形象，乃至成为时代精神“传声筒”的不足，和对诗人创作个性漠视的缺憾。他们倡导的“歌谣化”可谓是左联领导的“文艺大众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在强调诗歌成为“群体的听觉艺术”的同时，也存在对“普及”与“提高”关系的偏狭理解。

这时成名的臧克家，虽然不是中国诗歌会诗人，但在关注现实这一点上与后者有很多相通之处。在艺术上，臧克家接收了新月派的影响，在作品内容上却表现了对下层人民的关注。第一本诗集《烙印》，显示了他的创作风格，其中的《难民》、《老马》、《洋车夫》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到了第二部诗集《罪恶的黑手》，艺术个性反而减弱了。

二、后期新月派的创作

后期新月派以1928年创刊的《新月》新诗栏和1930年创作的《诗刊》为主要阵地，主要成员除前期新月派的徐志摩、饶孟侃、林徽因外，就是南京中央大学生陈梦家、方玮德等为基干的南京青年诗人群。徐志摩仍是他们的旗帜。

较之前期，新月派最明显的变化是放松了对格律的重视和追求。这点可从徐志摩在1926年6月《晨报》“诗镌”停刊时发表的《诗刊放假》一文看出。1931年9月，后期新月派的另一位代表陈梦家编选《新月诗选》，在被视为后期新月派创作主张宣言书的序言里明确宣称“情绪的空气不容许格律来应用时，还是得听诗的意义不受拘束的自由发展。”这样后期新月派就由大多作品的字句整齐，走上了形式自由的路。与此同时，他们强调诗创作应是超功利的，自我表现的，把象征派的“纯粹诗歌”立场接了过来。由于主张创作回到内心世界，他们格外注重诗的抒情性。徐志摩的作品是如此（《再别康桥》是代表之一），其他诗人的创作更是如此，在陈梦家、孙大雨等人的作品中，更出现了对大都市的病态、现代人的精神异化等内容。与新感觉派小说十分接近。

后期新月派还继续了对“十四行诗”的转借与创造（前一个十年将其译名为“商籁体”），孙大雨、饶孟侃、李惟建、陈梦家、卞之琳、林徽因、方玮德等人有试验作品，徐志摩、梁宗岱以及这时已主要从事艺术研究的闻一多，则有理论探讨文章。在他们的带动下，形成了十四行诗试验写作的热潮。在后期新月派看来，十四行诗与中国传统的诗体形式有不少“契合点”；而他们的倡导与实践无疑为新诗的形式创造提供了新的经验。

三、戴望舒、卞之琳等现代派诗人的创作

现代派由后期新月派与前些时候的象征诗派演变而来。戴望舒1927年写的《雨巷》已经显示了新月派向现代派过渡的趋向。1929年《我的记忆》则成为现代派的起点。1932年5月《现代》杂志创刊，成了现代派独立与成熟的重要园地，“现代诗派”也因此得名。以后戴望舒主持的《现代诗风》和他与卞之琳、梁宗岱、冯玉主编的《新诗》先后创刊，进一步扩大了现代诗派的影响，至1936、1937年间达到极盛期。除上述诗人之外，还有施蛰存、何其芳、废名、林庚、李白凤、金克木等。而《现代》主编施蛰存的《又关于本刊中的诗》可看作现代派的宣言，其所声言的一是写纯然的诗，这是对象征派“纯粹的诗歌”观念的承接；二是写“现代”的诗，就是对“现代生活”的“现代（感受与）情绪”和“现

代词藻（语言）”所决定的“现代诗形”两方面的结合。

具体说来，现代派的创作在相当程度上像新感觉派小说，以诗歌为中国诗坛提供了“现代都市风景线”；而现代派对中国诗坛更重要的贡献，则是他的创作与中国传统诗歌美学有着深刻的联系，多数作者都体现出“意”与“象”的浑然，“人”与“自然”的合一，追求“华美而有法度”，在中西融合中使得象征主义的艺术表达方式和表现手法具有了明显的的民族化特征；既对早些年的象征诗派有所超越，也对新月派的秾丽、严谨有所变异。

除了其领袖人物戴望舒的创作外，“汉园三诗人”的创作也具有代表性。1936年三位青年诗人何其芳、李广田和卞之琳将自己的诗集合集为《汉园集》出版，其中的作品更加锋明地表现出中西诗象融合的美学追求。三人中又以卞之琳的创作更为引人注目。他广泛汲取唯美象征主义诗人尤其是瓦雷里、艾略特的养分，又继承了中国古代的李商隐、姜白石、温庭筠等人艺术真味，使作品常常蕴含某种哲理，读后引人深思，耐人寻味，如《断章》；同时，他又创造性运用中外小说艺术手段，完成了“诗的非个人化”。所谓“非个人化”，就是诗人主题的退出与模糊，使抒情客观化，思想亦找到“客观对应物”，为《一个闲人》、《一个和尚》等作品，抒情主人公都隐匿在描写对象之后，对人间真相做冷眼旁观。

另还有“智慧诗”作者废名，他的作品渗透禅理禅趣，又对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表现手法的借鉴，代表作品是《十二月十九夜》。

林庚则在诗体方面努力探寻，这就是从现代生活语言节奏的把握与中国传统诗歌形式发展的经验探讨中，去寻找新的格律诗，由此写下了《北平情歌》等作品集。其间有对前期新月派的继承，但在发扬民族诗歌美字方面，又对前期新月派有所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