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讦道学与对程朱理学的修正

攻讦道学与对程朱理学的修正

作者：吴波

来源：《浦松龄研究》2008年第01期

摘要：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对宋儒学说特别是“讲学家”极尽讽刺揶揄之能事，其贬抑批判态度极其鲜明。但从本质上言，纪昀对宋儒学说并不完全持否定态度，他所批判否定的主要是伪道学，他同时在不断地修正宋儒学说，使之达到在他自己看来更加理想的境地。

关键词：阅微草堂笔记；道学；程朱理学

中图分类号：Ｉ207．41 文献标识码：Ａ

在《阅微草堂笔记》中，纪昀对宋儒学说特别是“讲学家”极尽讽刺揶揄之能事。对此，后来的评论家颇有訾议其“有伤忠厚”者。如《射鹰楼诗话》二十中即云：“其托狐鬼以劝世可也，而托狐鬼以讥刺宋儒则不可。宋儒虽不无可议，不妨直说其弊，托鬼狐以讥刺之，近于狎侮前人，岂君子所出此乎？”《薑露庵杂记》亦云：“所可议者，好虚构一或然之事，鬼魅无稽之言，执为确据，以仇视习常守理之讲学家，讥谤笑侮，不遗余力，似失之偏矣。”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中对宋儒“讲学家”的批判与讥讽主要集中于以下几方面：

一、持门户之见，好立崖岸。讲学家们往往近名好胜，动辄持门户之见，而排斥异己。《姑妄听之》（二）中论道：“圣贤之于人，有是非心，无彼我心；有诱导心，无苛刻心。道学则自立门户，不能不争；既已相争，不能不巧诋以求胜。以是意见，生种种作用，遂不尽令孔子见矣。”《如是我闻》（四）则批评洛、闽诸儒“无孔子之道德，而亦招聚生徒，盈千累百，枭鸾并集，门户交争，遂酿为朋党，而国随以亡。”《滦阳消夏录》（四）中纪昀藉一神怪之口质问一耆儒：“……《大学》扼要在诚意，诚意扼要在慎独。君一言一动，必循古礼，果为修己计乎？抑犹有几微近名者在乎？……夫修己明道，天理也。近名好胜，则人之私欲也。私欲之不能克，所讲何学乎？”直问得他“汗下如雨，瑟缩不能应对。”

因为怀有近名好胜之私心，讲学家们往往妄自尊大、排斥异己。《滦阳消夏录》（二）记肃宁塾师讲程朱之学，有游僧乞食于外。塾师厌之，不仅大声呵叱，且曰：“尔本异端，愚民或受尔惑耳。此地圣贤之徒，尔何必作妄想？”僧则作礼曰：“佛之流而募衣食，犹儒之流而求富贵也，同一失其本来，先生何必定相苦？”塾师怒，竟以夏楚击之。可恶之极。

二、“外貌鳞鸾，中蹈鬼蜮”。讲学者表面上口称圣贤，而实际上满腹鬼域。此最为纪昀所不耻。《滦阳消夏录》（三）中的一则笔记记献县东之淮镇一老儒为以贱价霸占邻宅，居然贿夜盗或抛掷瓦石，或作鬼声，或纵火以惊吓之。使其主人不得已以贱价出售。其居心之险恶，令人不寒而栗。姚安公称其为“真魅”不为过也。再如，《滦阳消夏录》（四）中记两位以道学自任的塾师相邀会讲，当着众生徒之面，他们“辩论性天，剖析理欲，严词正色，如对圣贤”，而背后却挖空心思谋夺一寡妇之田。所谓庄严肃穆的外表下掩盖的却是卑鄙龌龊的心灵。

三、空谈玄虚，不预实际。讲学者以道学自任，高谈阔论，却置民生疾苦、世情世事于不顾，此亦纪昀所尤其痛恨所不耻的，也是《阅微草堂笔记》所着力揭擿与鞭挞的。《滦阳消夏录》（四）即藉一怪之口痛斥一位以道学自任、“盛谈《西铭》万物一体之理”却置百姓疾苦于不顾的乡绅曰：“时方饥疫，百姓颇有死亡。汝为乡宦，既不思早倡义举，施舍药，即应趁此良夜，闭户安眠，尚不失为自了汉。乃虚谈高论，在此讲民胞物与。不知讲至天明，还可作饭餐，可作药服否？”并击之一砖，“声若霹雳”，“杯盘几案俱碎”，使之仓惶而出，表现出作者的极大愤慨。又《如是我闻》（四）中记西席一老儒讲学，突遇骤雨，自巳至午才止息，弟子叩问其中之理。这本为极为自然之事，而老儒却掉头面壁，以“子不语怪”之高论以搪塞之。所以纪昀明确地将宋儒道学与圣贤之学区别开来。认为其不同之处则在于：“圣贤依乎中庸，以实心励实行，以实学求实用。道学则务精微，先理气，后彝伦，尊性命，薄事功，其用意已稍别。”（《姑妄听之》二）因为宋儒空谈心性，鄙薄事功，所以无补于世。即如宋儒与唐代的韩愈皆持辟佛之论，从理论上言，宋儒深而昌黎浅，宋儒精而昌黎粗。但是因为昌黎所辟为檀施供养之佛；而宋儒所辟为明心见性之佛。一旦昌黎之说胜，则“香积无烟，祉园无地”，佛徒们只能枵腹露宿。而宋儒之法胜，“不过尔儒理如是，儒法如是，尔不必从我；我佛理如是，佛法如是，我亦不必从尔。各尊所闻，各行所知，两相枝拄”，所以披缁之徒，畏惧昌黎而不畏宋儒。宋儒之空谈可见一端，所以纪昀藉五台僧明玉之口曰：“唐以前之儒，语语有实用；宋以后之儒，事事皆空谈。讲学家之辟佛，徒喧哄耳。”对宋儒尚空谈、无补于世的做法大加鞭笞。（《姑妄听之》四）

四、持论弥高，郢书燕说。《滦阳消夏录》（四）中引李又聃先生言，所谓：“宋儒据理谈天，自谓穷造化阴阳之本；于日月五星，言之凿凿，如指诸掌。然宋历十变而愈差。自郭守敬以后，验以实测，证以交食，始知濂、洛、关、闽，于此事全然未知。即康节最通数学，亦仅以奇偶方圆，揣摩影响，实非从推步而知。故持论弥高，弥不免郢书燕说。夫七政运行，有形可据，尚不能臆断以理，况乎太极先天，求诸无形之中者哉。”《滦阳消夏录》（六）记大学士伍弥泰所言西藏一悬崖绝壁处有天生梵字大悲咒，而其奥妙又不能为人所能解时，批评宋儒“每于理所无者，即断其必无。不知无所不有，即理也。”意谓世事皆固有“理”，“理”则客观存在于万事万物中，但天地之大，无所不有，并非所有“理”皆能为人所能“格”，但未能为人所

格之“理”就不存在，不能“于理所无者”即主观“断其必无”，纪昀在此批判了宋儒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并以辩证的态度提出了“无所不有，即理也”的观点。

五、持不情之论，薄情寡义。如前所举的一则故事：三宝、四宝自幼青梅竹马，不避嫌忌。虽为中表姻亲，但情深似海，其间因为岁歉流离，但其情始终不渝。终于等到岁稔，能有机会谈婚论嫁，主人也意甚悯恻，欲助之合卺。而某馆师严某则昌言排斥，曰：“中表为婚礼所禁，亦为律所禁，违之且有大诛。主人意虽善，然我辈读书人，当以风化为己任，见悖礼乱伦而不沮，是成人之恶，非君子也。”将这一对情孚意合的有情之人拆散。表现出讲学者之拘泥礼法及冷酷无情。纪昀对馆师之所为极为反感：“唯严某作此恶业，不知何心，亦不知其究竟。然神理昭昭，当无善报”。并相信既然有情，三宝与四宝“天上人间，会当相见，定非一瞑不视者矣。”（《姑妄听之》一）

纪昀虽然对宋儒之说及“讲学家”们严厉地加以批判，但亦区别对待。一方面，对于故弄玄虚特别是“外貌鳞鸾，中蹈鬼蜮”的伪道学，他几乎是极尽讽刺之能事，毫不留情地对此加以鞭笞。但另一方面，对以程朱理学为主体的宋儒学说并不完全否定，而是在肯定其维护封建礼法的立场上，试图对其加以修正。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以“势”为逻辑起点来纠正程朱理学及讲学家之不情、迂执死理而不知变通。他曾严厉地批判某些迂执死理而不知变通最终酿成大错者。如《如是我闻》（三）记录了这样一件事：一老媪向一医就买堕胎药，此医认为有失于理，坚执己见，未将药卖给老媪。后梦为冥司所拘，一位项勒红巾的批发女子诉其杀人。其理由为当她初次向医者乞药之时，胎儿未曾形成，如果能及时将其堕掉，她可以因此全生。这无非只是“破一无知之血块，而全一待尽之命也。”但因为医生不肯给药，已孕之胎儿逐渐长大，不得不将其产下，从而导致子遭恶杀，而此妇之奸情也因此败露，被迫自缢而死。该医生本欲全胎儿性命，却造成反戕两命的后果。这则故事中的女子因奸而孕，最终导致名裂身死的后果，按纪昀的价值观念衡量，自然是咎由自取。没有必要过多地对此表示同情。但从人性的角度言之，该女子的申诉也并非完全无理。相比之下，医生之所为就过于迂腐，医生的职责固然在于救死扶伤，但对于一些特殊情况亦应揆诸事实，对症下药，否则就会酿成大错而悔之晚矣。在这一则故事中，纪昀对该医生的迂执死理而不知变通而导致后果的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在笔记的结尾，作者藉冥司之口评道：“汝（指女子）所言，酌乎事势；彼（指医生）所执者，则理也。宋以来，固执一理而不揆事势之利害者，独此人也哉？”冥司所批判的不仅是这位医生，而且对宋儒以来的这种普遍存在的观念意识提出了批判。也正因为如此，纪昀在小说中极为强调处事应根据事势之利害来处理，而不能迂执死理，以此来矫正程朱理学的绝对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