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6月西南大学[0066]《杜甫研究》大作业(参考答案)

二、杜甫忧患意识的预见性的具体表现。

（50分）
答：杜甫的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不仅贯穿于他的诗歌创作中，而且贯穿于他的一生。

对后人形成关注国家命运的爱国主义情感有着深远的意义。

杜甫的一生经历了巨大的历史动荡和人间苦难，阅尽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不公正社会的黑暗和罪恶，与最底层人民一起颠沛流离，休戚与共。

他的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不仅贯穿于他的诗歌创作中，而且贯穿于他的一生。

对后人形成关注国家命运的爱国主义情感有着深远的意义。

时至今日，仍然滋养着华夏儿女的精神世界。

杜甫生长在“奉儒守官、未坠素业”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祖父杜审言是武后时的著名诗人，官膳部员外郎;父亲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奉天县令。

儒家“入世”、“有为”的进取精神从小便对他产生影响，并终其一生。

“忠君”、“爱民”的爱国思想也深入骨髓，成为其诗歌中体现的忧患意识的内在动因，也成为诗人漂泊艰辛的一生坚持不辍的创作主题。

这时唐王朝还算强盛，仓廪相当充实，可是玄宗开始好大喜功，开拓边疆，消耗大量人力物力，社会上已经隐伏着不安定的危机。

年轻的杜甫对此有所预感，但并未正视。

他过着登山涉水、高歌游猎、“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浪漫生活，但也追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和抱负。

其时诗作虽有象“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样不同凡响的作品，但总的说来，没有超越杜审言那一时期名诗人的水平。

天宝五载(746)，杜甫到长安，想求得一官半职，有所建树。

次年，玄宗诏征文学艺术有一技之长的人到京都就选，杜甫参加了这次考试，但由于中书令李林甫阴谋破坏，应试者没有一人被选。

天宝十载，玄宗举行三个盛典，祭祀“玄元皇帝”老子、太庙和天地。

杜甫写成三篇“大礼赋”进献，得到玄宗的赞赏，命宰相考试他的文章，等待分配，又没有下文。

他不断写诗投赠权贵，希望得到他们的推荐，也都毫无结果。

被迫“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过着“残杯与冷炙，处处潜悲辛”的穷愁潦倒生活。

最后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职务也未能改变“尝困于衣食”的处境。

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出入贵族府邸，充当“宾客”，陪伴他们诗酒寓游，取得少许资助。

同时，也结交与他同样贫困的朋友，广泛地接触劳动人民。

天宝十一载以后，他写出《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等不朽的名篇。

由《兵车行》开始形成贯穿一生的忧患意识：“车鳞磷，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字字句句都是对统治阶级穷兵默武的谴责，对广大劳动人民悲惨生活的同情。

“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己!”批判的锋芒直指最高
统治者。

“君不见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

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

”战争导致了国内生产力的衰减和人民的穷苦。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

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为无辜的死者鸣不平。

他关注社会现实，对国家现状进行思考。

他的忧患意识也由个人前途的忧虑转为对国家民生的忧虑。

给当时的诗歌增添新的内容和新的表达方法。

他在自己“幼子饿已卒”的情况下，仍然“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

诗人不仅从多方面表现底层人民的悲惨生活，而且还表达了他们的愿望和要求：“谁能叩君门，下令减租赋!”、“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并对他们寄寓深切的同情。

天宝十四年(755年)，深受玄宗器重的范阳节度使安禄山起兵，安史之乱爆发。

十余万叛军，从幽州一路南下，攻城掠地，直指长安，从内部给唐朝捅上狠狠的一刀。

次年，潼关失守。

杜甫听到唐玄宗逃往西蜀，肃宗在灵武即位的消息，便把家属安置在城北的羌村，只身北上，投奔灵武。

不幸被叛军截获，送往长安。

看着京城一片荒凉，生灵涂炭，听着唐军两次反攻全军覆没的消息，满腔悲愤，写出了《悲陈陶》、《悲青坂》、《春望》等诗，唱出“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的悲歌，感时伤世。

至德二载(757)四月，杜甫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长安，奔赴肃宗临时驻地凤翔，受任为左拾遗。

不久因为疏救房，触怒肃宗，竟遭到审讯。

乾元二年春，杜甫往河南探视旧居，归途上亲眼看到人民在官吏们残酷的压迫下蒙受的苦难，写出著名的《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组诗六首，后人简称为“三吏”、“三别”。

从最深刻的意义上来说，“三吏”、“三别”并非只是揭露兵役黑暗，同情人民病苦的讽刺诗，同时也是爱国的诗篇。

他一方面对劳动人民遭受“安史之乱”被迫服役的惨状哀痛不已，另一方面为了国家的安危又鼓励人们奔赴前线杀敌卫国：“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

在安史之乱期间，他大声疾呼：“猛将宜尝胆，龙泉必在腰!”、“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杀敌报国的心情跃然纸上。

他鼓励朋友们“临危莫爱身”，坚信“胡命岂能久，皇纲未宜绝”，希望唐肃宗“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

上悯国难下痛民穷。

从肃宗上元元年(760) 至代宗大历五年(770)，杜甫在蜀中8年，在荆、湘3年。

过着“饥借家家米，愁征处处粮”的漂泊生活。

上元元年春，他在成都城西浣花溪畔建筑了草堂，结束了四年流离转徙的生活，得到一个栖身的处所。

但他并不曾忘记流亡失所、无处安身的人们，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唱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名句。

在自己的茅屋被风雨摧毁时，他想到的是只要“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这种推己及人的
思想，悲天悯人的情怀，超越个人生死利益的对民生疾苦的关心和忧虑，在他极少“达”过的一生，贯穿如一。

无论穷达，他始终都要兼济天下。

强烈的忧国忧民责任感已超越了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立身准则。

宝应二年(763)春，延续七、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结束。

杜甫听到这个消息，惊喜欲狂，脱口唱出“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以为社会安定有望，自己也有希望回到洛阳。

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杜甫生逢安史乱前的全盛时期，目睹了危机潜藏但仍繁华豪奢的开元盛世，在安史乱中颠沛流离，亲身体验了战乱给民众带来的血泪苦难，中晚年又目睹了唐王朝衰落的开始。

他的诗歌充满着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注与忧心，具有强烈的爱国热忱。

他的忧患意识家国情怀是他对自己国家高度的认同感、归属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体现。

对后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李清照“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岳飞“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陆游“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鲁迅“我以我血荐轩辕”，都是这种忧患意识的延续。

读来令人热血沸腾，激发出对国家对民族的热爱和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

这些人文精神正是构建和谐社会不竭的精神力量的泉源。

五、试论杜甫的悲剧命运及其启示。

（50分）
答：作为社会良知的杜甫，一生有种种困惑。

他在人格上的矛盾，在仕途上的挫折，以及理想与现实的冲突，都是困扰他终身的重要问题。

诸多的困惑，构成了杜甫丰富的人生，形成了杜甫诗歌独有的韵味，也酿成了杜甫的悲剧命运。

第一、人格：独立与依附之间。

在封建时代，所有知识分子的人格都面临一个考验，即怎样在做官入仕的同时保持人格的尊严和完整。

杜甫同样是以做官为政为人生的最高理想，他认为“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贻华阳柳少府》）始终把从政佐君视为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杜甫够不上世袭，只能参加各种名目的考试，做一个小官，再一步步升迁。

或者投诗干谒，即以诗文求有权位者荐举。

杜甫早年科举考试失利，并不在意，30岁后，做官的需求便显的紧迫起来。

长安十年，杜甫为做官历尽艰辛，受尽屈辱。

杜甫为做官，不得不四处献诗，求人提携，如《赠特进汝阳王二十韵》、《赠比部肖郎中十兄》等等。

人格的依附性和书生的依附地位在求官时充分表现出来。

杜甫周旋于王侯之间，时时感到羞愧难忍。

所以，当他最终谋得一糊口之职时，便终于自省自审，写出了“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谒”（《自
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大彻大悟的诗句。

杜甫的可贵之处在于，当他做出“独耻事干谒”的反思时，他就战胜了困惑，在独立与依附之间做出了选择，同时，也超越了时辈。

第二、仕途：致君与制于君。

做官的目的是要“致君”，而做官后却不得不“制于君”。

这是包括杜甫在内的所有士人面临的又一困惑。

为了做官，杜甫经历了人格上的痛苦选择，而真正做官以后，却又深感失望。

首先，“官职”并不理想。

杜甫对官位的态度，不是根据品位高低来决定取舍，而是由“致君”的可能性选择行藏。

但他“致君”的积极性越高，“制于君”的风险也就越大。

杜甫经历挫折后，意识到自己是无法排解这个困惑了，因而把希望寄托在朋友身上。

杜甫晚年的许多涉“君”之语，都可以从这方面理解。

如“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

”（《奉送严公入朝十韵》）“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

”（《诸将五首》其二）等等。

他只是善良地希望这只是自己独特的遭遇，而没有想到这是当时一切富有责任感的士大夫都难以逃脱的悲剧命运。

第三、文学：独立苍茫自咏诗。

杜甫的种种困惑，都是通过他那神来之笔得以表现的。

他在文学上的抱负也是超越古今的，其理想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

实质上，杜甫是向自己挑战，同时也向诗坛提出了挑战，超前的困惑由此而生。

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

而杜甫的文学思想则属于盛唐转变时期的文学思想，是一种变奏。

杜诗在唐代因超前而不入时，冷遇则成为必然。

与杜甫深沉复杂的情感相适应，杜诗的诗艺也变化多端。

杜诗的不入时，在诗歌作法上也突出表现。

最典型的是《秋兴八首》之“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

杜甫是把写诗作为自己的精神的最大寄托，然而，这毕生的努力并没有被时人承认。

杜甫对此的选择是“独立苍茫自咏诗”（《乐游园歌》）。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梦李白二首》其二）或许杜甫早就预料到自己生前的落寞和身后的热闹，因此他才能坦然处之，在寂寞中跋涉，登上了中国诗坛的最高峰。

第四、命运：应然与已然。

杜甫经历了许多困惑，却最终没有被困惑压倒，而是战胜困惑，走自己的路，完成自己的人格，充实自己的人生，执著于自己的追求，最终成为伟大诗人和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化名人。

但杜甫的命运确实悲剧性的。

他生前身后的遭遇，构成了应然和已然的矛盾，让我们感到的是历史的困惑。

在根本利益上，他与统治阶级的思想并不矛盾，正因为如此，杜甫可能受到统治者的欢迎。

这是“应然”。

但事实又偏偏不是这样。

杜甫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不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卫道士，他的关怀超越了一己之得失，面向整个社会及广大的民众。

杜甫在重塑之后受到了统治阶层的普遍欢迎。

这是一个“已然”。

杜甫的遭遇还有另一个“已然”，就是在生前的备受冷落。

两个“已然”和“应然”是矛盾的，两个“已然”本身也是矛盾的。

这就是杜甫的命运。

从“应然”和“已然”的矛盾中，我们
悟出一个道理，可以从反面来认识社会良知的悲剧命运。

杜甫胸怀的博大坦荡，爱心的真挚深厚令人感动。

一句民谣道出了千百年来人民对杜甫的亲切感：唐朝诗圣有杜甫，识得民间苦中苦！支撑起杜甫担当起“社会良知”重任的，是一种伟大的精神和浓厚的情感——爱，这正是杜甫永恒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