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静农《中国文学史》的启示

台静农《中国文学史》的启示

《中国文学史》（全二册），台静农著，何寄澎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9月第一版，88.00元

编者按：台静农（1902－1990）先生早就是中文学界的传奇人物。青年时期，他就读北京大学，受到鲁迅的特别赏识，鲁迅与之共组未名社，出版其小说《地之子》、《建塔者》，且在所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中收录其作品达4篇之多。1945年，台静农赴台任教于台湾大学，担任中文系主任达二十余年，对台湾中文学界有深远影响。台静农赴台不久即着手撰写《中国文学史》，二十余年间，不断增补修订，虽然该书并未最后完成，但这部作者平生心血结晶之作仍堪称一部杰作，受到广泛称誉。中国文学史是大学中文系的必修课，有课程必有教材，所以国内已不知有多少部中国文学史的教材或专著。台静农这部著作引进出版，是否能给大陆中文学界一些特别的启发呢，我们特约请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莫砺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跃进两位治中国文学史的名家撰文予以评说。

包蕴真知灼见的吉光片羽

莫砺锋

虽然早已听台湾学友谈论台静农先生的《中国文学史》之种种优点及其来龙去脉，但毕竟百闻不如一见，在收到出

版社的样书时，仍然产生了一丝先睹为快之感。

我最早产生的一点感受是，此书似应题作《中国文学史稿》，因为它毕竟是一部未定稿。我甚至觉得台先生生前并

未有意将它写成一部文学史著作，这只是他留下的讲义之残稿而已。否则何以内容缺失甚多：全书写到金元遂戛然而止，唐诗部分竟然未及李白（今本中的“李白”一节是整理者据台

先生的单篇论文而增补的，故体例与其余各节明显不同）；

而且轻重、序次也欠斟酌：唐代古文一章中对传奇小说作家从王度到元稹等八人皆专设一小节，李翱、皇甫湜、孙樵等古文名家却只在韩、柳一节中一笔带过；宋诗一章的第五节中竟将刘克庄列于范成大之前，事实上范去世时刘年仅七岁。其实将此书题作“史稿”并不会影响其声誉，陈寅恪先生著作

的书名中就常见一个“稿”字。况且如今题作“中国文学史”的著作早已泛滥成灾，有些厚若砖块的“巨著”貌似面面俱到，无

懈可击，其实只是包装精美的一堆废话而已。一片汝窑的碎瓷价值连城，而毫发无损的现代仿品却只能用来盛酒、腌菜。台先生的著作犹如前者，它虽未成书，却是包蕴着真知灼见的吉光片羽，其价值远胜于许多完整无缺的同类著作，题作“史稿”又有何妨？

台先生著作的价值究竟何在？何寄澎、柯庆明二位教授

为此书所写的前言、后记中已经说得相当充分，笔谈的篇幅也不允许再发长篇大论，我只想谈点零星的随感。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已有一百多年的历程，从鲁迅、刘半农到刘大杰，那些前辈学人的著作无论内容宽窄、篇幅长短，都是自出手眼的一家之言。而晚近学人的著作则都是集体编著的成果。如果用作现代大学中文系的教材，也许后者更加合适。因为毕竟人多力量大，容易穷尽文学史各个分支的内容，也容易掌握新出的研究成果。况且对于现在的教师和学生来说，面面俱到、四平八稳的教材更容易理解或讲解，也更容易得出考试所需的标准答案，这无疑是皆大欢喜的事情。但是如果要论学术价值，要引导读者进行独立的思考，从而在中国文学的殿堂里登堂入室，这样的功能只有前者才能承担。台静农先生的文学史稿无疑属于前者。试看其唐代部分的若干论述：第一章题作“唐代士风与文学”，分别从唐初风气、进士科举及朋党三个角度对唐代文士的心态、习气与行为进行言简意赅的分析，从而清晰地揭示了唐代作家与文学的关系。反观今人的许多文学史，往往对唐代的政治、经济等所谓历史背景喋喋不休，但是那些背景究竟与文学有何关系，却不甚了了。第二章第二节“宫廷诗人及其成就”，对唐太宗等人不置一词，径以沈佺期、宋之问、杜审言为论述对象，单刀直入，探骊得珠。第四章第三节用相当大的篇幅论述杜甫与房琯的关系，表面上似乎有点累赘，但这样一来，杜甫从长

安以文章待诏，到凤翔为房琯进谏，直至成都入严武幕府，其一生主要经历的来龙去脉都交代得清清楚楚，堪称举重若轻。台先生的结论是：“至于房琯的政治群，究竟有些什么人，历史上并不明确，想来也不过多引用几个正人，他主政的时间短，又在大乱时期，自然不能同后来的朋党比，但至少我们明白了我们伟大的诗人与当时政治群的关系。”在现存材料的条件下，这是关于杜甫政治立场最为稳妥通达的解说了。

翻阅本书，精采的片断随处可见，例如第三章第一节论王维的山水诗妙在“以意境胜”：“例如‘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与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何尝不是同样的

物我两忘？又如‘墟里上孤烟’的‘上’字，绝不是客观的形容，而是主观的体会。再就‘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四句看来，前两句是自然的静象，后两句是人物的动态；然就全诗看来，则一归于静漠。这便是所谓‘浑然天成’，但若不透过作者的情趣，则无从得到这种成就。是故吾人欲了解王维自然风格的诗，必得了解他对于自然的体会，因为他不是客观歌颂自然的诗人，而是要与自然同化的诗人。惟其如此，前代诗人能影响他的，只有陶渊明。”仿佛只是兴之所至的娓娓之谈，其实不但指出了王维诗境的妙处，而且说明了王诗与陶诗一脉相承的内在关系，其眼光远胜于某些装饰着繁复理论术语的高头讲章。

前面说到台先生的文学史不宜用作当今大学的教材，读者也许会觉得与史实不合，需要补充几句。我也知道当年刘师培、鲁迅等人讲授文学史时，所用的教材都与此相类，有的甚至更加简略。当时根本不用教材，授课时全凭腹储的也大有人在。但今天的教师似乎不再具备那样的学问功底了。况且学生的水平也今非昔比了，像刘师培、鲁迅那样的讲授法，坐在台下的学生必须是傅斯年或台静农才行。否则的话，即使台先生起死回生重新走上台大的讲台，但台下所坐的学子已非叶庆炳或林文月，台上纵有舌端花雨，又怎能达成拈花微笑的心灵交流？读罢书稿，缅怀日渐远去的前辈风流，怅惘不已。鲁迅影响下的中古文学研究

刘跃进

1932年8月15日，鲁迅《致台静农》信中比较自己与郑振铎治学路径的不同，说：“郑君治学，盖用胡适之法，往往恃孤本秘笈，为惊人之具，此实足以炫耀人目，其为学子所珍赏，宜也。我法稍不同，凡所泛览，皆通行之本，易得之书，故遂孑然于学林之外。”这种不同，还不仅仅是资料选用的差异，还在于如何编纂文学史。在鲁迅看来，郑振铎的工作，更近于文学史资料长编，还未上升到“史”的层面。资料长编，只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提高研究水准，更有待于“史识”的加强。可以说，史识是历史研究的灵魂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