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间阶层的现状及意义分析

中国中间阶层的现状及意义分析
姚世国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社会阶层在动态中分化和重组，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中间阶层悄然崛起。

中间阶层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政治、经济、文化等协调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根据中间阶层目前的现状，以有关经济学的视角去分析中间阶层的重要意义和存在的合理性，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社会转型提供一定的参考，以便更加高效地推动中国中间阶层发展壮大。

【关键词】：中间阶层；公共选择；帕累托最优；社会福利
中图分类号：XXX文献标识码：X
社会阶层的分化与重组，是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随着社会分工发展和市场机制运行而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

与此同时，社会中间阶层在发展壮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也日益显露出来。

社会阶层分化的实质是资源在社会成员中的不平等分配，即不同的社会群体或社会地位的成员不平等地占有那些在社会中有价值的事物，例如：财产、收入、声望、教育机会、职业地位等。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们需要因势利导地运用高效的市场机制和政府的宏观调控，达到社会效益的帕累托最优。

积极推动中国社会阶层朝着良性分化的方向发展，最终形成一个中间阶层占主流的社会。

一、中间阶层的现状
中间阶层介于富有阶层与贫困阶层之间，其划分的标准主要是收入水平和财富拥有量，同时兼顾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文化程度、社会心态、价值观念等因素。

按照国际学术界的分类，社会中间层主要由两大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所谓老社会中间层，包括中小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和富裕的自耕农；另一部分是所谓新社会中间层，主要包括大部分专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行政与管理人员、办事员、商业服务人员和技术工人等，他们不仅在收入上处于中等及中等以上水平，而且在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声望上也处于中等和中等以上水平。

中国的中间阶层，由于其成长背景的特殊性，有其自身的特征，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1、当前中国中间阶层的特征
在社会中的主体地位尚未确立
中国传统的中间阶层是由普通干部、普通知识分子和国有企业职工构成的。

90年代以来，多种经济成份迅速发展，国有企业改革逐步推进，再加上国有企业职工自身的年龄、知识结构等方面的原因，大批国有企业职工失业、下岗，其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日渐衰落，已经滑出了中间阶层的范围。

中国新兴的中间阶层大多具有较高学历，具有新的专业知识，大都就职于三资企业或新兴行业，高收入且具有明显的高消费倾向，但他们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及沿
海地区，即使在这些地方，比例也不高，在全国范围内比例就更小了。

总之，由于传统中间阶层的衰落和新中间阶层的发育不充分，中间阶层尚未成为社会的主体。

自身构成的复杂性
首先就其分布而言，中间阶层大致分布于以下行业及职业：国家机关、外企、具有不同程度垄断性质的行业，如电信、电力、航空、金融等个体及私营经济、专业机构如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教学及科研单位等。

其次，与其分布的复杂性相联系的是其价值观的多元性。

个体户、小业主等一般文化程度不高，受传统文化影响较大，安于现状，持传统的价值观；公务员、办事员、经理们等一般受教育程度较高，既受到传统计划经济的影响，又能理性地对待并有选择地借鉴西方文化，他们开拓、进取，持现代性的价值观；在外企从事管理工作和专业工作的中方雇员，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受西方文化影响较大，追求个性、自由，崇尚西方价值观，属于典型的后现代的价值观。

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
现代社会，教育是决定一个人的职业、收入、社会声望的关键因素之一。

中间阶层，大都从事专业技术和管理工作，劳动方式主要是脑力劳动，这就决定了其成员大都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

在中国，脑体倒挂的现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己发生了根本的扭转，教育回报率逐年提高。

高学历带来的高收入促使中间阶层内部知识结构得以优化，除了改革开放初起家的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和乡镇企业家外，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

而且他们都深知在竞争依然激烈的今天，要实现向上流动和保持现有地位的难度以及教育在其中的分量，因此，千方百计地利用一切学习和培训机会来提高自己。

2、中间阶层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是在既有的社会权力结构主导下建立的，来自于权力中心的人比来自其它阶层的人在市场竞争中更有优势。

他们利用特权、垄断和国家体制、政策、法律方面的漏洞获取超额利润，甚至进行权钱交易。

另外，由于我国市场机制的不完善，社会分配秩序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混乱，许多单位和个人通过种种不合理甚至不合法手段猎取财富，从而进入中间阶层。

正是这些人进入中间阶层手段的不合理与不合法性，使那些拥有一定发展资源并且渴望向上流动的人很难通过公平竞争实现地位的正常上升。

这既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又使社会下层对这个阶层收入的合法性持普遍的不认同态度，从而使其在市场经济秩序方面的行为示范功能和对现代化价值观及社会规范的创建引导功能大打折扣。

中间阶层在发展中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政治体制中的不合理因素限制了市场机制在整合社会资源中的作用
（2）社会贫富差距逐步扩大、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大多数社会中下阶层向上流动困难
（3）社会结构调整滞后于经济结构调整
（4）社会发展的地区间不平衡，产业结构的不合理限制了中间阶层内部的合理流动
二、以经济学的视角分析论证中间阶层的重要性和合理性
社会发展是一个整体的动态过程，各种因素相互交织、影响，其最根本的推动力是生产方式的变革。

生产方式变革所表现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促进社会经济因子的活跃。

因而，经济是比较基础的影响因素，由经济因素又可以衍发其他影响因素。

那么，以经济学
的视角去分析中间阶层就很有本然性。

1、中间阶层与公共决策和民主社会建设
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涉及的公共决策制定、民主选举都离不开社会中间力量。

为了说明观点，将政府政策设想成一种对税收的比例税率和某种再分配税收收益的方式。

一般来说，人们的偏好不同、收入不同，因此对政策——例如，征税的水平、再分配、公共物品的供应——有不同的偏好。

一些团体偏好一种政策和资源配臵，另一些团体偏好另一种政策和资源配臵。

贫困阶层喜欢高税收，因为再分配对他们有利；富裕阶层不喜欢高税收，高税收对他们造成不利的再分配。

因而公共决策始终不能同时满足两个阶层的偏好加总，然而只能向两个阶层的中间移动。

在经过代表不同阶层利益团体间的博弈，往往达到纳什均衡，而这样做出的决策，往往容易被通过。

中国社会民主制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总趋势，人民自己真正掌握的民主权利将会越来越大。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利益联系难免会发生碰撞，利益偏好多样化会影响到公共政策制定和施行的效率。

但是，随着中间阶层的扩大，社会利益极端化现象会越来越少，政策的制定和施行会更加高效。

既不会因决策不能统筹兼顾而丧失政策发挥作用的大好时机，又不会担心高效的决策会冲击社会各阶层的适应度和接受度而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萨缪尔〃亨廷顿在他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里说道：“在高度参与政体里，上层、中产阶级和广大平民都可分享政治活动。

”因而，中国中间阶层的扩大，必定会带来一系列的“蝴蝶效应”，而推动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是其中重要的环节。

随着中间阶层的发展壮大，其本身的社会地位主体化日益显现，因而中间阶层对民主的诉求、政治参与度会更加强烈。

中间阶层诉求的也是代表社会比较普遍的意愿，政治期望和政治结果会很相近。

在较好地实现政治期望的情况下，一波又一波地激发中间阶层的参与热情。

这样，不仅有利于民主决策的科学化，而且还可以有效监督政府的执行。

同样，民主政治的发展反过来也会推动中间阶层的全面提高，中间阶层和民主政治之间形成相互推动地发展趋势。

另外，中间阶层的积极参与也会促进民主体制的不断健全。

如下图所示：
S
高 F
政
治
制
度
化
低中高
政治参与度
2、中间阶层与消费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
我国GDP的增长，主要是靠投资、对外贸易、内需“三驾马车”来带动。

然而，面对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国际经济不稳定因素增多和外贸风险的加大，我国经济增长若要减少对外依存度，关键的是要提振内需。

内需是经济增长的比较稳定和持续性的因素，中间阶层若占有最大比重的社会资料，也将是引导消费的最主要群体。

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就保证了庞大稳定的消费市场，这是社会稳定的经济原因。

另外，中间阶层的消费理念和消费结构的变化也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生产创新的重要外部驱动力量。

福利经济学以建立社会福利为目标的研究趋向，其主要内容是“分配越均等，社会福利就越大”，主张收入均等化，由此出现了“福利国家”。

国家在国民收入调节过程中作用的加强，出现了使国民收入呈现均等化趋势。

庇古根据边际效用基数论提出两个基本的福利命题：①国民收入总量愈大，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②国民收入分配愈是均等化，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

他认为，经济福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国民收入的数量和国民收入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情况。

因此，要增加经济福利，在生产方面必须增大国民收入总量，在分配方面必须消除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均等。

中国社会发展也带了社会贫富悬殊的增大，中间阶层在处理社会公平与效率、社会福利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贫富差距在一定范围内能激发社会效率，但随着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不但不利于促进效率，而且还会制约积极性。

中间阶层的扩大意味着国民收入宏观分配进一步均等化，这有效地处理了社会公平问题。

而且，中间阶层内部存在着有限度地差距，在市场机制下，一方面，社会各阶层都在流动交换；另一方面，中间阶层内部也存在“能量交换”，这样既激发了社会活力又保证了社会公平。

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有利于促进国民收入总量的增加和收入分配均等化。

另外，社会中间阶层作为一种主体带动力量，积极纳税，社会责任感增强，国家会提供更多更好的福利，这无疑有利于社会福利（包括物质福利和精神福利）的增加。

3、中间阶层与社会的帕累托最优
社会资源在一定历史时期是有限的，人们的生产生活占据了很大部分的社会资源。

随着中间阶层的扩大，社会很多资源都集中在这个阶层。

人们在利用资源提高自己的同时，也在为社会减少负担。

比如，人们的行为习惯、生产生活方式向着科学方向发展。

既获取了资源，又达到了社会高效管理，更保持了与环境的平衡。

正如帕累托最优所说的“一种社会变革使受益者所得足以补偿受损者的损失“，这种变革是有利于社会优化的。

中间阶层的扩大可以调整原先社会资源布局结构，在某些部门减少资源，优化一些社会程序，闲臵的资源也可以得到利用，并最大限度地调配社会资源，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协调发展。

三、有效解决中间阶层发展面临的困难
中间阶层的存在和发展有它的合理性，那么，针对当前中国中间阶层的现状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怎样有效地解决其发展面临的问题呢？首先，要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为社会提供良好的上层建筑。

加强立法，推进体制改革，增加社会活力。

其次，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以市场机制作为调节资源的基础，完善宏观调控，有步骤地、渐进地提高社会保障体系，以科学发展观为引导，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和地域差距，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促进资源合理流动。

最后，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中间阶层的发展离不开中间阶层自身的文化提高，文化软实力的提高，又会为中间阶层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金字塔型过渡型橄榄型
金字塔结构向橄榄型结构转变示意图
四、总结
中间阶层是维系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其发展壮大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橄榄型的社会结构比金字塔型社会结构要稳定得多。

中间阶层具体的发展方式、方法可能多样，但最高效的是要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和人口代际流动规律。

我国目前在社会收入方面正在做的是：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缩小低收入群体比重，“限高、扩中、补低“。

人口的变化也会对社会阶层的变化产生影响，所以要考虑人口的再生产和人口的阶段发展，我国社会的“未富先老”是个明证。

还需补充的是，中间阶层的发展不仅仅局限于中间阶层的财力增加，还包括界定中间阶层的其他方面，而这些方面却容易被忽略。

因而推进中间阶层的发展，是一种以经济发展为主体的全面发展。

同样，我们不能为了中间阶层而只去关注中间阶层，我们需要联系地把握社会整体，包括上层人群和下层人群等等。

当然，要认识到，迄今为止，我国还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

我国社会在总体上还没有扭转金字塔形结构的总形态。

据中国社科院统计来看，2020年，我国中间阶层占社会的比重约35%。

所以，一方面我们的努力是尽力推进中产阶层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离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社会，还是有很大的距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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