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用人理念：以忠诚为天下倡

曾国藩的用人理念：以忠诚为天下倡

美国汉学家芮玛丽在她的重要著作《同治中兴》中写道：“不但一个王朝，而且一个文明看来已经崩溃了。但由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些杰出人物的非凡努力，它们终于死里求生，再延续了六十年。”这些“杰出人物”中最突出的一位便是曾国藩，他在晚清大厦将倾之际力挽狂澜，竭尽所能，最终以文而封武侯，被称为“中兴第一名臣”。纵观曾国藩跌宕起伏的一生，他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不世之功，与其识人、用人的高超智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面对晚清糜烂时局，曾国藩深刻地认识到社会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吏治腐败，而吏治的败坏又主要是人才的缺乏。他感慨说：“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此其可为浩叹也。”

曾国藩是中国儒家文化培育出来的一位标本式的人物，他的抱负是继承道统，陶铸人心，整顿世风，富民强国。因而，他对自己的要求是：“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曾国藩高度重视为国家培育人才，善于以忠诚感召人心。他认为“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将培育人才提到了关乎国家兴衰、事业成败的高度，并毕生以培植、宏奖人才为己任。他说“君子有三乐”，而“宏奖人才，诱人日进”为其中一乐。

曾国藩深知：“大厦非一木所能支撑，大业凭众人智慧而完

成”，而“成大事，求人辅佐为第一要义”。他不遗余力，“凡于兵事、饷事、吏事、文事有一长者，无不优加奖励，量材录用”，帐下军事型、谋划型、经济型、技术型的人才应有尽有，其势如日中天，前无古人，登峰造极。曾国藩门生薛福成后来回忆说：曾国藩知人之誉，超轶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纬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材，平日持议，尝谓天下至大，事变至殷，决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维持，故其振拔幽滞，宏奖人杰，尤属不遗余力。……其在籍办团练之始，若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王鑫、杨岳斌、彭玉麟，或聘自诸生，或拔自陇亩，或招自营伍，均以至诚相共，俾获各尽所长。

其时，天下士子依归，曾国藩幕府成为全国人才中心。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描述：“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总督幕府中亦百人左右，幕府之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全国之人才精华汇集于此。”可谓是盛况空前。

晚清之际，世风日下。曾国藩认为，要想有所改观，必须以儒家价值观培养一批道德的“种子”，以他们为榜样去“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他对胡林翼说：“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侍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这种充满忧患意识的人才观，使他在吸引、培养、使用人才上，眼光长远，格外用心用力。在这一点上，他超越了众多同时代官

员。

曾国藩还特别强调以身作则，以榜样的力量去带动整个社会风气的改变。他在《原才》中说：

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挠万物者莫疾乎风。”风俗之于人之心，始乎微，而终乎不可御者也。

社会风尚的淳厚或浮薄是从那里产生的呢？产生于一两个人的思想倾向罢了。百姓中间，平庸懦弱的人比比皆是，如果有一两位贤人智士，大家就会拥戴他们并听从他们的教导；特别贤能有贤智者，拥戴他的人就特别多。如果这些人的心向于仁义，众人便和他一起追求仁义；如果这些人的心倾向名利，众人便和他一起奔竞名利。众人所奔赴的，就形成大势所趋，即使有巨大的力量，也没有谁敢违背它，所以说：“摇撼天下万物的，没有比风来得迅速强劲了。”因而，社会风尚对于个人的思想影响来说，起初会很微弱，但最后将是不可抗拒的。

《原才》作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曾国藩在京城已是崭露头角，意气风发，与友人探讨学问时强调“执两用中”，意思是做事要根据不同情况，采取适宜的办法。而陶铸人才，转移风气，是曾国藩试图力挽晚清政局之颓势，所提出之救病良方。

曾氏“以躬行为天下先”，并且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效果。他的另一弟子黎庶昌曾这样描述：道光末年，风气败坏颓放到了极点，“曾文正公始起而正之，以躬行为天下先，以讲求有用之学为僚友劝，士从而与之游，稍稍得闻往圣昔贤修己治人、平天下之大旨。而其幕府辟召，皆极一时英隽，朝夕论思，久之窥其本末，推阐智虑，各自发摅，风气至为一变！”

曾国藩“忠义血性”的努力，让内忧外患的晚清“回光返照”，从而有了短暂的“同治中兴”。但他也无力回天，只是延缓了清王朝这艘“破木船”的沉没而已。而其“以忠诚为天下倡”，放言要培养一批好官种子，把他们撒到各地去开花结果的用人理念，在当今改革开放大背景下，却是值得借鉴的。

曾国藩研究会刘建海

2014年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