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社会组织发展模式增强社会组织扎根民间的生存能力

创新社会组织发展模式增强社会组织扎根民间的生存能力

马伊里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上午好！很高兴参加“红十字与世博同行，红十字能力建设研讨会”。在此，我谨代表上海市民政局对研讨会的顺利开幕表示热烈的祝贺，并借此机会，向长期以来关心与支持民政工作的上海市红十字会各级领导和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根据会议的安排，下面我围绕“社会组织发展与作用”谈几点认识和体会，不妥之处，请各位领导及专家给予指正。

一、社会组织已经成为本市经济社会建设的一支日益重要的力量，但社会组织发展与作用发挥还有很大潜力

社会组织发展已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趋势和现代政治文明的一种标志。改革开放以来，本市社会组织发展较快。截至今年3月底，经本市区（县）两级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共有9629家，总资产约360亿元，年度总收入186.6亿，总支出184.1亿元，现有工作人员16.1万人（专职人员7.6万，兼职人员8.5万）。在全市社会组织中，社会团体3537家，会员总数已达到504万；民办非企业单位5983家，年度提供公益服务达202万人次；基金会109家，年度公益支出为7.17亿元（2008年为17.21亿），资助人次144.8万。此外，本市还有在各街道、乡镇备案的社区群众活动团队1.8万家，参与活动的群众在45万人以上。社会组织已经成为本市经济社会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尤其是近两年在抗击“四川汶川特大地震

灾害”、应对金融危机等公共危机中，社会组织成为传递党和政府声音、迅速组织社会动员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渠道。

但是总体上来看，本市社会组织发展：一是数量较少，发展潜力有待挖掘。目前本市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量为6个（最高的静安区已经达到12个），大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而世界发展中国家平均在10个以上，法国110个，日本97个，美国52个。从2008年开始上海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进入中等发达经济体行列，而本市社会组织的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二是能力有限，作用与功能还没有充分发挥。目前本市社会组织年度总支出占全市GDP的比重约为1.4％，而世界22个国家非营利部门年度总支出占GDP的平均值为4.6%，美国与英国分别高达7.5%和6.8%；本市社会组织专职工作人员占全市非农就业人口的比重为0.7％，低于4.8%的世界平均水平，远低于荷兰12.6%和加拿大11.1%的比例。三是支持体系没有建立，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瓶颈。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社会组织中，除了操作性社会组织外，还有众多的支持性机构，他们有的提供资金、有的提供服务、有的提供培训、咨询与辅导、有的提供办公场所等，形成了一个由基金会、能力建设机构、公益行业协会、会员制组织、公益研究与教育机构、专业服务机构、认证机构等组成的公益组织支持链。而本市近万家社会组织缺乏细分，绝大部分社会组织都是自己募集资源自己做项目，有的社会组织募集的社会资金很多，自己做不完，要么反馈给政府。据清华大学NGO研究所调查，2008年汶川地震社会捐赠款物中80%左右流入了政府的财

政专户，这种状况不利于“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结构形成。还有一个渠道，就是自己沉淀起来，形成“堰塞湖”，民间慈善资源难以到达小的草根性社会组织中，这样就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因为你弱，就不给你机会;不给你机会，你只会更弱。”其实，社会组织的真正使命不在于自己做强做大，而是“使命达成”：即关注政府还没有关注的社会问题并作出回应，当政府出台普适性的社会政策以后，社会组织又去关注其他的需求，甚至可以功成身退（如：社会组织注销的一个条件叫“完成章程规定的宗旨”），并不是一定要做成“百年老店”。

二、顺应社会组织成长规律，创新社会组织生存和发展方式

去年11月17日，本市召开了社会建设大会，从市委俞正声书记的讲话到会议下发的文件，对社会组织都进行了充分肯定和全面论述，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新思想、新政策。比如：把“构建社会组织的发展体系”纳入了上海未来5到10年社会建设的总体目标；首次提出了“尊重社会组织的主体地位”；明确了13条富有含金量的扶持政策。

但是好的政策如何起到好的效果，是不是有了钱就一定能成长为好的社会组织？正如俞书记在社会建设大会的讲话中指出：“如何积极培育和扶持好社会组织的发展，使其成为党和政府推进社会建设的重要助手，是我们的重要课题”。社会组织有其自身初创、成长、成熟和发展的规律，如何顺应这一规律，创新社会组织发展方式？有的同志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鱼缸养鱼—主人责任大：换水、喂食、防疫，风险不大，但“鱼”只有观赏性；

鱼塘养鱼—不用换水，还要喂食，“鱼”有用，但没有惊喜；江河湖泊养鱼—责任小，但也要管，防止污染、蓝藻等，其他“鱼”种也会进来，有竞争，可以巡游，活动空间大，有惊喜也有一定风险。

回顾本市社会组织的发展历程，从单一行政生存机制逐步向民间生存机制拓展，也应证了上述隐喻，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2002年，由政府推动在市、区、街道（镇）建立民间组织服务中心，由财政提供相关保障，对辖区内的社会组织开展服务、管理、协调等工作。这种发展方式，存在着自身动力不足、发展能力不强等明显缺陷，对其它社会组织成长也难有实质性的支持。二是从2004年起，本市陆续出现了一批致力于促进社会组织能力建设、倡导公益合作的支持性组织，这些组织具有较清晰的使命意识和很强的民间配置社会资源的能力，他们有的通过系统培训、论坛，有的通过“孵化器”评估、咨询，有的通过合作过程，给需要扶持的社会组织以伙伴式的能力建设的支持。三是去年年底，由企业提供厂房、政府出资租赁、社会组织免费使用并自主管理的浦东公益服务园落成。孵化基地在提供集中办公场所的同时，在选种、立根、树魂三个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即：发现有创新精神、有发展潜力的社会组织，培养它们发现社会需求、动员社会资源回应需求、创新服务模式的能力，强化公益职业文化和理念。去年，我们从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中拿出5000万元，其中1000万元用于公益创投，并与《第一财经》合作，播出创投决赛情况、扩大社会组织影响，吸引更多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