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意识形态的理性把握

论意识形态的理性把握

作者：金德万

邓小平长期处于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实践的第一线，有着极为丰富的执政经验和政治智慧。这其中对意识形态的理性把握、即掌控和驾驭意识形态的能力尤具特色。这里简要地论述邓小平理性把握意识形态四个关系问题：意识形态与变革、意识形态与基本格局、意识形态与底线、意识形态与现时代重大问题。

一、意识形态与变革

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摸着石头过河论”以及“不争论”被一些人视之为“去意识形态化之蔽”的经典论述，甚至一些明显具有意识形态意味的观点，也被人作了类似的解释。有那么一段时期，对于邓小平理论的一个最大误读，从文本研究言之就像构建“革命的马克思”和“建设的马克思”那样似乎存在着“两个邓小平”：其一是对传统共产主义的解构者 deconstrustor，这一形象体现为主张西方文明和现代化，淡化革命历史和传统文化，坚持市场化改革，坚持要求与国际全面接轨，极力回避意识形态争论，非毛泽东化。其二是坚强的共产主义的斗士，这一形象体现为明确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为立国之本，坚定不移地主张“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提出“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毫不含糊地要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百年不动摇”，并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自豪。在不少人看来，邓小平这两个方面的形象是客观存在的，也是难以统一的。这是研究邓小平理性把握意识形态的一个麻烦。

出现这种麻烦，出现这种对邓小平理论粗暴的割裂、毫无理论原则的误读，甚至歪曲，根本的原因在于：其一，对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实质及其创新性在把握上存在重大失误。其二，对当代意识形态的新走向和新特点缺乏必要的基本认识。其三，对新的历史条件下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缺乏科学的、准确的认识。对此我们必须具有世界眼光。所谓世界眼光，一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一是要深刻认识国际大势，可以称之为世情。从国际大势来说，“非意识形态化”这一国际思潮不可不深加关注。这一国际性思潮出现于20世纪中叶，盛行于八十年代以后，九十年代在我国出现高潮。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观点虽然各不相同，例如最早提出“意识形态已经走向了自我毁灭”（1946年）的加缪，稍后的丹尼尔·贝尔，他们的主导思想是对人道主义及其革命后果的沉痛失望，认为意识形态这种欺骗性的虚假观念不可能再成为激发人们的热情和创造力的精神泉源，尤其是知识分子、公共性知识分子对此只有冷漠视之。阿隆、布热津斯基、亨廷顿、福山等人则以社会主义的失败证明西方政治价值及其制度的不可超越性。这些人的言论随着苏东剧变、以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为终结的冷战结束，必然伴随着对社会主义怀疑和对共产主义理想失望的悲观情绪。在遭遇这样一种国际大势的激荡冲击时，当代中国正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局面。这一复杂的局面可以抽绎出两条线索，其一是对意识形态认识的急剧变化。文化大革命及其灾难性

后果确实映证了意识形态的过度张扬所导致的社会泛政治化的虚假性、颠倒性，这是经济与政治的关系、生产与革命的关系、物质生活与思想观念的关系、实践与理论的关系的根本性颠倒。这也是根本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致使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受到极大的损害。其二是置身于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从文化大革命噩梦中惊醒过来的中国，举目皆非，刘郎不复桃花千树，时代变化了。面对这样十分复杂的局面，我们不能不这样来提出问题：

在冷战思维已然过时，全球性对话格局初步形成的历史条件下，顺应时变，自然是首选，天下大势顺之者昌，不能逆潮流，但在西方意识形态的强势话语逼迫下，淡化意识形态，在意识形态领域缴械投降，放下武器有没有出路？如果没有出路，那么其二，意识形态过度张扬使其自身丧失了思想武器的功能，武器的批判能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没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能不能维护国家意志、国家利益、国家和民族安全？如果不能，那么其三，坚持批判的武器，确保中国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意识形态领域怎样才能有所作为？

邓小平在这三个变化（意识形态认识的变化、时代的变化、问题的变化）面前再次地显示出他的大智大勇，大智慧大决断大气派。

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的确立，使得以经济发展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上升为首要的政治；时代的演进和中国实践发展的共同要求，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到了突出的位置上；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是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的根本。从革命转向建设，从政治竞争、军事竞争转向发展竞争，在这样的大趋势面前，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遇到了较之肃清文革遗毒更为严峻的挑战。就意识形态而言，这意味着我们原来的话语权的削弱，如果默认这一点，则意味着思想领域领导权有削弱乃至丧失的危险，这是对共产党执政实质的一种挑战。进一步分析表明，在时代转换、社会转型的关口，为什么马克思主义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险？是马克思主义这个批判的武器本身的问题吗？其缘盖在于革命和批判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许多优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可能成为劣势。例如，革命年代以阶级斗争为背景强调分清敌我，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而建设年代则以民族国家为依托强调利益整合，这是财富创造的基础。正因此，在意识形态领域，以阶级分析见长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传统马克思主义，面对着以普遍性人性诉求、一般性人权主张为特征的西方思潮，就有可能丧失其话语权。邓小平面对这种挑战，坚强地表示了他坚信辩证法、坚信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特别强调理想、信念的精神动力，他常说要有那么一股劲，那么一种精神，要“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①另一方面，他又明确提出必须解放思想，马克思主义要发展，要用发展着的、丰富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实践，特别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特别致力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构建。他明确提出既不能走回头路（即在封闭状态下按计划经济搞建设）又不能走邪路（即放弃社会主义原则去搞“全盘西化”），必须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即在不断深入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老祖宗不能丢又要说新话的理论创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邓小平为执政党合法性重构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批判的武器。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理论本身就包含着破除意识形态的迷乱而真正回归实践，真正面对变化了的现实；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政治策略本身也包含着意识形态的收缩（不再张扬）、重新认识（变革意识形态）和重新定位（掌控意识形态局势的政治智慧），这些与“非意识形态化”似乎有遥相呼应的意思。我们面对的思想文化领域实际上处于两难，在意识形态上要拨乱反正又必须防止非意识形态化，在意识形态上要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又必须防止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及其应用上的僵化和教条主义。一种思想倾向掩盖另一种思想倾向，确实复杂，投鼠忌器、无所措于手足。邓小平的政治策略是“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①他的政治敏感性，他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勇气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部署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挥洒自如。在根本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形成气候时，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击；在一般情况下，顺应时代主题的转换而解放思想，尤其是冲破文革遗留的思想僵化、迷信盛行的精神状态，无疑是思想领域的首要任务。他多次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对于强调一个方面无形中可能助长另一种思想倾向的问题，邓小平一般采取正面引导和疏导的方式。比如在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西方现代化思潮时，封建主义传统文化大行其道，邓小平及时地题写三个面向，明确地提出要坚定信念面向未来，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新人和精神文明建设，就是坚持原则，掌控意识形态的变革，同时正确而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纠正对社会主义的错误认识，以先进的理论引导思想文化的流向。

二、意识形态与基本格局

邓小平以举重若轻，善于抓住问题的关键这种政治智慧著称于世。在意识形态问题上，邓小平智慧的特色十分鲜明。他在谈到文革的教训时，突出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丢弃和背离这一精神，势必“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的危害，使国家遭受到很大的灾难，使党和国家的形象受到很大的损害。”②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非但是面对中国现实的紧迫需要，也是重塑执政党的形象，执政合法性重构的关键环节。所谓执政合法性问题，指的是人民群众认可执政党执政及其政权运行的政策体系符合他们认同的价值观念、社会秩序和法律规范。这也就是邓小平反复说明的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满意不满意的“人民公认”③问题。邓小平敏锐地抓住要害，将形象问题作为党掌控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关键问题提挈出来。在邓小平看来，能否得到国内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戴，能否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能否既坚持了原则性，保证指导思想的连续性，又能适应时代的变化和国内文化条件的变化，关键在于变革意识形态。变革意识形态的主导意旨就是天下归心，就是党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