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胡适先生的文章有感

读胡适先生的文章有感

写过一则短文《多看鲁迅的伟大》，2500字。没曾想，这则短文竟很让一些人“费解”，公开发表文章对我那则短文进行批评和质疑的就有两位，而表示不满，只是没有公开发表文章批评的就更多了，我本人就知道一些。当然像严秀先生在《杂文月刊》上撰文对我的批评，我觉得是真的误解。我随后也在这家杂志上做了解释。这里不再说什么。我要说的是另一位作者对我的批评，你怎么看他那文章都知道作者不是误解而是反对我说要多看鲁迅的伟大。那么不去多看鲁迅的伟大，难道要我们多看鲁迅的缺点毛病吗？我真的不理解这位作者的良苦用心。不管怎么说，只要不是狂妄之辈，像苏雪林像王朔像南京那几位写小说的“新秀”，我想，即便是鲁迅的政敌也知道鲁迅的伟大之处，更不会像这位作者在别人提到鲁迅时他却是一脸地不屑。

大约是有人相信“风水轮流转”，还有人天生地对一切世事有着“逆反心理”，你说这人伟大，我偏说这人不怎么样，甚至不顾事实地去挑这人的不伟大来。在对待鲁迅这个历史人物上，这种“心理”就一直存在着。但这些天我始终在想，就中国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历史而言，鲁迅与胡适这两个伟大人物，真的就不能作一比较吗？到底是鲁迅更伟大些，还是胡适更伟大些，抑或鲁迅与胡适同样伟大？现在就我所知，在对待这两个人物，有人“谨慎”地说是鲁迅与胡适都伟大，还说他们两个的伟大“不可比”。但且慢，这“谨慎”之人若是“不谨慎”地说，或说是放开来说，他就要说：我觉得胡适比鲁迅更伟大。至于理由嘛，那就是鲁迅只是“批判”，而胡适是“建设”。且不说即使这样说的是事实，也不能说“批判”就一定不如“建设”，而况事实好像并非如此呢？

我想关于鲁迅文章的“建设性”，已经有很多人说了，印象中较深的就有严秀先生在鲁迅诞辰110周年那年发表在广东一家杂志上的文章《鲁迅与中国的现代化》。严秀在这篇文章中说：“由于鲁迅对旧社会，旧思想，旧文化，旧传统，旧道德中的残忍和极不合理的部分认识得远比别人深刻，所以他终其一生都是以致力于抨击这些坏东西为多。”[1]（1991年第1期《随笔》杂志第19页）又说，“鲁迅一生的劳作确实是用在扫除旧制度、旧传统、旧文化、旧道德、旧风习的反动、野蛮、腐朽、愚昧的艰巨斗争上。但是，这一重要工程正是建设新社会、新道德、新风尚，新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绝不可少的基础工作。他一个人终生都在为我们打扫战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2]（同上）并认为“鲁迅生前对推动我们民族前进固然有很伟大的历史作用，但更伟大的历史作用和历史价值则是在他的身后，在今后中华民族长远的历史进程中……”[3]（同上，第15页）

其实并非鲁迅如此，胡适亦如此。这一点，我们在读胡适的著作时是能感受得到的，并且觉得严秀先生上面说的话与胡适大半个世纪前所言简直就是一个“腔调”。

不说别的，你只要翻翻199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7巻本《胡适文集》，就能感觉到胡适对中国的旧传统旧道德旧文化的批判是何等地猛烈，并且不仅自己批判，还特别赞扬那些对腐朽、野蛮、非人性的传统道德进行猛烈批判的人，如当时的吴又陵、陈

独秀等，甚至还十分欣赏在这方面进行批判的外国人，如挪威的易卜生等。你只要读读他

的《信心与反省》、《再论信心与反省》、《三论信心与反省》，《〈吴虞之录〉序》、《易卜生主义》、《答室伏高信》、《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东西文化之比较》、《整

理国故与“打鬼”——给浩徐先生信》、《致陶希圣》等文章和书信，就知道胡适先生对我

们的“传统”是在怎样地进行批判，甚至有些批判的语调简直就如鲁迅。例如他在《易卜生

主义》里说：

“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

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易卜生

的长处，只在他肯说老实话，只在他能把社会种种腐败龌龊的实在情形写出来叫大家仔细看。他并不是爱说社会的坏处，他只是不得不说。胡适在批判中国传统的道德时也是一针

见血，他说：“据易卜生看来，社会上所谓‘道德’不过是许多陈腐的旧习惯。合于社会习惯的，便是道德；不合于社会习惯的，便是不道德。正如我们中国的老辈人看见少年男女实

行自由结婚，便说是‘不道德’。为什么呢？因为这事不合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社会习惯。但是这班老辈人自己讨许多小老婆，却以为是很平常的事，没有什么不道德。为什么呢？因为习惯如此。……因为社会的习惯如此，所以不道德的也觉得道德了。”[5]（同上，第22页）

在答当时《日本评论》杂志社的室伏高信的信中，胡适先生为日本人能谅解胡适们“偶像破坏”的立场感到是“最可喜的一件事，因为我常觉得贵国现时的学人往往不懂得我们为

什么要做这种排斥古文化的努力”。并向这位日本人表明：“我和我的朋友的立场是这样的：凡文化都有他的隋性，都会自己保守自己的。少数先知先觉的思想家，如果他们看清了‘去腐’和‘革新’的必要，应该站到屋顶上去大声疾呼，不必顾虑破坏之太多，更不必顾虑祖宗

遗产有毁灭的危险。‘真金不怕火’，这是我们祖宗的一句名言。真有价值的东西是毁不掉的。”[6]（见《胡适文集?3》第548第549页）

最巧的是，胡适先生似乎是先知，早在上个世纪初就像是知道今天有人要谈论“破

坏”“批判”“建设”之类的话题，他在上面说的《易卜生主义》这篇文章中就认为“易卜生主义”“表面上看去，像是破坏的，其实完全是建设的。”并紧接着打了一个比喻：“譬如医生诊了病，开了一个脉案，把病状详细写出，这难道是消极的破坏的手续吗？”他又在文章中引用易卜生的话：“他仿佛说道：‘人的身体全靠血里面有无量数的白血轮时时刻刻与人身的

病菌开战，把一切病菌扑灭干净，方才可使身体健全，精神充足。……’”[7]（见《胡适文集?2》第28第32页）

在《〈吴虞文录〉序》中，胡适高度赞扬吴又陵先生是一个“四川省双手打孔家店”的

老英雄，是一个打扫旧礼教的“清道夫”：“深深挑着一担辛辛苦苦挑来的水，一勺一勺的洒

向那孔尘迷漫的大街上。他洒他的水，不但拿不着工钱，还时时被那无数吃惯孔尘的老头

子们跳着脚痛骂，怪他不识货，怪他不认得这种孔渣孔滓的美味，怪他挑着水拿着勺子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