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关系;中国祖父母对孙辈的看护

代际关系：中国祖父母对孙辈的祖辈看护

摘要：在有关代际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引导下，我们检验当代中国的祖辈看护现象。使用纵向数据（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我们用文献来证明祖孙关系是高水平结构化和功能性的。两代间团结一致性由祖孙之间高比率同住为指标，相当多跨越代际的家庭（没有父母存在），大量的儿童保育包含未共同居住的祖父母，也有大量儿童保育由共同居住的祖父母提供（coresidential共同居住的）。多元分析表明，祖辈看护工作量是自动适配于家庭需求的，反应了家庭、家庭成员和母亲工作活动的特征。

引言：

来自家庭过程的一个帕森斯社会学理论观点，老龄化的家庭融合理论和现代化理论预测，工业化和城市化不可避免的导致更大的亲属关系的丧失，家庭融合理论假设向婚姻关系、核心家庭聚合的家庭生活，不论国家或文化背景是什么(Goode 1970)。和这个观点相似的是，老龄化的现代化理论假设，这种向核心家庭结构的转变会导致年长亲戚的受到优待的、功能性地位的下降(Burgess 1960; Cowgill and Holmes 1972)。在21世纪初期，然而，对立面似乎已经发生：代际关系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里正变的越来越重要。例如，在美国，为了应对婚姻不稳定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代际关系变得更加以个人的生活为中心(Bengtson 2001; Uhlenberg 2009; also see review by Swartz 2009)。在地球的另一端，在中国有着历史生最牢固的父母同孩子之间的关系，并且依然存在，国家的社会经济环境已经有了大大的改变(Chen 2005; Logan and Bian 1998, 1999; Short and Zhai 1996)。现代有关代际关系的数据表明了家庭人口、文化/规范和战略途径综合影响的一个更复杂的故事。在本文中，我们检验中国祖父母的作用——有广大亲属的强大文化传统，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和工业发展在过去几十年里。特别是，我们重点研究在中国，祖辈看护对孙子女的作用。这个话题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证明，祖父母、父母和孙子女之间代际关系团结力量的强度。

祖辈看护对于中国农村和城市的很多家庭都是一种很普遍的经历。这一趋势是代际转换的传统文化模式的明显的分歧。孝顺的概念，历史上一直强调子女对父母的责任，现在被相互的或来自年老父母的无私帮助所平衡。Silverstein, Cong and Li (2007)准确地描述为一个“广泛的”但“很少记录的”现象，有关中国祖辈看护的研究极其有限，研究证据往往是间接的。例如，在中国年迈的父母和成年子女居住在一起的情况在有关家庭研究中有很好的记录(e.g., Chen 2004; Davis and Harrell 1993; Logan, Bian and Bian 1998; Zeng and George 2001; Zhang 2004)，我们不了解和祖父母住在一起的幼小的、学前期孙子女，尤其是父母不在家时。这对于年轻人离开去找寻更好的经济机会，离开孩子，让祖父母照顾孩子已经越来越普遍(see Silverstein, Cong and Li 2006)。然而，在当代中国没有流行的跨越代际家庭（祖父母和孙子女一起生活，没有父母这一代）的评估。此外，我们对于祖父母提供的保育程度知之甚少。与父母通常所做的相比，爷爷奶奶只是起到辅助作用吗？此外，祖辈看护在中国很常见，但几乎没有什么共识认为他们应该提供什么水平的看护(Chen, Short and Entwisle 2000; Hermalin, Roan and Perez 1998; Parish and Whyte 1978; Unger 1993)。最后，我们很少了解个人、家庭和社区特点在解释祖辈看护范围时的结构。例如，中国的男权传统会导致父亲的父母有更多的付出吗？调整祖辈看护的工作量以适应母亲劳动参与？社区中日托中心的可获得性能够减少对祖父母的需要吗？

这篇文章是第一个系统检验在当代中国祖辈看护的普遍性、强度和决定因素的研究，使用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 1991, 1993, 1997, 2000, 2004)。我们主张祖辈看护的现象不仅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家庭为中心，也证明了在一个快速发展的社会环境中一种发生很大程度变化的关系。现代化/收敛理论，很大程度上是以文化设想为基础的，将传统的价值观视为一种标准的惯例，并假定在经济发展和西方文化的压力下传统文化将解体。相反，我们认为文化是“一个工具而不是教条”(Logan and Bian 1999:1254)。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认为

“家庭变化是人们从文化的角度遵循有限机会的战略行为的结果”(Thornton and Fricke 1987:770)。

理论框架和背景：结构、文化和战略的作用

越来越多有关祖父母经历的研究，最持久的主题之一是祖父母间的异质性，和祖父母相关的标准的不明确性(see review by Szinovacz 1998)。例如，在家庭结构方面，生活安排因为“不住在一起”到“居住在一起”（然而，父母、孙子女和祖父母都住在一起），到“跨越代际”家庭（父母没有一起住）(Pebley and Rudkin 1999)。就祖辈看护而将，祖父母的作用范围从“不参与的”到“偶尔帮助”或“长期替代父母”(Hirshorn 1998)。此外，标准和国家背景的变化影响了祖父母提供的看护(Hank and Buber 2009; Ikels 1998)。

关于在中国祖父母作为儿童保育的提供者的研究已经很少了。大量的研究检验看护经历的结果，例如，祖父母或孙子女的心理健康(Falbo 1991; Goh 2009; Silverstein, Cong and Li 2007)。其他研究提供祖辈看护的间接证据，这些研究都包含在有关母亲工作和儿童保育的研究中(Chen, Short and Entwisle 2000; Short et al. 2002)。我们尽力理解祖辈看护的复杂环境，我们提供了中国背景和相关文献的综述，从代际关系框架、家庭适应性策略和生命历程视角（“联系生活”和“社会时间和地点”）中提取，来探索结构化、文化的、策略性环境(Moen and Wethingto n, 1992; Silverstein, Giarrusso and Bengtson 1998)。

结构化背景：居住在一起及以后

祖辈看护的结构化背景反映在结构团结一致的概念中，指的是促进了祖父母和孙子女之间关系的机会结构，头等重要的是几代人之间地理距离接近(Silverstein, Giarrusso and Bengtson 1998)。没有研究专门关注在中国祖父母和孙子女之间的生活安排，有关代际关系的研究主要是关于家庭结构和父母及成年子女之间的生活安排，在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Kawabe and Shimizu 1994; Knodel and Debavalya 1997; Lavely and Ren 1992; Tsui 1989; Weinstein et al. 1990)。

在亚洲和中国的代际关系研究表明，历史上，大家庭在东亚国家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成人儿子（至少是其中一个儿子）、妻子及其后代和父母都住在同一个家里。工业化和城市化被认为是促进同住水平下降的强大推力。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表明，家庭形式的变化和连续性：当核心家庭是主导家庭，平均家庭规模低至3.5，大多数老年人（年龄在65岁以上）都会和他们的孩子住在一起(Zeng and Wang 2003)。其他调查研究证明高水平同住存在，越来越多的核心家庭形式自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Chen 2005; Logan, Bian and Bian 1998; Zhang 2004)。

有关父母和成年子女间的生活安排的研究提供了祖辈和孙子女同住水平的有价值信息。然而，我们还应注意几个问题，揭示文献中空白的代际关系研究。首先，祖辈看护有时发生在父母一代缺席的情况下，即，跨代际家庭。大规模农村迁往城市导致年轻一代离开家去寻找城市中的工作机会，留下孩子给爷爷奶奶照顾。第二，没有同住的祖父母和孩子的家庭离得很近也会经常提供看护，反映了“网络化”大家庭(Greenhalgh 1984; Logan, Bian and Bian 1998)。到目前为止，没有关于祖父母和孙子女之间同住程度的实证研究，尤其是父母缺席时。对于生活在不同家庭的祖父母也没有可用的报告。记录家庭结构和祖辈看护的模式是关键的第一步，对于理解中国背景下的代际关系。

文化背景：改变的孝道

代际关系文化标准的重要性反应在跨文化祖父母角色的异质性和模糊性。在美国，例如，大多数祖父母遵循一个标准“不干预”，不承担照顾和抚养孙辈的核心作用(Cherlin and Furstenburg 1986)。但是有文化/标准差异。黑人和西班牙裔，例如，同白人祖父母相比，在养育孙辈中倾向于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一模式不仅仅是由于社会经济不好的结果，也可能反映了不同国家和文化标准的家庭差异(Fuller-Thomson and Minkler 2007; Gibson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