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关系;中国祖父母对孙辈的看护

代际关系：中国祖父母对孙辈的祖辈看护
摘要：在有关代际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引导下，我们检验当代中国的祖辈看护现象。

使用纵向数据（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我们用文献来证明祖孙关系是高水平结构化和功能性的。

两代间团结一致性由祖孙之间高比率同住为指标，相当多跨越代际的家庭（没有父母存在），大量的儿童保育包含未共同居住的祖父母，也有大量儿童保育由共同居住的祖父母提供（coresidential共同居住的）。

多元分析表明，祖辈看护工作量是自动适配于家庭需求的，反应了家庭、家庭成员和母亲工作活动的特征。

引言：
来自家庭过程的一个帕森斯社会学理论观点，老龄化的家庭融合理论和现代化理论预测，工业化和城市化不可避免的导致更大的亲属关系的丧失，家庭融合理论假设向婚姻关系、核心家庭聚合的家庭生活，不论国家或文化背景是什么(Goode 1970)。

和这个观点相似的是，老龄化的现代化理论假设，这种向核心家庭结构的转变会导致年长亲戚的受到优待的、功能性地位的下降(Burgess 1960; Cowgill and Holmes 1972)。

在21世纪初期，然而，对立面似乎已经发生：代际关系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里正变的越来越重要。

例如，在美国，为了应对婚姻不稳定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代际关系变得更加以个人的生活为中心(Bengtson 2001; Uhlenberg 2009; also see review by Swartz 2009)。

在地球的另一端，在中国有着历史生最牢固的父母同孩子之间的关系，并且依然存在，国家的社会经济环境已经有了大大的改变(Chen 2005; Logan and Bian 1998, 1999; Short and Zhai 1996)。

现代有关代际关系的数据表明了家庭人口、文化/规范和战略途径综合影响的一个更复杂的故事。

在本文中，我们检验中国祖父母的作用——有广大亲属的强大文化传统，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和工业发展在过去几十年里。

特别是，我们重点研究在中国，祖辈看护对孙子女的作用。

这个话题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证明，祖父母、父母和孙子女之间代际关系团结力量的强度。

祖辈看护对于中国农村和城市的很多家庭都是一种很普遍的经历。

这一趋势是代际转换的传统文化模式的明显的分歧。

孝顺的概念，历史上一直强调子女对父母的责任，现在被相互的或来自年老父母的无私帮助所平衡。

Silverstein, Cong and Li (2007)准确地描述为一个“广泛的”但“很少记录的”现象，有关中国祖辈看护的研究极其有限，研究证据往往是间接的。

例如，在中国年迈的父母和成年子女居住在一起的情况在有关家庭研究中有很好的记录(e.g., Chen 2004; Davis and Harrell 1993; Logan, Bian and Bian 1998; Zeng and George 2001; Zhang 2004)，我们不了解和祖父母住在一起的幼小的、学前期孙子女，尤其是父母不在家时。

这对于年轻人离开去找寻更好的经济机会，离开孩子，让祖父母照顾孩子已经越来越普遍(see Silverstein, Cong and Li 2006)。

然而，在当代中国没有流行的跨越代际家庭（祖父母和孙子女一起生活，没有父母这一代）的评估。

此外，我们对于祖父母提供的保育程度知之甚少。

与父母通常所做的相比，爷爷奶奶只是起到辅助作用吗？此外，祖辈看护在中国很常见，但几乎没有什么共识认为他们应该提供什么水平的看护(Chen, Short and Entwisle 2000; Hermalin, Roan and Perez 1998; Parish and Whyte 1978; Unger 1993)。

最后，我们很少了解个人、家庭和社区特点在解释祖辈看护范围时的结构。

例如，中国的男权传统会导致父亲的父母有更多的付出吗？调整祖辈看护的工作量以适应母亲劳动参与？社区中日托中心的可获得性能够减少对祖父母的需要吗？
这篇文章是第一个系统检验在当代中国祖辈看护的普遍性、强度和决定因素的研究，使用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 1991, 1993, 1997, 2000, 2004)。

我们主张祖辈看护的现象不仅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家庭为中心，也证明了在一个快速发展的社会环境中一种发生很大程度变化的关系。

现代化/收敛理论，很大程度上是以文化设想为基础的，将传统的价值观视为一种标准的惯例，并假定在经济发展和西方文化的压力下传统文化将解体。

相反，我们认为文化是“一个工具而不是教条”(Logan and Bian 1999:1254)。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认为
“家庭变化是人们从文化的角度遵循有限机会的战略行为的结果”(Thornton and Fricke 1987:770)。

理论框架和背景：结构、文化和战略的作用
越来越多有关祖父母经历的研究，最持久的主题之一是祖父母间的异质性，和祖父母相关的标准的不明确性(see review by Szinovacz 1998)。

例如，在家庭结构方面，生活安排因为“不住在一起”到“居住在一起”（然而，父母、孙子女和祖父母都住在一起），到“跨越代际”家庭（父母没有一起住）(Pebley and Rudkin 1999)。

就祖辈看护而将，祖父母的作用范围从“不参与的”到“偶尔帮助”或“长期替代父母”(Hirshorn 1998)。

此外，标准和国家背景的变化影响了祖父母提供的看护(Hank and Buber 2009; Ikels 1998)。

关于在中国祖父母作为儿童保育的提供者的研究已经很少了。

大量的研究检验看护经历的结果，例如，祖父母或孙子女的心理健康(Falbo 1991; Goh 2009; Silverstein, Cong and Li 2007)。

其他研究提供祖辈看护的间接证据，这些研究都包含在有关母亲工作和儿童保育的研究中(Chen, Short and Entwisle 2000; Short et al. 2002)。

我们尽力理解祖辈看护的复杂环境，我们提供了中国背景和相关文献的综述，从代际关系框架、家庭适应性策略和生命历程视角（“联系生活”和“社会时间和地点”）中提取，来探索结构化、文化的、策略性环境(Moen and Wethingto n, 1992; Silverstein, Giarrusso and Bengtson 1998)。

结构化背景：居住在一起及以后
祖辈看护的结构化背景反映在结构团结一致的概念中，指的是促进了祖父母和孙子女之间关系的机会结构，头等重要的是几代人之间地理距离接近(Silverstein, Giarrusso and Bengtson 1998)。

没有研究专门关注在中国祖父母和孙子女之间的生活安排，有关代际关系的研究主要是关于家庭结构和父母及成年子女之间的生活安排，在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Kawabe and Shimizu 1994; Knodel and Debavalya 1997; Lavely and Ren 1992; Tsui 1989; Weinstein et al. 1990)。

在亚洲和中国的代际关系研究表明，历史上，大家庭在东亚国家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成人儿子（至少是其中一个儿子）、妻子及其后代和父母都住在同一个家里。

工业化和城市化被认为是促进同住水平下降的强大推力。

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表明，家庭形式的变化和连续性：当核心家庭是主导家庭，平均家庭规模低至3.5，大多数老年人（年龄在65岁以上）都会和他们的孩子住在一起(Zeng and Wang 2003)。

其他调查研究证明高水平同住存在，越来越多的核心家庭形式自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Chen 2005; Logan, Bian and Bian 1998; Zhang 2004)。

有关父母和成年子女间的生活安排的研究提供了祖辈和孙子女同住水平的有价值信息。

然而，我们还应注意几个问题，揭示文献中空白的代际关系研究。

首先，祖辈看护有时发生在父母一代缺席的情况下，即，跨代际家庭。

大规模农村迁往城市导致年轻一代离开家去寻找城市中的工作机会，留下孩子给爷爷奶奶照顾。

第二，没有同住的祖父母和孩子的家庭离得很近也会经常提供看护，反映了“网络化”大家庭(Greenhalgh 1984; Logan, Bian and Bian 1998)。

到目前为止，没有关于祖父母和孙子女之间同住程度的实证研究，尤其是父母缺席时。

对于生活在不同家庭的祖父母也没有可用的报告。

记录家庭结构和祖辈看护的模式是关键的第一步，对于理解中国背景下的代际关系。

文化背景：改变的孝道
代际关系文化标准的重要性反应在跨文化祖父母角色的异质性和模糊性。

在美国，例如，大多数祖父母遵循一个标准“不干预”，不承担照顾和抚养孙辈的核心作用(Cherlin and Furstenburg 1986)。

但是有文化/标准差异。

黑人和西班牙裔，例如，同白人祖父母相比，在养育孙辈中倾向于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一模式不仅仅是由于社会经济不好的结果，也可能反映了不同国家和文化标准的家庭差异(Fuller-Thomson and Minkler 2007; Gibson 2005;
Hogan, Hao and Parish 1990; Minkler and Fuller-Thomson 2005; Peres 1986; Pruchno 1999; Williams and Torrez 1998)。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代际交换是在儒家指导下，儒家思想是文化和道德蜘蛛思想之一。

孝道的标准下，成人子女完全服从于父母命令，子女有义务有限考虑他们的父母，并且比其他的责任都要重要。

此外，孝道的传统的父权的本质将父亲视为在母亲之上。

鉴于代际交流这种强烈的习俗，并不奇怪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祖辈看护并没有标准的规范。

相比之下，在中国当代城市和农村，祖父母发挥主要的看护作用越来越普遍。

它不仅反映了父母和成年子女历史上的亲密的关系纽带，也表明文化强调家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祖辈看护可以解释为一个家庭适应性的策略，最大限度地提高整个家庭的幸福，减轻母亲的负担，使他们能寻求工作的机会。

有趣的是，孝顺责任的意义也在发生变化。

不再是族长一个简单的命令，孝道的结构逐步反映了互惠原则，照顾孙子可以被看做是一个讲条件的策略，能够保证他们年老时拥有支持(Croll 2006)。

然而尽管祖辈看护越来越普遍，仍然缺乏关于祖父母参与的准确知识。

通常认为，同住的祖父母能够提供养育，但数据不能表明他们参与的程度。

通过检验祖辈看护参与的普遍性和强度，同孩子母亲相比，我们检验描述性的证据来确定具体类型的代际交流是否体现了一个高水平结构和功能性的团体。

此外，我们测试父权制文化遗留的存在，通过检验（1、在描述性分析中不同住的母亲父母的可获得性vs不同住的父亲父母的可获得性，（2、使用多元分析，检验父亲父母vs母亲父母看护差异。

很多研究表明女性将父母的帮助排名为“最好”，比付费的看护更令人满意，例如儿童保育中心(Goh 2009; Short et al. 2002; Whyte 2003)。

因此，如果我们发现祖辈看护参与不受社会儿童保育资源的影响，这个能是一种间接的代际团结力量的证明。

战略背景：家庭自适应策略和功能性团结
除了最为文化期望的一个方面，祖辈看护可以描绘为一种功能性团结的表现，以及家庭自适应策略的表现。

祖辈看护是一种对家庭工具性支持的重要形式，体现在功能性团结的概念中，它指的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帮助和资源交换(Roberts and Bengtson 1991)。

从家庭自适应策略的角度，祖辈看护也反应了家庭成员适应性应对外部约束和机会的不断变化(Moen and Wethington 1992; Yan 2003)。

关于美国祖父母研究发现，祖父母的照顾给成年子女提供临时的救济，可能减轻就业母亲的负担(Presser 1989)。

重要的是，当成年子女面临困难时，祖父母参与会增加，例如失业、破产、离异、监禁或吸毒(see review by Gibson 2005; Hirshorn 1998; Hogan, Hao and Parish, 1990; Peres 1986)。

家庭成员间的这种内部联系也反映了“相联系的生命”和“历史时间和地点”的社会动态，通过生命历程视角将概念明确(Elder 1998)。

“联系的生命”原则是将家庭成员概念化为嵌入共享人际关系网络。

此外，“历史时间和地点”准则将个体经历视为符合地理位置和时间的。

我们通过聚焦这两个生命历程准则来观察当代中国的代际关系。

祖辈看护代表着代际关系的进化。

同时，祖辈参与儿童保育并不一定会代表个人选择，可能是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条件下，使家庭幸福最大化的集体选择。

首先，母亲工作和照顾孩子之间的冲突很激烈。

女性的工作比例在中国是很高的，部分是由于政府积极促进，也因为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时代有很强的奖励措施去获取经济成功。

此外，工作安排往往并不灵活。

不像其他机构的女性，经常做兼职工作来满足平衡工作和照顾孩子的需求(Connelly 1992; Klerman and Leibowitz 1999; Presser 1989)，灵活的工作安排在中国一般并不存在，劳动力供给远远超过需求所需。

甚至在农村，农业生产被认为最适合照顾孩子的妇女，妇女必须兼做多个工作，因此有沉重的工作负担(Entwisle and Chen 2002)。

考虑到这些困境，中国父母经常依靠祖父母的帮助来平衡工作和照顾孩子的需要。

事实上，在中国的经济背景下，家庭而不是个人被认为是有效的经济单位(Gao 1994; Jacka 1997;
Korinek et al. 2006)。

市场和非市场活动通常协调家庭成员之间资源需求和权力关系(Chen 2004)。

祖辈看护可能是由于和母亲相比，祖父母较低的成本，毕竟母亲更年轻受教育程度更高。

最后，由于农业劳动力过剩，父母普遍从农村迁到城市，寻找工作，留下孩子给爷爷奶奶抚养，创建了一个重要的人口趋势。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量农村人口迁往城市导致了大规模的“流动人口”（“临时”移民），根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估计达到了7900万人(Liang and Ma 2004)。

这一现象使得祖辈看护在很多家庭都成为必要的。

被留下的儿童，很多祖父母要承担主要的抚养责任——这一趋势在中国仍然需要大量的资料。

综上所述，代际相联系的生活的结构和功能性团结和家庭的适应性本质在中国创建了独特的祖辈看护环境。

在我们的后续分析中，不是研究这些影响是分开的还是同时发生的过程，我们应该强调他们的重叠性和相互关联性，通过家庭结构和家庭的其他特征，祖父母、儿童、社区和母亲工作显示出来。

研究问题与假设
我们描述性分析记录了代际团结的结构和功能维度。

我们询问以下问题。

和祖父母同住的程度？此外，同住祖父母提供的照料孩子的程度是多大？这种参与和同住的母亲相比如何？在家庭外面存在儿童保育的替代形式吗？从费同住祖父母哪里获得帮助的可获得性是多少？最后，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同住的程度有区别吗，当他们不一起同住时看护孩子的可能性有没有差异？
在这种描述性的概述之后，我们对有关结构、文化和适应性/功能性环境组织多元分析。

首先，我们假设，家庭结构塑造祖辈看护。

父母缺席的家庭即是一个结构特征，也是更高需求的指标。

我么预测，在一个跨代际家庭中的生活和更高的祖父母参与相关。

此外，由于中国的父权传统，我们预测爷爷奶奶有更高的可能参与祖辈看护。

然而随着社会经历快速的社会经济变化，文化传统也已经改变。

例如，据报道，女儿在提供老年支持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Cong and Silverstein 2008; Whyte and Xu 2003; Xie and Zhu 2009)。

因此，姥姥姥爷可能和爷爷奶奶一样参与祖辈看护。

第二，我们假设，祖父母提供的看护水平是对家庭需求的反应。

具体来说，提供的看护水平和母亲工作成正相关（即，母亲更重的工作负担会导致对替代性的看护的更高需求），因此，祖父母会有更高的参与。

家族需求也反映在孙子女、祖父母、家庭和社区的特征中。

例如，更年幼的孩子和/或在家庭中有多个孩子将会对看护有更高的要求。

祖辈看护负担在跨代际家庭中更重，在父母共同居住的家庭中较轻。

第三，我们假设大量社区因素也会影响祖辈看护的水平。

标准支持资源的可获得性，由政府提供的儿童保育设施，宗教或民间组织可能会影响祖辈看护的类型以及他们提供额的看护时间(Pebley and Rudkin 1999)。

从某种意义上说，社区资源可以被视为感知到的家庭需要。

如果个人察觉到的需求并不强（例如，广泛可用的日托资源），爷爷奶奶可能不太可能会提供帮助。

另一方面，社区资源的缺乏，可以被视为首选祖辈看护的间接证据。

例如，在美国，生活在更好福利地区的未婚妈妈不太可能与祖父母一起生活(Winkler 1992)。

住房成本也影响单亲妈妈与父母同住的机会。

日托设施可用性也会影响祖父母参与。

我们也预期了城乡差异，日托设施在城市更加丰富。

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
为了调查我们的研究问题和假设，我们使用来自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的数据，在北京的中国预防医学院和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卡罗莱纳人口中心共同合作的一个正在进行的项目。

多阶段分层、随机集群过程被用来收集中国9个省、自治区的被试，包括辽宁、黑龙江、山东、江苏、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和贵州。

在这些省份的各县市首先被收入第一层（低、中、高），然后使用加权抽样方案在其中随机选择4个。

省会和一个低收入的城市也在调查中。

县里的村庄和城区以及城市和城市内相邻的郊区都被随机选择。

在190个初级抽样样本中（更多的自1997年以来），25个家庭被随机抽样为二级抽样单位。

大约有4400个家庭在整个调查中，覆盖了越19000人。

虽然中国家庭健康调查不是全国代表性样本，先前研究已证明，中国家庭健康调查样本中的家庭和个人特点高度符合国家统计数据(for example, see Du, Lu, Zhai and Popkin 2002; Entwisle and Chen 2002; Short, Ma and Yu 2000)。

祖父母和孙子女的同住
对年幼孙子的照顾明显高于对年龄较大的孩子，所以中国家庭健康调查只是询问儿童6岁之间的家庭内儿童保育问题。

因此，和多元分析是一致的，我们限制家庭样本（孩子是
0-6岁），在评估祖父母和孙子女同住水平时。

1991年样本包括1317个家庭，随后是1993,1997,2000和2004分别包括1080,796,772和651个家庭，儿童年龄为0—6岁。

样本大小随着时间的流逝大幅下降。

因为年轻人更有可能离开样本（例如，由于婚姻或工作），中国家庭健康调查倾向于低估年轻人和儿童。

因此，我们不显示描述性统计数据，因为并不适合将它作为一个趋势来解释（根据要求年年结果可用的）。

图1 显示1991到2004年样本中有45%祖父母和0—6岁的儿童一起住。

和其他社会相比，在中国祖父母和孙子女同住的程度是惊人的。

例如，2000年美国人口普查报告11%的18岁以下的儿童生活在有祖父母的家庭中(U.S. Census Bureau 2004)。

Hank and Buber (2009)报告，9%的50岁以上的祖父母同孙辈生活在一起，在欧洲10国，根据2004年欧洲健康、老龄化和退休调查。

图1显示了，同父权传统一致，在中国与祖父母同住的儿童大约是与外祖父母同住儿童的3倍。

此外，5%的家庭是夸代际家庭（同住家庭的10%），并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比例。

同住祖辈看护的负担
祖父母和孙子女同住的大范围流行是很明显的信号，表示两代人之间强烈的结构性团结。

通常认为，与孙子女同住的祖父母在儿童保育中能够提供帮助。

然而，尚不清楚这些祖父母提供帮助的程度。

这些问题可以在中国家庭健康调查中进行进一步的探索，询问所有6岁以上的家庭成员，他们是否花费时间喂食、洗澡、穿衣或看护6岁及6岁以下的儿童，如果有的化，他们在过去1周有多少小时照顾孩子。

这个项目不仅要求我们检验祖母和祖父照顾孩子的时间，也比较他们同母亲相比照顾孩子的时间。

表1比较母亲和祖母、祖父、祖父母一起每周在儿童保育中所花费的时间，在中国，1991-2004.如表1所报道，母亲和祖父母在学龄前儿童身上所花费的儿童保育时间差异非常小（平均4小时）。

不出所料，祖父在育儿过程中的作用相对较小（平均每周7小时，相比之下，祖母21.1小时，而母亲是25.3小时）。

之后我们将样本分成3组，根据儿童的年龄（低于1岁、1—3岁和4-6岁），结果进一步表明除了婴儿组（0-1岁），祖母花费在儿童保育中的时间实际上已经超过了母亲。

母亲在孩子1岁之间有较大程度的参与儿童保育，考虑到婴儿的护理要求更高。

总的来说，比较表明，祖父母——尤其是祖母——发挥重要的养育作用，可以说和母亲一样重要。

非同住祖父母的作用
同住祖父母在养育儿童中发挥重要作用，而非同住祖父母在子女家中也积极地参与照料孙子女的活动。

除了对家庭成员的儿童保育问题，中国家庭健康调查也询问6岁以下的儿童是否由非家庭成员看护，儿童看护是在1、家中；2、孩子的爷爷奶奶家；3、孩子的外公外婆家；4、日托中心或5、其他亲戚家。

图2显示了照顾儿童的地点。

因为照顾孩子可以在多个地点，分类并不是相互排斥的。

日托中心是使用外界帮助照顾孩子的家庭最常用的选择。

儿童被放置在日托中心的比例约为50%。

爷爷奶奶家是第二受欢迎的目的地，有约27%的孩子，越13%的孩子在外族家。

这又提供了另一部分的补充证据，祖父母是重要的提供替代性儿童保育的人选。

图2显示和图1
一致，在中国社会仍然存在一个较强的男权规范。

多元分析
我们的描述性分析说明就照料年幼孙辈而言，祖父母和孙子女之间有一个高水平的结构和功能性团结。

祖辈看护的参与程度是对家庭需要的反应，它是如何适应结构背景和个人约束的？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将进行多元分析。

样本包括429个家庭，孩子都在0—6岁，1991年至少有一个祖父母存在，370 from 1993, 346 from 1997, 367 from 2000, and 372 from 2004。

我们把数据堆积成一个家庭—年的结构。

约42%的样本保留在1993年，24%在1997年，33%在2000年，29%在2004年。

重要的是要注意，项目中的很多家庭在超过目标年龄时并没有进行跟进。

由于各波的调查之间的间隔，样本家庭中大多数孩子在另一波调查时都会超过限制年龄范围。

The actual attrition rate due to follow-up loss (e.g., grandparents no longer coresiding with grandchildren or the entire household lost to follow-up) is low, about 11 percent across years. On average, a household is observed 1.7 times across waves.
我们使用随机效应回归来模拟祖父母的儿童保育活动。

分析策略如下方程所示：
我们模拟每周祖父母照顾孩子小时数(Wijt )，在家I 在社区j 偶尔t(1991, 1993, 1997, 2000, 2004)，作为家庭特征的函数(Hijt )，祖父母和孙子女和母亲活动（如果母亲也在家）。

虽然我们的描述性分析表明，祖母比祖父提供更多时间的照顾，但我们并不区分它们，而是使用祖父母每周提供照顾时间的总和，在多变量分析中。

因此，每个家庭在每年的调查中有一个一致的报告，降低非独立问题。

大约三分之一的样本中只有一个祖父或祖母同住，因变量是一个祖父或祖母的护理时间。

我们的初步分析表明，当祖母不在场时，祖父经常变得更易参与照料孩子。

使用固定样本数据，我们在一个更好的位置上来控制可能没有观察到的变量的影响，在方程中由αij表示(Hsiao 1986)。

例如，利他主义通常被认为对代际交换和支持具有重要影响(Lee, Parish and Willis 1994)。

然而，往往很难评估家庭利他主义的影响，因为直接测量是极其罕见的。

有些祖父母可能有更多的利他动机或更喜欢和孩子待在一起。

祖父母的这种特点可能看上去就像一个不可测的特有个体，不变时误差成分，产生不同质的偏见，从而严重影响系数评估(Petersen 1993)。

固定样本数据和随机效应模型的使用需要我们纠正这种不可测的异质性。

我们把残差当做一个不变时随机变量，假设它需要一个正态分布N（0，σij）。

模型中所有的预测变量都是随时间改变的，系数估计代表组内个体和组间个体的加权平均(Gould 2001)。

模型中包括5组自变量，表2中所呈现的描述统计。

总的来说，这些特点代表了祖辈看护的重叠的结构、文化和策略背景。

对于家庭特点（Hijt），我们包含家庭结构的测量，换句话说，是居住在男方父母家还是居住在女方父母家，是跨代际家庭还是祖父母、父母一起居住。

我们也记录家庭人均收入，和是否有家庭成员在国有部分工作（作为日托中心可获得性的代表）。

年龄（如果祖父母都健在），其中之一是否有工作，教育（是否高于小学教育），都包含在祖父母特点分析中(Gijt)。

大部分祖父母身体健康。

Grandchildren’s characteristics (Kijt) such as gender, age and presence of other children ages 0-6 and 7-14 years in the household are also included in the model. An average grandchild in households with coresidential grandparents in our sample is a 3 year old without siblings. To control for the local community context, we also include community level characteristics (Cjt) such as urban/rural residence, percent of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and availability of daycare center. The availability of daycare centers in the community increased from 27 percent in 1991 to 52 percent in 2004 (results not shown), reflecting a recent trend in the growing acceptance and increasing supply of daycare services in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