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顶一万句

谈谈《一句顶一万句》中杨百顺平凡而失败的人生

《一句顶一万句》中讲述了许多复杂而又琐碎的事件，描写了众多平凡而又孤独的人物；这些琐碎的事件把原本就不伟大的人们绕得山不是山，水不水，父子不是父子，夫妻不是夫妻，朋友不是朋友，师徒也不是师徒；总之他们难以摆脱生存的羁绊，精神的孤独。而这当中最羁绊，最孤独的要数杨百顺和刘爱国。在这里我先不谈刘爱国，因为他是杨百顺人生模式的延续，是千年不变的万年找寻，是几代人的轮回重复。对杨百顺而言，他有父家，但难回，也不想回，他有自己的家，但这个家只是个短暂的噩梦；他还既无恒业，也无恒心，一直到参透牧师老詹的教堂稿图背后“恶魔的私语”之意。但是，作者却不厌其烦地讲述杨百顺的无奈人生，以及造成杨百顺这无奈人生的众多小人物的奇趣癖好。用如此一长篇小说讲述众多个杨百顺，来揭露我们早已习惯，甚至牺牲自己去维护其不备破坏的人伦道义，来描绘世间难以解决的生命之困惑。

一，杨百顺无业无家的人生

这里的“无业无家”不是说真的没有，或一直没有，而是缺乏恒定性。杨百顺出生在一个既无母爱又无父爱的家庭，他的这个原生家庭既没有温暖，也没有理解，只有父亲的专横，兄弟的争利。“以业立身”若无业便不能解决我们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自然无法谈及精神追求，理想远见。要说理想杨百顺也有，终其一生杨百顺都想做个像罗长礼那样有气势，条理清晰的喊丧人，但喊丧又不养人；所以他一生都没再爱上一份可以养活自己又十分热爱的职业。

杨百顺的父亲是个典型的手工艺人，对于做豆腐的他来说，儿子是用来继承做豆腐手艺的，而做豆腐背后深层的思想则是典型的养儿防老。无论中外古今，任何职业的家长，尤其是那些有所成就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后代能继承自己的职业，我们所知道的文人画家，很多都是违背家长的意愿，中途换职业的人。这些人当中有很多人因此原因从此和家长们多少有些间隙，杨百顺也不另外，但是如果未发生抓阄上新学堂事件的爆发，杨百顺可能一生都以做豆腐为业，说不定也能像老马用吹笙来忘记赶大车的苦闷那样用别样的方式忘记做豆腐的痛苦，恒守豆腐坊过其一生，然而没有但是，有的只是杨百顺的出走。

杨百顺十岁到十四岁都在老汪的私塾里度过，本来做豆腐的小人家是供不起自己的孩子上私塾的，但老汪的私塾不给钱，而对于做豆腐的老杨来说有便宜不占是傻子，所以杨百顺便有了读书的机会，只是老汪是个闷嘴葫芦，交不了杨百顺这些聪敏顽皮的家伙们，杨百顺们自然也只剩一大堆有趣又无用的少年回忆。在这期间杨百顺有两个好朋友，一个是互为朋友的朋友李占奇，一个是自己一厢情愿的朋友老裴。这两个人在杨百顺十六岁以前给予了他难得的温暖。李占奇和杨百顺都爱罗长礼的喊丧，所以他们两说得着，甚至是“聊到趣处，一个说：‘我去茅房撒泡尿。’另一个本来没尿，为了罗长礼也说：‘我也跟你去’”。这一兴趣导致了罗长礼人生的第一个绕，这一绕让他把老裴当做了好朋友，而这一老裴正好无意间见证了杨百顺人生漂泊与流亡的开始。

杨百顺在老裴的推荐下作了鳏夫杀猪匠老曾的徒弟，开始在猪主户家流落着歇脚，可有一天老曾娶了师母，杨百顺还等着师母收拾那两个总欺负他的曾家儿子，结果新来的师母处处精明，把师傅的儿子们哄得妥妥帖帖，倒是让这个以前还可以再外流落的杨百顺，只能杨家庄落脚。慢慢的一件事绕一件事，本是对师母的精明发发牢骚，却话传话，最后都成了流言，这些流言句句指向师傅，杨百顺不得已只能抛下杀猪的生计另投它计。这之后杨百顺做过染坊的挑水工，竹业的学徒，甚至是衙门的种菜人，吴记馒头铺的半个老板。最终皆种种他因失去了所有的生计。最后在老詹的指引下，坚守对罗长礼喊丧的那份热爱，走上了老

汪当年走了的人生历程，结束了自己漂泊的生命。

二，作者把杨百顺的人生写得如此平凡甚至失败的意义

（一）有意无意的消解了传统伦理道义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当中，我们主张“父慈子孝”的伦理规范，但在《一句顶一万句》当中杨百顺的父亲是个唯便宜是占的人，一生兢兢业业地忙碌于自己的那点豆腐坊，磕磕绊绊地经营着自己的人际圈子，过着渺小，自私，庸碌的生活。既不关心孩子们的前途，也不经营家庭的感情，更不会民主到让儿子们精心选择和规划自己的人生，只是不停的算计着儿子们回来和他一起做豆腐，关心着什么地方有便宜可占。面对这样的父亲，杨百顺在多次的妥协，挣扎过后，在心里把这个父亲给“杀了”。第一次离家出走，在杨百顺看来是失败而未能彻底的出走，每天虽然不用再和老杨（杨百顺的爹）一起做豆腐，但依然要回老杨的家，看老杨的脸色，住老杨的家，这在杨百顺看来是窝心的事情。跟杀猪的师傅老曾闹翻了之后再也没有回杨家庄，本来和老曾一起杀猪的时候就希望离开老杨的家。现在跟老曾这师傅也闹翻了，就更不愿意回杨家庄了。在杨百顺的几个重要人生阶段：如结婚，找妻子，去咸阳都没告诉过老杨。在杨百顺和老杨之间再也找不到父子之间那种血浓于水的感情。不光是这对父子，还有吴香香和她的女儿巧玲也是没有母女之情的，巧玲跟吴摩西（杨百顺）这个继父倒是因两人说得着而有着深厚的父女之情。

（二）描绘出人人都难以摆脱的生命困惑

再推演深入点，那《一句顶一万句》不光颠覆了血浓于水的家庭血缘感情，还颠覆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师徒之情，“互敬互爱”的夫妻之情，“仗义相助”的朋友之谊。所有这些由披着华丽外衣的伦理道义链接起来的人际关系再也无法给我们带来正真的温暖，解决我们的孤独。无论是在家里、恋爱时、工作中，还是在社交圈子中；人们更多的是依靠“说得着”来获得心灵的慰藉。所有的人际关系结构都和人与人能不能对上话，对的话能不能触及心灵，提供温暖，化解冲突有关。

话，一旦成了人与人唯一沟通的东西，寻找和孤独便要伴随一生。心灵的疲惫和生命的颓废，以及无边无际的茫然和累，便如影随行地产生了。由此我们突然发现中国人为什么活得这么累。这种累，犹如慢慢长夜，磨砺着我们的祖祖辈辈。为了摆脱这种累，杨百顺们努力制造着虚无的声响和热闹。杨百顺之所以有无业无家的漂泊一生，全因在年少的时候爱上了无法养人的喊丧。生活在底层的人们，平凡的人们：竹业社的老鲁爱在脑子里走戏，染坊的老将爱猴子，还有那热闹的社火。平凡人的这一“爱”说出了在坚实的生存面前，人的精神太脆弱。但是活生生的生存又太实在了，人这一生也得好几十年呢！日日月月如此的实在，太让人沉闷与寂寥了。所以他们都有自己的一点小爱好，而人与人的摩擦皆因这个小爱好遭到打扰和破坏。所以绕来绕去都是生命中难以消除的孤独在作怪，轮回几千年，一直如此，甚至越来越沉重，因为在过去里，人们用千百种方法依然不能解决。所以作者提出了“说得着”的终极意义：消解杨百顺们的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