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移民史中的“贵族文化”

上海移民史中的“贵族文化”

范广寅

（05123027上海大学历史系）

我这篇文章的标题是上海的“贵族文化”，并不是说上海有多少贵族，恰恰相反，上海建成很晚，只有区区几百年的历史，一个皇胄贵族也没有，上海是一个移民型的城市，海纳百川的性格，造就了上海的辉煌，也使得上海具备了多重的城市品格，贵族文化只是其中的一重而已。

说起贵族文化，就不得不说说苏州。苏州与上海属于春秋时的吴文化区，吴文化其实非常类似今天的上海，也是移民文化的结晶。“泰伯奔吴”、“子青奔吴”、“孙子奔吴”，这些杰出的“奔吴”移民，造就了吴国的强大和吴文化的辉煌；而他们又都是各国的贵族，这也就使吴文化自始就有了贵族文化的色彩基因。这种贵族文化的基因使得吴王夫差能灭越国而不灭、霸王项羽能杀刘邦而不杀……。南北朝时，大量的北方门阀贵族成批地迁移往吴国旧地，他们带来的雍容文雅、长袖博带的文风，对吴地“其俗蒯轻，易发怒”的原文化习性作了大规模的更新，吴文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过去的崇尚武风转向爱好文风，“旧时王谢堂前燕，飞人寻常百姓家”，门阀贵族虽然随历史演进而消亡，但由他们开启的重文轻武的文化却融人了吴地社会寻常百姓之家，这一由武转文的文化趋向，至宋室南渡后，更为突出而定型。“当赵宋时，俗益丕变，有胡安定、范文正之遗风焉。”而引起这次“俗益丕变”的依然是以跟随南宋朝廷定都临安（杭州）的官宦贵族为主体的大移民。

影响苏州文化的三次移民（春秋、魏晋南北朝、南宋）均是以贵族、官宦为主体的，这就使得苏州文化有着很浓重的贵族文化色彩。苏州文化的点点滴滴都流荡着贵族文化的遗存：小桥流水、退思园林；评弹昆曲、茶坊画榭……，无一不透显着贵族恬适、闲逸、雍容、华贵的生活情趣；吴侬软语、丝绸锦织；钱庄当铺、巧匠绣娘……，恰是贵族庄园经济的有机组成；遇事持重、注重过渡；深谋远虑、中庸创新——也正是贵族移民的文化特色。

苏州文化是在经历近三千年的移民碰撞后融合而成的，上海的“海派”文化则是在不到两百年的移民大潮中汇合而成的。

上海曾是苏州辖下的华亭县下的一个镇。五口通商以后，西风帆至，来自国内国外的大量移民涌入，而华洋、中西、南北的众多移民就融铸而成了今日上海独特的海派文化。上海与苏州咫尺之遥，但其文化与苏州有着明显的区别。这是因为上海的早期移民不是苏州人，而是伴随着西方人的轮船、商品而来的闽、粤商人。直到太平军横扫苏杭之际，苏州移民才开始进人上海，进而影响上海文化。这段时期进人上海的王韬在《瀛壖杂志》卷一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海派文化”：“濒海之民，弁鄙近利，尤好争斗，久染闽、粤之风。比年陶于礼乐，风气稍变。其俗喜夸诈，尚奢靡，与吴郡略同。”，“盖海滨之民，气质刚劲，举止率卤。读书子弟亦皆俗氛满面，绝无深识远虑可与谈者，宜为其所讥也。”由此可见，在海派文化开始形成的早期，当时的上海人给人一种粗俗的感觉，这与其移民文化基因中，闽、粤移民文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其后，因太平天国的影响，江、浙移民相继进人，但吴文化的贵族之持重，使之在海派文化的形成中又逊后越人一步。据晚清统计，上海有宁波、绍兴、钱唐、金华、徽宁、江西、湖北、湖南、

四川、南京、扬州、江北、镇江、苏州、无锡、常熟、通州、山东、天津、山西、潮州、长汀、广东等二十二个商帮，而其中则以宁波帮居首，有会众六七万之多，主要从事银楼、钱庄、洋药、药材等行业。其次则是广东帮，会众有五万余人，主要是经营洋广货铺和洋行。与上海近在咫尺的苏州商帮在上海众多商帮中，其影响与作用均在宁波与广东商帮之后。而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商帮，将全国各区域文化一并移人上海，从而使上海的海派文化形成了“海纳百川、能容乃大”的文化特色。在这纷繁驳杂的海派文化蓝图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其底色中有鲜明闽、粤、越、吴等区域文化的特色。

贵族文化亦是在这个时间里被融入上海文化中去的。在占据主流的移民中，黄浦江沿岸的主要是从宁波坐船在十六铺码头登陆的宁波商帮更是主流中的主流，他们给上海带来的是一种商业文化，这在上海文化中特别突出，精明、算计、守信、好新、喜动等文化特色几乎成为上海人的代名词。贵族文化在这种环境下看起来格格不入，中国自古以来就是重农轻商的，贵族文化代表着农耕文明中上层阶级的文化，他们的骨子里是看不起“重利而轻离别”的商贾阶层的。那是什么促使这两种充满矛盾的品格在一个城市里能如此融洽地结合的呢？我认为是西方人带来的西方文化。西方人在上海设租借，给上海带来了他们的文化因子，这种文化中也正好涵盖了西方式的贵族文化，带着高尚而奢华的骑士精神的遗存，也带着航海地理大发现以来的急功近利。原来苏州贵族文化和宁波商贾文化是不冲突的，当然这种文化的过渡，不是发生在苏州移民身上的。苏州人则有显明的重土守成、“脱不下长衫”的贵族文化情结。他们只是把贵族文化带到了上海，而真正吸收贵族文化的人群却是宁波人。他们令贵族文化中又有西方的咖啡的芳香，又有苏式的小桥流水的恬静。这与宁波商人有钱，能享受高消费的生活不无关系。宁波商人有一种自负情节，他们瞧不起苏北来的移民。当时苏北移民多为低端体力劳动从事者，成就大者不过“扬州三把刀”这种档次。为了区别身价，宁波人以贵族自居，学习西洋文化，吃洋菜，说洋文，住洋楼，与洋人打交道。而这种改良过的贵族文化成了后来的海派文化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发展到现在，贵族文化渐渐成为一种由高消费支撑起来的小资文化。有些现代的上海人月薪不过几千，却坚持每天要去星巴克喝一杯35元的拿铁。上海人自嘲说，上海人喜欢撑“清水台型（清水门面）”。这清水台型正是移民文化中的贵族文化基因留下的影子。

参考文献：

李坚：《上海的宁波人研究（1843-1937）》，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0年

李国林：《小刀会起义与上海近代移民趋势变化》，《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02期

高钟、吴季令：《移民文化与区域创新——以苏州与上海为例》，《上海商学院学报》，2006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