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2、我国城市非正规空间研究综述和展望

我国城市非正规空间研究综述和展望宁一瑄章征涛摘要：非正规现象是地域经济和社会文化特征在空间上的反映，国内外已经有不少学者对此现象进行了研究，但在我国尚未形成较为系统和成熟的理论与研究框架。

本文从概念特征、形成原因、价值判断、改造建议等四方面梳理与分析城市非正规空间相关研究文献的观点，认为其概念内涵的界定可由“管制之外”和“自发形成”两方面入手，从一种新的空间组织形式的角度去看待非正规空间。

通过物质改造手段与制度、政策的引导，将其融入城市正规空间，并对其未来研究的重点与方向进行展望，提出可从研究方法的创新、多学科对非正规空间的价值判断以及改造方法的选择和改造效应的检验等方面着手，旨在为该领域的深入研究提供基础依据，以期在我国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政策的引导下，为我国城乡治理、政策研究与规划制定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支持。

关键词：非正规空间;综述;研究展望;城乡治理1引言20 世纪以来，社会极化、隔离、分异等在西方国家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同时也推动了西方国家针对城市低收入、被隔离阶层的研究。

国外对于非正规现象的最早研究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一部分学者开始从社会底层的经济状况的研究出发，奠定了非正规研究的起点，其后的研究进一步由经济属性的研究转向对空间、社会属性的研究[1-2]。

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学者开始关注城市非正规现象，最早集中在经济和劳动领域，如非正规部门、非正规就业等，但并没有直接关注到非正规现象所投影的城市物理空间上。

后来，逐渐有学者开始从城市规划、人文地理的角度对空间的非正规现象进行研究。

城市规划关注于土地利用和规划管理等问题；人文地理学则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三方面关注空间的人群特征、社会文化、经济结构的组织方式等问题。

虽然国内已经有学者对非正规空间进行了一些研究[3-5]，但相比西方国家，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证的研究上仍存在一定差距，同时，其成果在我国城市治理、政策研究与规划制定等方面发挥的作用也十分有限。

本文目的在于系统地梳理与分析城市非正规空间已有的相关研究，探讨未来研究的可能重点与方向，旨在为该领域的研究走向深入提供基础依据。

2概念和特征2.1概念对于非正规空间的概念内涵，一些学者从不同的层面给出了界定。

龙元，王晖，陈煊等从城市规划与公共管理的角度，以法律、政策、规划条例和规范为准绳，将城市分为两种城市环境。

一种是按照国家法律法规，以城市规划为原则进行管理和建设的城市空间，即正规空间；另一种是无明确规划与正规权利约束控制的，居民自发建设而产生的城市空间，或未在土地或房屋市场管理部门明确登记的空间[4,6-7]。

李娜等从非正规空间的组织形式上，认为非正规城市自成系统，包含完整城市系统所应具备的全部要素，同时其表现出产权不明晰、居民以外来人口为主且收入低、游离于法律管制和规划控制范围之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缺失的特点[8]。

李晓江则从空间是否被正规利用的角度来定义非正规空间，一类是对正规场所的“非正规”使用形成的非正规空间，即用途的私自改变；另一类是对未定义空间的“非正规”使用，如“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等[3-5]。

国内学术界虽然对于其概念从不同角度各有切入，但始终未能形成统一的定义。

笔者认为在非正规空间概念内涵的界定上，需要抓住两个方面，其一，非正规空间是一种暂时跳出制度框架和正规性管制之外的空间形式；其二，它是一种自发的，可以满足社会发展和一部分居民需求的空间形式。

表1 城市非正规空间分类2.2空间特征从空间形态上看，非正规空间往往呈“镶嵌状”散布在城市的职能分区内，位于旧城中心或新CBD周边[9]。

杜锦认为这类随机产生的城市空间往往具有非几何性，是在不受任何规划约束的情况下，受到时间和土地以及地形条件的影响，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的[10]。

另一方面，此类空间在城市居住空间形态上与城市正规空间相疏离或隔绝，因此其自发形成的边界也具有不规则的特征[11]。

同时，赵静等在研究中也指出，非正规聚落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其不可避免地存在自身的脆弱性[12]。

因此，可以总结道：非正规空间所反映的复杂多样的空间肌理形态是居民自我建设、自我维护、自我更新的结果，是原有地域文化特征在空间上的落实[8]。

从空间的分类看，王晖和龙元将城市空间的非正规现象划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在城市中心区内长期积累发展而形成的老街区，如武汉的汉正街；二是早先的城市边缘区由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而使农业及外来人口的集聚点演变成“城中村”，或自行侵占土地而开发形成的新居住区，如北京的“浙江村”[6]。

李娜等更为细致的将其分为“城中村”、棚户区、城乡结合部和老街区四类[8]。

但总的来说，无论是对非正规空间的类型划分，还是其在城市空间所呈现的形态，非正规空间通常在其物质属性方面，被认为是“脏、乱、差”，衰败、破旧、弱势群体的代名词。

而这些属性也是在城市转型过程中，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所形成的。

2.3社会属性非正规空间可以理解为一个政府框架下的社会空间——社区，同时也是正规城市之外的市民组成部分[13]。

这种社区往往是具有地缘关系的城市聚居空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与城市形态，体现着自组织的城市化过程[10]，代表了一类新的社会空间[14]，是城市弱势群体多样化、多元化的“生存渠道”[15]。

就人口的社会构成来看，非正规空间所承载的更多是城市的弱势群体。

魏立华等认为，以“城中村”为典型的非正式移民聚居区，具有“原住村落社会”与外来人口低收入聚居区的两重特性[9]。

李娜等在研究中也对其人群构成进行了分类，认为其主要包括外来从业人员、“被城市化”的失地农民、大学生“蚁族”和旧街区原住民[8]。

作为一种同质群体的社会空间，非正规空间的内部交往通常依赖于亲缘与地缘关系，形成“熟人社会”或“半熟人社会”的基本社会结构[9]。

因此，非正规空间的活力、交往、多样性要远高于城市中门禁居住小区。

从其经济组织角度看，由于对非正规空间缺乏整体上的规划和管控，其经济发展模式主要跟随市场化的选择，以非正规经济为主，产业构成主要为房屋租赁经济（第三产业）和非正规加工经济（制造业）。

龙元认为，非正规性植根于普通百姓的理性经济行为——即以最低成本获取所欲，而不管这是否合法[4]。

肖作鹏等则研究认为“城中村”非正规商业系统是外来人口自我服务、自我满足的市场系统，其相对封闭、相对稳定，具有自我激发、自我生长的内在循环机制[3]。

换言之，非正规空间中所反映的经济现象既存在规模经济与小生产方式并存的现象，又存在主流生活方式与另类生活方式互补的可能性[11]。

它是一种由城市低收入阶层的就业需求所自发产生的行为方式，并为城市提供许多廉价劳动与服务[13]。

3形成原因城市非正规空间的形成是在公共政策、社会、经济、行为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仅体现在政府的缺位和管理制度的缺失，还表现在城市弱势群体的地缘性聚居，以及价格低廉的住房供给和制度影响下自发的空间回应。

具体而言，国内学者从以下方面进行了研究。

3.1暂时性的管制缺失从城市管理的角度来看，城市的行政管理当局早已意识到非正规城市的存在是由于官方规划以及某种正规权力控制机制的缺失或松弛所形成的，但却对其居民的生活条件、基础设施、公共卫生状况、文化水平等视而不见[13]。

魏立华、阎小培认为，政府对外来人口的态度颇为微妙、“欲拒还迎”，因此在处理外来人口的居住问题上则表现出漠视的态度[9]。

对深圳市“城中村”而言，肖作鹏等认为，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默许放权的执行环境是非正规商业形成的主要原因[3]。

由于制度安排的二元结构——土地制度和的户籍制度，使得“城中村”这类非正规空间表现的尤为突出。

周锐波、郑文升、田莉等在研究时指出，城乡结合部违法建设现象严重主要是因为我国土地制度的城乡二元结构[16-18]。

李志民等在此观点上进一步认为城乡二元管理制度从根源上决定了“城中村”的经济发展活动及其内部的各种经济关系[19]。

蓝宇蕴等则更直接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解读“城中村”成因的一个不可绕开的“入口”[20]。

最后，城市规划的忽视也是非正规部门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现行城市规划往往更注重城市的物质空间规划，而忽视了社会弱势群体对居住空间的需求，导致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就业、消费、居住需求只能通过非正规部门和非正规住房来满足。

同时，由于城市大部分新建保障住房将外来人口排除在外，加之非正规空间作为居住空间的可获性的便利与低廉，更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非正规部门和非正规住房市场的发展[21]。

3.2体制外的住房供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经济的迅猛发展，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并在此集中。

此外，全球化所推动城市就业结构的变迁，加速流动人口向全球城市集中，学历背景不高的外来移民很大一部分在这里从事着低收入、低技术含量的工作[13]，与全球城市中跨国公司管理高层、高学历技术人才形成鲜明对比。

换言之，一边是通过市场行为获取正规的商品住房，另一边则是迫于自身的社会经济属性，而寻找价格低廉的住房。

特别是政府在无力满足外来人口旺盛的住房需求时，出于价格、便利程度、就业可达的综合考虑[8-9]，以“城中村”、旧城棚户区为典型的居住空间为低收入群体提供了低廉的居住选择，使从业者工作居住地合二为一，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其生产和生活成本[22]。

与此同时，这些外来移民的涌入为城市非正规部门注入了活力，例如李志民等认为“城中村”租赁市场的形成主要是源于进城农民基于谋生营利的目的而作出区位选择的共同性结果[19]。

这种共同需求推动了非正规部门的集聚和发展。

肖作鹏等认为，供需结构等经济特性构成了非正规商业系统产生和发展的市场动因。

它形成了低收入的外来消费群体、低准入门槛的经营成本、非正规物业和相对封闭的市场结构[3]。

正是非正规经济的兴起和活力，更进一步刺激了非正规空间的聚集。

并且出于对地缘属性的延续，具有相同属性的人口倾向于在城市重建原有的生活环境和文化环境，在社会交往中依赖和选择同质群体，乃至在城市建立自己的社区。

3.3自发性的空间回应快速城市化时期，由于政府急功近利式的空间拓展政策，加速了城市对农村“空间的驱赶”，造成我国城镇建设用地盲目扩张和无序蔓延[23]。

在城乡边界逐渐模糊、旧城区不断衰败的同时，“城中村”、城乡结合部、棚户区等非正规空间不断涌现，并成为各类社会矛盾的多发地，其显著特征之一就是空间的自发性和无序性。

李志明从空间政治学的角度研究了“城中村”，认为这些特征一方面源自于政府对空间的主导，另一方面则是村民出于对政府空间占用、再生产过程中的空间反抗行为，是一种“自下而上”对空间反馈的建设方式[24]。

陈煊等也指出，非正规空间内部的人地矛盾使居民通过空间抗争争取更多空间使用权，从而扩大私人空间，挤占公共空间，形成非正规演变趋势[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