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转型期的国家制度能力与经济发展

俄罗斯转型期的国家制度

能力与经济发展

Prepared on 24 November 2020

俄罗斯转型期的国家制度能力与经济发展

黄秋菊

2012-3-29 8:14:48来源：《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1年第3期

【内容提要】经济转型不仅使俄罗斯的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转变，而且使其经济发展模式发生了深刻调整。俄罗斯形成了一种“去工业化”、“去现代化”的资源依赖型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中低端制造业的比重过大，高消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产业多，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核心竞争力不强，并伴随着畸形和混乱的市场体制，以及极度分裂的

社会利益结构。俄罗斯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模式的路径演化与国家制度能力具有内在密切关联。面对全球金融危机，俄罗斯经济的缺陷进一步凸显。如何实现自身发展模式转型，需要国家制度能力的强化与完善。

【关键词】俄罗斯；国家制度能力；经济结构；经济发展

【作者简介】黄秋菊，1982年生，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天津300071)

两年前，金融危机山崩地裂，大萧条的记忆让全世界不寒而栗，各国的经济学家们都在试图回答和解释为什么会

发生世界范围的金融崩溃。普遍认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导火线是美国“次贷”危机，主要原因是美国经济的失衡以及经济中的“泡沫化”。当前俄罗斯遭遇这场危机冲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而最终的原因则是俄罗斯社会政治经济出现了严重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踏上一条向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激进转型的道路。然而，过于激进且缺乏完备设计的制度变革却给俄罗斯整个的制度结构与经济发展造成严重损害。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国家制度能力严重弱化，国家丧失了协调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的重要能力，最终陷入秩序崩溃和经济衰退的泥淖。

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从国家制度能力这一视角出发，对俄罗斯转型期的社会经济发展绩效予以解读，并探讨后危机时代俄罗斯国家制度能力构建与经济发展的战略取向。

一国家制度能力的内涵界定

国家能力理论盛行于20世纪80年代，各国学者对国家能力的研究正在不断修正与完善中。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角度讲，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将国家作为人类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正是因为它是为了建立和维持某种秩序结构而产生的。国家具有“一经获得便逐渐向前发展的相对独立性”，但他们更

强调“国家不是一个具有独立发展的独立领域”，“它的存在和发展归根到底都应该从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中得到解释。”[1]英国着名政治学家、社会学家迈克尔·曼在其名着《社会权力的来源》一书中从对国家两种权力的划分这一视角出发，探讨了国家能力的内涵。他将国家的权力划分为“专制性权力”与“基础性权力”。所谓专制性权力主要是指国家不需要与市民社会群体进行制度化的协商就可以强行推行自身目标、政策的权力。所谓基础性权力则是一种“贯穿”社会的“权力”，它通过国家基础来协调社会生活，确保国家政策的有效实施，因而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的制度能

力”。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国家的专制性权力受到约束，基础性权力则通过制度化的设置不断得到强化，而“基础性权力”是决定一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国家能力。继迈克尔·曼之后，政治学对国家能力的探讨进一步深入，并由此成为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逐步兴起的“国家回归”学派的一个重要研究主题。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也开始关注国家能力问题，并进而将国家能力作为分析中国体制变革与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变量。其代表性成果就是王绍光和胡鞍钢撰写的《中国国家能力

报告》。在该书中，他们将国家能力界定为国家将自己的意志、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能力。它主要包括四方面的能力：汲取能力，即国家动员社会经济资源的能力，特别是财政汲取能力；调控能力，即国家指导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合法化能力，即国家运用政治符号在属民中制造共识，进而巩固其统治地位的能力；强制能力，即国家运用暴力手段、机构、威胁等方式维护其统治的能力[2]。他们着眼于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探讨了中国转型过程中中央政府汲取能力削弱的问题，并由此提出通过财政改革强化国家能力的政策主张。王绍光和胡鞍钢主要是从国家的一般职能角

度出发对国家能力进行了界定和划分，这些能力是所有国家维系政权稳定与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基本能力。对于处于政治经济转型进程中的国家而言，除了上述基本的国家能力之外，还需要一种极为重要的能力，即国家的制度能力。从国家与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关系的视角出发，我们可以将国家制度能力界定为国家制定、实施和推动制度变迁的能力。

国家制度能力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1)国家相对自主地界定自身目标偏好，形成有效规则和政策的能力。现实中的国家是由不同组织、制度、利益

团体构成的网络系统。在特定时期，国家的主导性政治力量需要发挥整合不同机构、团体利益偏好，形成相对统一的国家目标偏好的功能。国家的目标偏好可进一步具体化为指导国家行为的发展战略、大政方针。在该目标偏好的指引下，国家才能协调和动员稀缺的社会经济资源，统筹各方利益诉求，完成推动制度创新的任务。当然，国家界定自身目标偏好的自主性具有相对性，它并不意味着国家拥有迈克尔·曼所谓的绝对的“专制性权力”。相反，国家在形成自身目标的过程中将会与社会进行持续的沟通交流，使其目标偏好要符合社会长期发展的利益，而不能单纯受制于当前

的和局部的利益。(2)国家将已经形成的规则、政策加以推行，影响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和宏观经济运行绩效的能力。当国家已经形成统一的目标偏好，并具体化为相应的规则、制度和政策的时候，国家还必须具有足够的能力将其推行和实施，这需要国家解决几个关键性问题。首先，国家要具备足够的决策实施的信息。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充分不仅会导致决策失误，还会导致制度实施的误差。为了避免这一问题，国家需要采取适度分权的措施，避免因权力高度集中导致的结构僵化与信息失灵。其次，国家还必须克服官僚化问题，形成一个高效的政府体制。为了克服权威制度所

固有的官僚化问题，国家需要进行持续的政府体制改革，如行政系统是否便利信息的沟通交流、控制“委托—代理”问题；能否建立起专业化和具备职业操守的现代官僚体系并创新政府治理模式等。最后，国家还必须避免狭隘利益集团的影响，避免“国家被俘”问题的发生。利益集团是公共选择舞台上最为活跃的群体，它们掌控着巨大的政治、经济甚至舆论资源，能够通过正式或非正式渠道影响国家决策。它们往往会推动那些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制度安排，阻碍有损于自身利益的制度安排的出台。在利益集团的影响下，国家很可能陷入一个进退维谷的局部制度变迁陷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