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苦难辉煌》有感

读《苦难辉煌》有感

读了金一南所著的《苦难辉煌》一书，让我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国革命的历史，有了更多、更新的了解。一些从前不知道或知道但不一样的历史，在这次学习中得到了充实和重新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经历苦难的历史，也是一部展现辉煌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上，在自身成长壮大的过程中，将信仰、意志和智慧运用到了极致，发挥了神奇的力量，拯救了中华民族，不愧是中国革命事业的领导核心，受人敬仰。

下面的文字描述，是通过学习《苦难辉煌》一书得到的新发现，是对以前的知识的更新，仅摘录几段，就可以说明中国共产党当时面临的严峻历史时刻：

孙夫人宋庆龄问孙中山，为何需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孙中山回答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鲜血液”。

孙中山要新鲜血液救活国民党，但不是要新鲜血液取代国民党。笃信三民主义、笃信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孙中山，不想看到国民党外又出现一只政治力量。不想有任何力量与国民党分庭抗礼。

孙中山允许共产党人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部长，却不允许他们成为国民党的检查委员。他想通过中央监

委执行纪律对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有所防范，所以才有了10名监察委员会全部由国民党员担任的精心安排。

从实质上看，国民党的联共政策是联俄政策不得已的产物。孙中山希望随着时间的流逝，把为数不多的共产党员逐渐消化在国民党内。

孙中山对与共产党人的破裂并非毫无准备。他认为只有置共产党人于国民党领导之下，才可能防止其制造阶级斗争。

“若共产党而有纷乱我党之阴谋，则只有断然绝其提携，而一扫之于国民党以外而已”。此段话，如不注言者姓名，你敢相信这是孙中山说的吗？

国民党的这些底数，当时连共产党人的领袖陈独秀都一无所知。

陈独秀加入国民党后，便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在《向导》报上批评孙中山与奉系、皖系军阀建立反直系军阀的“三角联盟”，认为这是走老路，希望他回到依靠工农革命的道路上来。孙中山对陈独秀的批评十分恼火，他只要求新加入者对他的服从，不能容纳他们的所谓意见。他几次对马林说：“共产党人既加入国民党，便该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

陈独秀深感意外。1924年7月14日，他给维经斯基写

信说：“我们不应该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地支持国民党，只应当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动方式，否则，我们就是在帮助我们的敌人，为自己收买反对派”。

陈独秀的这些话当时看偏激，后来看尖锐，今天看深刻。伟大的民主先行者并不等于共产主义者。孙中山最终目标是三民主义的中国，不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共产主义的中国。今天我们很多作品把这位国民党总理描写成几乎是共产党的一员，实在是对历史的曲解。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今天回过头去看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大革命实践，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策基本是正确的。说它正确，因为正是这一决策种下了北伐革命成功的种子。而在正确前要加“基本”二字，因为它仅仅简单提了一下“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面貌为代价”、“毫无疑问，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却没有任何具体的安排和可行的措施，实际上是不相信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和能力，由此也埋下了大革命失败的种子。

27年4月收到中共中央报告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消息后，斯大林的个反应，是立即回电询问蒋介石身边的苏联顾问鲍罗廷“是否属实”？是否可以“对蒋介石作出某些让步以保持统一和不让他完全倒向帝国主义一边”？

事到临头，要求共产党人立即拥有一支强大的武装与国民党对抗，为时已晚矣。

斯大林忘记了，当最初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要求建立武装的时候，他是如何不以为然，而把援助的武器都给了国民党。

26年“三二〇”中山舰事件后，陈独秀曾经产生“准备独立的军事势力与蒋介石对抗”的想法。当时正好有一批苏联军火到达广州，陈独秀立即派彭述之代表中共中央到广州和国际代表面商，要求把供给蒋介石、李济森的这批军火匀出5000支枪武装广东农民，深得斯大林信任的苏联顾问鲍罗廷不同意，认为中共应将所有力量用于拥护蒋介石，巩固北伐计划。

被毛泽东称为“五四运动时期总司令”的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固然有他的错误，但面对共产国际作出的一个又一个决议，有时明知不可为，也要放弃个人主张而为之，大革命失败后他还必须承担全部责任，这就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了。

下台后个人反省期间，陈独秀经常念叨的一句话就是：“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

共产国际和联共指导中国革命，出发点和归宿点从来是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的利益为核心，在中国寻找到能够与苏联结盟的力量以分散帝国主义压力，保护世界上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安定安全。

即使是给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提供巨大帮助，推动北伐革命的有力发展，同样也是出自苏联国家利益要求。后

来的李立三一口一个“暴动”，指手画脚地要求“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从蒙古出来，援助中国，向敌人进攻“，要求置苏联自身安危于不顾，全力配合中国革命，真是令共产国际和联共惊讶得目瞪口呆了。

李立三的设想完全脱离实际，给中国革命也带来了严重损失。国际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根本的手段进行了干预：停发中共中央的活动经费。

这是中共自建党以来所受到的最严厉制裁。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证明：一个政党、一个社团独立与否，并不在其领导人的主观意念如何，而在是否具备客观条件。中国共产党人要想改变这种对共产国际的依存关系，不仅有赖于政治上、军事上斗争经验的日益成熟，更有赖于经济上找到立足之地。后一条更为关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最终给中国革命开辟独立发展道路的，是毛泽东。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送来了组织指导。甚至送来了部分经费。但没有送来武装割据，没有送来农村包围城市，没有送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个上山搞起工农武装割据、在井冈山游刃有余的毛泽东，用武器的批判给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最有力的批判的武器，也为世界革命开创了一条“毛泽东道路”。仅此一点，功在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