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屠格涅夫与鲁迅作品中的悲观主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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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屠格涅夫与鲁迅作品中的悲观主义哲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鲁迅自觉接受外国文学的影响以及汲取“异域的营养”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相比英美文学，鲁迅在文学创作中与俄国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他与俄国作家屠格涅夫之间的文学关系也被不少学者论及，二人“在思想、情感的共鸣上尤为深刻、内在，在文学的主题、形象、构思上的影响关系与类同性亦相当明显”，二人的文学作品均蕴含着一种对现实世界的悲观与惆怅。

一

悲观主义，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人生观由来已久。在近代社会，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加深，悲观主义已经成为一门系统的道德哲学。一谈到悲观主义，首先应想到的是其绝对倡导者叔本华，叔本华的生命哲学蕴含着阴暗的悲观主义思想。他认为人的生活是一出悲剧，因而痛苦是必然的，人生注定要遭受痛苦和灾难。因此，悲观是人的本质。同时，他还认为，人的意志是不能满足的欲求，这种不能满足的意志是痛苦的，因而人生注定是痛苦的存在。19世纪，悲观主义哲学思想正是在叔本华的倡导和发展下得以繁殖，并随着欧洲政治局势的紧张而形成了一股席卷整个欧洲的哲学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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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屠格涅夫来说，悲观主义哲学思想在他的人生调色板上一度是浓厚的，这与他从小的成长经历以及后天的教育背景、生活环境等有很大关联。屠格涅夫出身于贵族家庭，从小深得父母喜爱。然而，受宠中却又常常伴随着父亲的冷峻和母亲的管教，冲突激烈的家庭生活使屠格涅夫在刚强的外表下逐渐显露出温顺柔弱、胆

怯畏惧的性格特点。不知不觉，悲观主义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种子。大学时代，屠格涅夫开始真正从事哲学研究并接触了悲观主义哲学。毕业之后，他更是来到哲学的沃土――德国柏林大学专门从事哲学研究。当时，尽管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无人问津，但他本人一直坚持鼓吹自己的悲剧生命哲学，屠格涅夫对此不可能没有了解。同时，19世纪后半叶俄国沙皇的专制统治、书报检查的严密、对自由思想的疯狂扑杀、对进步知识分子的残酷迫害，使得包括屠格涅夫在内的一群思考和追求俄国解放事业的知识分子纷纷感到悲哀。于是，“一种深邃的忧郁之情充斥着屠格涅夫的思想，并体现在他的作品之中”{2}。可以肯定，当时的屠格涅夫已自觉地接触了悲观主义哲学并受其影响，悲观主义深深扎根于他的思想体系，并贯穿于日后的整个创作过程中。

鲁迅生活的年代――20世纪初的中国，与19世纪后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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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俄国有着相似的社会背景。辛亥革命的流产、政治上的专制统治、思想上的高压政策，使得中国社会进入了万马齐喑的停滞状态。基于中俄社会相近的国情，俄国文学思想比之其他的外国文学更适合中国社会。因此，鲁迅格外关注屠格涅夫的创作，并长期关注屠氏作品在中国的译介，藏书中有关屠格涅夫的作品达数十册，在杂文集中鲁迅也有多处谈到了屠格涅夫的文学思想及创作。对鲁迅来说，屠格涅夫及其作品充当了悲观主义思想的间接传递者。在此基础上，鲁迅接受屠格涅夫作品中悲观主义思想的影响，实属自然。二人对祖国解放事业和前途的思考，对本国民众麻木、愚昧的精神状态，对进步知识分子苦闷、绝望的悲剧命运的书写，都有着强烈的思想共鸣，体现出一种惨淡、绝望的悲观心境。

二

随着社会危机的加深，屠格涅夫与鲁迅以作家的敏锐感知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祖国未来事业和民族前途问题做出深刻思考。一方面，二人对于祖国解放事业始终充满信心，因而在作品中猛烈抨击了阻碍民族前进事业的封建专制主义，塑造出一系列具有进步精神的革命先觉者和民族知识分子形象，赞扬了这些社会斗士们坚决、彻底、毫不妥协的战斗精神;然而，在另一方面，屠格涅夫与鲁迅笔下的这些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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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斗士无不以悲剧命运收场，他们往往是形单影只、孤身一人地与社会黑暗势力宣战，最终因寡不敌众、实力悬殊而宣告失败，颓丧之气和悲哀氛围愈发浓密地笼罩于作品之中，极具悲观主义色彩。

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是19世纪俄国贵族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一方面，罗亭思想进步、能言善辩;另一方面，他又对革命事业热情似火，有着甘愿为祖国和人民解放事业牺牲的大无畏精神。这样一个典型的革命先觉者，曾在俄国黑暗年代起过重要作用，却始终无法在自己的国家扎根，一遇到实际问题就变得软弱无力。后来，他参加了法国六月起义，最终死于巷战，不免沦为悲剧人物。最有代表性的革命者形象是《父与子》中的巴扎罗夫，他既是一个富有斗争激情和批判个性的革命者，也是一个用科学理性和坚强个性武装自己的新型知识分子。然而，这样一位英雄式的主人公，既没有志同道合的战友，也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只能孤身一人向贵族宣战，到最后落得“把一颗热烈的心灵埋葬在乡村墓地的冰冷泥土下”的下场{3}。谁能想到，这些充满才华、抱负，富有斗争精神的青年革命者在毅然走上革命道路后，在沉睡的俄罗斯土地上得到的却是如同死亡般的凄苦、悲凉和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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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屠格涅夫作品中的人物相似，这种来自革命失败者的悲观心境也成为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切身体验，鲁迅笔下先进知识分子的革命斗争也无不渗透着悲凉感。《狂人日记》中的先觉者“我”，深刻揭露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不仅未能号召民众，反而被当成疯子囚禁起来;《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曾经是一个朝气蓬勃、充满革命激情的知识分子，在革命高潮来临时曾大谈政治、议论改革，然而残酷的现实却让他锐气消沉、满腹怅惘，靠着“子曰诗云”混沌度日，渐渐在理想和现实的巨大落差下沉沦;《孤独者》中的魏连殳曾是一名“新党”成员，“五四”之后，他依旧对革命发表一些“没有顾忌的议论”，即便遭到世人的侮辱、诽谤，也依旧孤独、顽强地挣扎在革命斗争之中。然而，社会的黑暗和现实的残酷终究使他无法坚持自己的理想，最终沦为自己先前所憎恶的人，成为彻底的失败者。对于革命者和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鲁迅曾深有感触:“多少故人的脸，都浮在我眼前。几个少年辛苦奔走了十多年，暗地里一颗弹丸要了他的性命;几个少年一击不中，在监牢里深受一个多月的苦刑;几个少年怀着远志，忽然踪影全无，连尸首也不知那里去了。他们都在社会的冷笑恶骂迫害倾陷里过了一生;现在他们的坟墓也早在忘却里渐渐平塌下去了。”{4}用叔本华的话来说，任何个别人的生活，从整体上来看，都是一出愿望无法实现、希望被无情践踏的悲剧。黑暗、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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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实社会使屠氏与鲁迅笔下先觉者的革命追求和美好理想化为泡影，在残酷现实的重压下，无论是作家本人，还是笔下的主人公，都无不蕴含着悲剧色彩，无不感慨万端地承认这一苦味的现实。

三

屠格涅夫和鲁迅在表现革命先觉者和知识分子悲惨命运的同时，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引出了一个重要的社会话题:人民群众与革命先觉者的关系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