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濂及其作品特点

宋濂及其作品特点

洪武年间，在文学的正常进程被切断的同时，另一种倾向在官方政治力量的推动下逐渐占据文学的主流地位，这就是以宋濂、王祎等人为代表的“道统”文学。

宋濂（1310－1381年），字景濂，号潜溪，浙江金华人，幼时家贫，借书苦读。曾师事元古文大家吴涞、柳贯、黄溍。元至正九年，被荐为翰林院编修，他以奉养父母为由固辞，并入山为道士。明初被朱元璋任命为《元史》修撰总裁，官至翰林院学士承旨，知制诰。后因事牵连被贬，死于赴四川茂州途中。

道统文学观由来已久：以韩愈、欧阳修为代表的唐宋古文家，在理论上主张“文以明道”，强调“文”的工具性，但并不轻视“文”；宋代理学家看到他们的不彻底性，于是提出“文道合一”甚至“作文害道”的论点，以防文人在“道”之外又受“文”的诱惑。宋濂的文学思想便是沿着理学家的极端观点。在《文原》一文中，他强调了文“非专指辞翰之文”，而是道的“象”即显现，文与道相始终，道在哪里，文亦在哪里。在其他文章中，宋濂也反复提出“文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白云稿序》）；“文外无道，道外无文”（《徐教授文集序》）。

以这种理论批评古代作家，就显出非常偏狭的态度。如在《徐教授文集序》中，宋濂公然提出孟子死后，“世不复有文”；贾谊、司马迁所得的仅是“皮肤”，韩愈、欧阳修所得的也仅是“骨骼”，只有到了宋代几位大儒，才“得其心髓”，才算得上“六经之文”。至于明显不合“温柔敦厚”标准的各种文章，在宋濂看来，更是“非文也”。

宋濂是一个理学家，因此他的思想封建意识较浓，比较陈腐和保守。他的文集中有大量美化、歌颂明王朝统治和表彰贞节妇女的作品。这大概就是他的“道统”文学的集中表现。但历史已经获得的进展，即使用强力去扭转，也还是有困难。所以，就是在宋濂身上，也还是存在两面性。

宋濂被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他一生著作颇丰，而散文为最。他的作品内容丰富，文笔简洁，雍容典雅，又极具词采。其中的传记、游记、赠序、杂文等颇多佳作传世。他的人物传记非常有名，《秦士录》、《王冕传》、《李疑传》、《杜环小传》、《记李歌》等名篇写人记事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他特别善于塑造人物，在刻画人物形象方面十分注意个性化，往往用一些细节描写展现人物的特点。比如《王冕传》写王冕小时候的故事，极富画面感：王冕者，诸暨人。七、八岁时，父命牧牛陇上，窃入学舍，听诸生书。听

已，辄默记。暮归，忘其牛。或牵牛来责蹊田，父怒，挞之，已而复如初。母曰：“儿痴如此，曷不听其所为？”冕因去，依寺僧以居。夜潜出，坐佛膝上，执策映长明灯读之，琅琅达旦。佛像多土偶，狞恶可怖。冕小儿，恬若不见。

这一段描写极为传神，将王冕的顽皮又好学的性格特点刻画得栩栩如生。特别是“夜潜出，坐佛膝上，执策映长明灯读之，琅琅达旦。佛像多土偶，狞恶可怖。冕小儿，恬若不见。”几句，让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而佛像的“狞恶可怖”，与“小儿”的“恬若不见”对比，更显王冕的与众不同。

宋濂的赠序文也有许多为人传诵之作，比如《送东阳马生序》，写他年轻时刻苦求学的经历，纯用白描手法，语言简练，准确，语气亲切、温婉，确是不可多得的佳作。其中的细节描写与他的传记文一样，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他的赠序文中也时有景色描写的文字，简洁秀丽，优美大方。比如《送天台陈庭学序》：“跨马行，则竹间山高者，累旬日不见其巅际；临上而俯视，绝壑万仞，杳莫测其所穷，肝胆为之掉栗。水行则江石悍利，波恶涡诡，舟一失势尺寸，辄糜碎土沉，下饱鱼鳖。”

宋濂的散文文辞简练典雅，少作铺排渲染。但偶尔有些描写的片断，也能写得相当秀美。各种文体往往各具特点，可以看出变化，不是那么僵板。总的说来，他的文章风格具有密吻于道德规范的特征，同时也具有较高的语言修养和纯熟的技巧，所以能够成为明初文学风尚的典范。

对于宋濂来说，非常可悲的是朱元璋根本不承认他是什么“大儒”，而带有侮辱性地称之为“文人”（见《明史·桂彦良传》）。因为在朱元璋的政治体制中，已不能够允许有“大儒”——社会的思想指导者存在，皇帝本人就是思想指导者。宋濂最后其实是死于无辜，也反映出明初政治的严酷。

曾与宋濂同为《元史》总裁官的王祎，也是一位著名的儒者。他的儒学思想在推崇朱熹的同时，综合宋儒各学派，有兼容并蓄的长处。对于文学，他的理论观点和宋濂一样，要求文章风格与道德内涵一致。如《黄子邕诗集序》所赞美的：

“斥漫衍以为简，屏华缛以为质，黜奇诡以为平，祛浮靡以为实。”这可以看出明初强调“道统”的文学对散文艺术风格的基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