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经济学发展若干新动向

当代西方经济学发展若干新动向

当代西方经济学发展出现了若干新动向——新兴古典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等相继兴起。这些新动向代表经济学在多个领域的新发展，体现了时代发展对传统经济学的新要求。通过对这些新兴理论的分析与研究，可以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标签：西方经济学；新发展；新动向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进入了一个不断变化的新时代。其表现是：一方面，原有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面临着众多新学派、新学说的挑战，另一方面，经济学视界内产生了很多新经济学分支，这些新学说或新分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从不同层面展示了新古典经济学在未来的可能进展。本文试图对此领域的进展进行一个较全面的综述。

一、古典经济学的现代复兴：新兴古典经济学与新经济地理学

20世纪80年代先后兴起两个新的学派：一个是试图以现代数学工具——线性规划与非线性规划复兴古典经济学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思想的新兴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另一个是试图用高级数学工具重新解读古典区位和空间理论而与正统经济学相容的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

(一)新兴古典经济学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看来，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就是劳动分工与专业化。因为无论是从经济学的开创者亚当·斯密的整个理论体系来看，还是从更早的经济学传统来看，它们均以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理论作为其研究的重要支点。新兴古典经济学就是这样一股试图用现代分析方法复兴古典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思想的思潮。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背景是20世纪50～60年代兴起的线性规划和非线性规划理论以及交易成本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代表人物以杨小凯(x．Yang)、黄有光(Yew-KwangNg)、博兰(Borland)、贝克尔(Berker)和罗森(Rosen)等为主，超边际分析则是其基本分析工具。他们认为，所谓边际分析就是决策中有关某变量取值“多”与“少”的问题，而不是“做”与“不做”的决策。他们宣称，一旦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社会分工水平，则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缺陷便可克服，现代经济学各个分支学科都可以在一个统一框架内合乎逻辑地被加以组织，许多经济现象都可以用专业化和交易效率提高来进行解释。

新兴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主要有以下特点：(1)每个决策者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而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消费者决策与厂商决策是互相分离的；(2)每个人作为消费者喜好多样化消费，作为生产者喜好专业化生产，而专业化生产不同于新古典模型中的规模生产，专业化生产与每个人生产活动范围

大小有关，而与厂商规模大小无关，这样，所有个人专业化生产合起来就表现为社会分工和网络效果；(3)每个人面临的总收益和总成本将决定整个社会的专业化水平和模式。新兴古典经济学所谓的超边际分析并没有抛弃边际分析，而是兼容了边际分析，并依旧强调一般均衡、经济人自利、成本一收益分析等。其缺点在于很多理论假设还不成熟，一些重要假定和结论是否站得住脚，还有待时间和实践检验。

(二)新经济地理学

“新经济地理学”的前身是所谓“经济地理学”。按照保罗·克鲁格曼的观点，经济地理学可能是德国几何学、社会物理学、循环累积关系、当地外部经济和地租以及土地利用五大传统的某种综合。事实上，从整个经济学的理论演进来看，其直接源头则是古典经济学中的农业区位理论。农业区位理论以城市作为一个假定来研究其周围农业土地利用模式，这种处理方法暂时回避了“城市如何产生”的问题，从而使它能够在完全竞争和报酬不变的经济学框架内研究城市周围的土地利用问题。但随着城市和空间在经济发展中重要性的不断上升，这种解释法无助于理解城市区位产生的内在机制的缺陷便成为其致命伤，从而使后来的经济地理学走进了其研究的尽头。

令人欣慰的是，20世纪60-70年代发展起来的很多有力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工具——博弈论、信息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在20世纪70-80年代开始应用于现实。另外，数学和自然科学中也涌现出很多新的发现——混沌理论、控制理论、耗散结构理论、新进化论等。这些发展客观上均为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保罗·克鲁格曼(P．Krugman)、福吉塔(M．Fujita)、西赛(J．F．Thisse)、维纳保斯(A．Venables)等。他们主要解释了经济活动中区位或空间的内生性问题，以及为什么在有的地区或者地点出现厂商或者消费者的集聚，而在有的情况下却出现完全相反的过程。为此他们引入了三个关键概念：不可分性(indivisiblities)、报酬递增(increasing returens)和不完全竞争。不可分性意味着某些生产活动必须具备一定的规模经济，而规模经济的作用会促使生产成本的下降；报酬递增则意味着一定的固定投入之后会产生源源不断的报酬，这在某种程度上等于斯密所说的“分工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完全竞争则是保证报酬递增和不可分性得以实现的必要前提，也就是说由于不完全竞争的存在，当某个地区的制造业发展起来之后，形成工业地区，而另一个地区仍然处于农业地区，这样，两者之间的角色就会被固定下来，各自的优势就会被锁定，从而就会形成中心和外围的关系。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优点在于处理了空间异质性、空间集聚与分散、城市形成、多中心城市的兴起等关键的空间经济学问题，这些问题在此以前的模型中均没有很好解决。其缺点在于该理论研究过分依赖数学模型，经验应用尚不丰富，许多模型结论有待实践和时间的检验。

如果将新兴古典经济学与新经济地理学这两个学派进行一个横向比较便会

发现，在两者的产生背景、所运用的模型、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解释结果等方面均存在着较大的共同性。(1)两者均产生于20世纪80-90年代，而20世纪50-60年代经济学领域的一系列进展均构成其理论基础；(2)两者均试图在现代的躯体上恢复古典经济学的思想；(3)两者模型的基础均是1977年的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 andSiglitz，1977)的垄断竞争模型；(4)两者模型的结果均产生多重均衡。这些共同性意味着，经济学家均认识到了现代经济学面临的困境，并且在越来越多的问题上形成了共识。

二、对人类行为与心理的重视：行为与实验经济学的兴起

对人类行为、心理的重视早在古典经济学时期甚至之前就已存在。但新古典经济学不考虑人类行为和心理的缺陷，近年遭到越来越激烈的批评和反对。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就是这一批评的典型代表之一。

(一)行为经济学对人类行为和心理的重视

1．经济学家对人类偏好的认识存在局限性

传统经济学认为，人们的效用取决于其自身的消费水平和收入水平。但行为经济学近年的发现表明，人们在进行经济决策的过程中，其个人的偏好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决策者个人与他人的比较，而并不一定依赖于决策者的收入和消费的总水平。这意味着经济学在进行效用分析的时候，应该将人们的习惯性消费水平作为一个重要的决策变量纳入效用函数。又如，传统经济学的一个核心命题是人们的偏好在时间上具有一致性，这意味着经济学家可以依据一个固定的贴现率对不同时期的储蓄进行贴现。但行为经济学发现，人们对现时效用和福利的关注往往要强于对未来效用和福利的关注，这意味着人们的偏好在时间上是不一致的。毫无疑问，这些新认识大大加深了经济学家对人类偏好的认识深度和广度。

2．人们进行决策时遵循前景理论

在不确定条件下，人们进行决策遵循的是所谓前景理论，而不是传统经济学所谓的主观期望效用理论(subjective eX--pected-utility)。

主观期望效用理论意味着人们在一种概率状态下的偏好水平独立于另一种概率状态下的偏好水平，而前景理论并不这样认为。首先，行为人主观上的决策权重会影响最终的决策。其次，行为人心理上的参照点以及财富水平相对于此参照点的变化也会影响其最终决策。这意味着在不确定性条件下，原先的期望效用理论将面临着被改写的命运。再次，在这些有关偏好的新认识下，人们主观上的判断将会与“理性”决策之间存在很大背离。比如，在信息模糊和不完全情况下，人们头脑中原先保留的偏见可能会得到强化，从而使这种偏见愈演愈烈。这意味着人们在形成判断的过程中常常会受到事物典型特征的过多影响，从而使最终的判断与经济学所谓的理性判断出现偏差。

(二)实验经济学对人类行为与心理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