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教授如何误导中国的经济转型

吴敬琏教授如何误导中国的经济转型

吴敬琏教授如何误导中国的经济转型

曾飞

吴敬琏教授引导国人说：“当前社会普遍将经济转型解释为由投资出口带动转变为由消费内需带动，这是一种误读。经济转型的核心应是将转变为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增长模式，其实质是提高产品附加值。”“唯一的出路就是经济结构转型，提高产品的知识技术含量，这样也就同时提高了普通劳动者和白领的劳动价值与收入，否则消费不可能提高。”（网易财经《吴敬琏：提高产品附加值是经济转型核心》）

一句话，依照吴敬琏教授的逻辑，经济转型就是提高产品附加值。似乎是只有提高了产品附加值才能提高劳动收入，才能提高消费，才能由内需拉动经济。

什么是“产品附加值”呢？主要有两种理论界定。一种是A.W.Rucker的界定：“由总销售额减掉原材料费、动力费、消耗品费后得到的附加值数值。”附加值是由总销售额减去费用后的剩余。M.R.Lehman的界定是劳动工资、资本利益和税收三部分之和。

以深圳的骄傲富士康公司所代工的苹果产品为例，富士康等给苹果代工的毛利仅2%。iPad以499美金的价位在全球疯狂售卖，但iPad的零部件成本不足100美元。16G的iPhone零部件费用大约是180美金，美国的售价为499美元。苹果的毛利率大约在60%到70%之间。iPad利润比iPhone还要高。（来源: 人民网，《揭秘台湾富士康等给苹果代工企业：毛利仅2%》）也就是说，无论如何“转型”，苹果产品如何“提高产品附加值”，富士康员工的劳动收入也不可能随之提高，中国的消费也不可能随之提高，也不可能随之由出口拉动经济转变成由内需拉动经济。道理很简单，要分给富士康多少利益，完全决定于苹果的恩赐，而不决定于苹果产品附加值的提高。其关键在于“依附性经济”，而不在于“产品的知识技术含量”的多少。富士康员工眼下劳动收入的少量提高，是由于外界的压力，老板减少了自己“资本利益”所占份额的结果，根本不是苹果产品附加值提高的结果。吴敬琏教授的“逻辑”完全是杜撰的歪理。

对于中国目前占很大比例的代工制造经济，郎咸平教授早就指出：“给你一个数据，我们浙江出口的这种粗放型的制造的芭比娃娃，我们的出厂价的1

美元，这个1美元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破坏环境、浪费资源、剥削劳动力，结果创造出1美元的产值，然后卖到了美国的沃尔玛市场是9.99美元，接近10

美元，那就算10美元吧，请来宾想一想10美元减掉1美元的9美元是怎么创造出来的。那是透过制造以外的环节，叫做服务性的环节，包括产品设计，原料采购，长途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六大块所创造出来的，所以下面一句话会让你们没有个人感到痛心，那就是在座的各位制造业企业家你们不断地破坏环境、浪费资源、剥削劳工创造出100万美元的产值你们就同时替美国创造出900万美元的产值，因此中国越制造美国越富裕。……整条产业

技的理想，却没有为实现理想而付出足够的投资，在走向高科技发展的路上遭遇挫折是意料中事。

这一切都表明，需要转型的是任由美国垄断资本盘剥的“依附经济”，而不是什么“产品的知识技术含量”的转型。

再看中药产品与服务附加值的提高。

毛泽东同志1953年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高度评价中医：“中国对世界有大贡献的，我看中医是一项”。1958年又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来源：兴华论坛

/bbs/thread-38345-1-1.html）但是不幸的是，如今的中医药产业也被糟蹋得面目全非，陷进了依附发展的泥潭。

就草民看病的视角我们来看看实例。某市在中医现代化方针指导下改造发展了该市的中医院，把以前被整得奄奄一息，差点被废弃的旧中医院建成一个建筑现代，规模较大的“现代化”中医院。原有的中医专家、中医师、中药师等主要被集中于一个很小的分院里，还保留中医的传统原貌。总院则大量引进“中西结合”的专家和大量的西医和西医化的新中医。同时购买了大量的西医检验与医疗设备，全盘现代化武装，就连中药材也换成了现代化的“饮片”，其“价值”一下子就提升了一倍。因而，就治疗感冒来说，在传统分院看一次感冒大约需要花40多元。而到现代化的总院看一次感冒则大约需要花150多元，费用上升到了3倍多。两相比较，产业产品与服务的附加值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按照吴敬琏教授的理论来衡量，可以说是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转型。

但是这种所谓的转型，既不利国也不利民，偏偏只有利于中外资本获利。中医药产业的产品与服务的附加值提升到了3倍以上。何以能提升呢？看看费用的构成，154元中包含：中药饮片51元，包括抗生素等西药58元，检验费40元，诊察费5元。这样的附加值的提高，医药行业的职工并不可能由此提升工资性收入（除非是接受贿赂，那是资本利益分账，不是工资增长），并没有利民。而医疗负担的加重却严重危害民众，也加重了国家医保制度的负担，既不利民也不利国。而得利的则是国外资本和国内资本。而更可怕的是这种“转型”已经把中医药也拖入了依附经济的泥潭，尔后将难以自拔。

最后还看看高铁产业的产品与服务附加值的提高。

铁流网宣称：正当人们都在思索“中国制造”未来将如何发展之际，中国高铁却以实际行动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为了让“中国制造”成为国际知名品牌，中国高铁行业从引进、消化、吸收，然后国产化、再创新，最终达到全球输出。不同于廉价的鞋袜玩具出口，中国高铁通过自己的技术出口，赢得了不少发达国家同行的认可，并赚取了丰厚的全球化利润，悄然间改变了中国在全球产业链条中的位置。（《中国高铁如何重塑“中国制造”？》）高铁产业

的产品与服务附加值的提高彻底“改变了中国在全球产业链条中的位置”，中国经济以此似乎已经能够摆脱依附经济的困境。

但事实并非如此。高铁“国产化、再创新”只不过是虚构的美景，其骨子里依然是依附经济的本性不改。

首先，“中国高铁通过自己的技术出口”就有存疑。

“虽然高铁有很多优势，目前对于高铁的建设也还存在争议，分歧点主要在于：大规模修建高铁将形成‘铁贷危机’；票价过高；盈利能力较差等。我们目前虽然建设进度较快，个别线路可能存在标准过高，但高速铁路发展有利于经济发展，其对经济的辐射作用将使其自身的盈利重要性降低，并且目前客座率不高也是路网未完成的暂时现象，并且多元投资的格局降低了铁贷危机的可能性。中国高铁的快速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在人们为中国高铁出口欢欣鼓舞之时，也有人指出，高铁出口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乐观，由于国外对高铁盈利能力有着极大期望，加上目前中国高铁生产能力还处于‘扩张期’，高铁出口或将遇到一定的瓶颈制约。中国高铁未来如何，我们现在很难定夺。” （来源：中国机电网，《中国高铁出口或遇瓶颈未来很难定夺》，发布时间：2010-09-26）而不幸的是“铁贷危机”的存疑已经演变成了事实。据《刘志军的高铁遗产：中国铁路资产负债累累》报道：“持续数年的大规模建设，让铁路资产负债累累。据统计，铁路资产负债1.3万亿元以上。……可惜的是，铁道部并没有像石油企业一样，把巨额投资用在改善员工的收入上。……一位列车长对我说，他原来是首钢的职工，首钢搬走时为了离家近而调到了北京铁路局，现在的工资只有原来同事的四分之一。”这又一次证实附加值的提高并没有如吴敬琏教授所说的，将“同时提高了普通劳动者和白领的劳动价值与收入”。

据媒体公开报道,中国南车集团牵头的联合体已经放弃沙特阿拉伯麦加—

麦地那“朝圣高铁”项目的竞标，这成为中国高铁出击海外的首次“滑铁卢”。“动辄上百亿美元的高铁项目，如果客流没有保障，很容易陷入后期运营的巨额亏损，这是中国企业出击海外高铁市场面临的最大挑战。”该负责人如是表示。此外，有关专家对中国高铁技术的“知识产权”问题表示担心。由于中国高铁技术主要来自国际多家公司，比如，中国CRH(和谐号)是以德国ICE技术为核心，CRH2是以日本新干线技术为核心的。专家表示一旦“整车出口”，有可能将遇到知识产权的问题。（南方日报，《中国高铁五年磨砺瞄准出口需突破盈利模式制约》，2010年07月27日）

这是“中国高铁通过自己的技术出口”的又一存疑：到底是“山寨”技术还是自有技术？

再加上工程承包的严重腐败，铁路基建的高耗费低质量又成了另一个存疑，影响着中国高铁能够自主发展的乐观判断。

于是，所谓高铁产业的产品与服务附加值的提高也同样没有摆脱依附经济的困境。所谓“转型”神话也就变得更加扑朔迷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