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四：避讳制度

汉字与古代避讳制度
文字本来是人民群众发明创造的，它是描摹事物、表达思想和记录语言的符号。

因此，本应属于全民族所有成员。

但是，在中国这一有着悠久专制统治传统的国家，为了显示权威和尊严，在使用文字的过程中，出现了由于某些字是最高统治者名字使用过的，于是就不准平民百姓再使用的极不公平的专制现象。

这种现象，就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避讳制度。

所谓“讳”，旧时代称死去了的帝王、圣人或祖宗尊长的名。

讳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犯讳就是一种亵渎和犯上的行为。

因而凡是帝王、圣人或祖宗尊长名中使用过的字，后代和其它人就不能再使用，在交际中也不能直言其名，而要改变说法。

避讳，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与迷信有直接的关系。

弗洛伊德曾从巫术的角度论述说：“在原始氏族的观念里，人名是一个人最重要的部分之一。

所以当一个人获知某一个人或某一个灵魂的名字时，他同时也将得到它的一部分力量。

”弗雷泽也曾说过：“如果敌人知道了自己名字就会运用巫术加害自己。

”“许多未开化的民族把自己的名字看作自己生命的重要部分。

”（《金枝》）到了文明时代，就演变为对权威及祖宗神灵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一种伦理观念。

通过改换文字的方式来达到避讳的目的，是中国所特有的，它取决于避讳的本质属性和中国文字的特点而决定的。

避讳肇端于周代，形成于秦，盛行于唐宋，直至民国前夕，流传近三千年之久。

这种用改换文字的方式来达到避讳的目的，由于要避讳，所以，每每要把此前文献中的帝王名、祖先名或其它物名的用字加以改换。

其结果，给文献的正常流布造成许多混乱，流弊极大。

颜之推《颜氏家训•风操》：“凡避讳者，皆须得其同训以代换之：桓公名白，博有五皓之称；厉王名长，琴有修短之目。

”“文字迷信一旦与皇权崇拜相结合，那就变成一股又吓人又惑人的封建势力：皇权崇拜赋予文字迷信一尊严性，文字迷信又增添皇权崇拜的神秘性。

……”
弗洛伊德曾分析过原始民族中禁忌的情形说：“禁忌的来源是归因于附着在人或鬼身上的一种特殊神秘力量（玛那），他们能够利用无生命的物质作媒介而加以传递。

”“触犯禁忌所产生的结果，一方面要看附于成为禁忌人或物其神秘力量的大小，另一方面要看触犯者所具有的反玛那力量的大小来决定。

例如，国王和领袖们具有较大的权力，也因此使直接称呼他们名称的行为成为一种冒犯，而称呼者的下场，无疑的，将是死亡。

”
陈垣《史讳举例序》说：“碍于封建礼法，付诸文字的避讳字，除不直言或空其字者外，多在具体用字上设法做文章。

有的代以‘空围’，有
的径以‘讳’字代之。

有的改用同音或音近的字替代。

有的是以同义或近义字替代。

有的采用拆字法，将一合体字拆作两字以示避讳。

此外还有缺笔避讳法，即空缺避讳字的某一笔画以示避讳。

”
先秦文献里有一个“朕”字，《尔雅•释诂》郭璞注：“今人亦自呼为身。

”就是说，一般人称自我叫“朕”。

但是，到了秦始皇当了皇帝以后，这个“朕”就不是一般人能自称的了。

《史记•秦始皇本纪》：“天子自称曰‘朕’”，“朕为始皇帝。

”因此历代帝王都自称为“朕”。

又如，劉字从卯金刀，本义是杀、灭。

因为西汉和东汉皇帝都姓刘，为了避讳，所以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中就没有收录这个刘字。

一避讳常用的方法
避讳常用的方法有：改字，空字，缺笔，同音替代几种。

1.改字
这是从秦朝开始的一种避讳方法。

战国之时月表有“端月”，司马贞《史记索引》曰：“秦讳正，谓之端。

”因为秦王名“政”，政和正同音，所以正月就改为端月。

秦时避讳的规定还不太严格。

也有不避讳的情况。

到汉代，承袭秦制，也用避讳之法。

汉高祖名刘邦，所以凡用“邦”字的地方，都改用同义的“国”字。

《论语》中有“邦君为两君之好”，“何必去父母之邦”，《尚书》中“安定厥邦”，邦都改用“国”字。

这是后人抄碑文时为避刘邦的讳而把“邦”改用“国”。

《史记》恒山改作常山，这是避汉文帝讳“恒”；微子启改作微子开，这是避汉景帝讳“启”；盈数改作满数，这是避汉惠帝讳“盈”等等。

汉高后姓吕名雉，当时的文书，凡是遇到了“雉”字，就一律改成与雉同义的“野鸡”。

汉宣帝改名为“询”，荀子后人在汉宣帝时为避讳帝名“询”字,而改姓孙，称“荀卿”为“孙卿”。

汉光帝名叫刘秀登基后，曾一度把秀才的名称改为“茂才”。

因其叔父叫刘良，当时有个寿良县，只好改叫“寿张”。

现行二十四节气之一的“惊蛰”，在《左传·桓公五年》中作“启蛰”，为了避汉景帝刘启讳，刘安在他的《淮南子》中改“启”作“惊”。

不过，两汉避讳之制仍不怎么严格，到六朝以后才渐趋严密。

晋太康元年（280），晋武帝司马炎灭吴，宣穆皇太后名张春华（司马炎祖母，司马懿之妻），为避讳，改宜春为宜阳。

为避其父司马昭、伯父司马师之讳，改昭阳为邵阳，京师改称京都或京邑。

把“王昭君”改称“王明君”，也称做“明妃”。

为避讳而改地名之例，如号称六朝古都的建康（今南京），本名建业，《三国志·吴书·吴主传》：“黄龙元年，……秋九月，权迁都建业。

”晋元帝司马睿都建业时，因避晋愍帝司马邺讳，改名“建康”。

并且把
曾是曹魏重要都邑的“邺”，改名“临漳”。

隋大业四年，由于讨厌胡人，隋炀帝下令将胡瓜改为黄瓜，民间深受胡人骚扰之苦，于是纷纷响应，黄瓜一名辗转流传到今天。

“山药”，在隋朝以前的书上称“薯蓣”。

到了唐代，因代宗名“豫”，与“蓣”谐音，于是被改称“薯药”。

到了北宋中期，因英宗名曙，“薯”药又犯讳，于是再次改名称“山药”。

所幸者，以后的帝王中无名“山”和“药”的了，否则山药还要改名。

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有“江州司马青衫湿”句，“司马”原是由“治中”这一官号改来的。

唐高宗李治为避其讳，于贞观二十三年七月下令“改诸州治中为司马”。

“治中”是州刺史的副职。

唐人为避中宗李显讳，把高宗李治“显庆”年号改为“明庆”。

在太宗诸子传中，为避李隆基讳，改高宗的“永隆”年号为“永崇”。

宋人为避仁宗赵祯讳，把唐太宗的贞观年号改写为“真观”或“正观”。

赵匡胤的父亲叫“弘殷”，宋朝人便把“殷朝”的“殷”改成“商”。

北宋仁宗赵祯，因“祯”与“蒸饼”之“蒸”音近，遂改“蒸”为“炊”，所以《水浒》中武大郎卖的“蒸饼”就改称“炊饼”。

神话传说中的“嫦娥”，在《淮南子·览冥训》中作“姮娥”，高诱在注中仍称“姮娥”。

刘知几在《史通·采撰》篇中亦作“姮娥”。

但在宋孝宗赵眘淳熙版《文选·月赋》的李善注中，“姮娥”改作“常娥”了。

这是因为宋人避真宗赵恒讳，改“姮”为“常”。

杨延昭是大家所熟悉的杨家将中的人物，他本名延朗，因避赵匡胤的始祖玄朗讳，改名延昭。

“原来”一词，明代以前写作“元来”，朱元璋以为“元来”含有“元朝重来”之嫌，且大明在，安得元朝卷土重来？因而被改为“原来”，现已习以为常。

2、空字
指遇有该避讳的地方则空而不书，或打个空囗，或用“某”字代替，或直接书“讳”字。

《宋书》中对刘家帝王之名多作“讳”字。

“永初元年（宋武帝刘裕的年号）八月，西中郎将、荆州刺史宜都王讳进号镇西将军。

”“讳”，即晋文帝刘义隆。

（现行中华书局二十四史标点本《宋书》已把“讳”回改为“刘义隆”。

）
镇压过隋末瓦岗军的王世充，在唐人撰《隋书》时，为避李世民讳，改“王世充”为“王充”，空“世”字。

《隋书》历经抄写翻刻，浅学之人误将“王充”连成“王充”。

3、缺笔
是指用缺少字的笔画的方法避讳。

用缺笔的方法避讳始于唐高宗时。

“世”字因避唐太宗李世民之讳，在唐代碑文中缺作卅，少了最下边的一横。

用缺笔的方法避讳导致古代典籍用字的混乱，影响对文义的理解和正当流传。

所以在唐高宗显庆五年（公元661年）曾下诏曰：“孔宣设教，正名为首，戴圣贻范，嫌名不讳。

比见钞写古典，至于朕名，或缺其点画，或随便改换，恐六籍雅言，会意多爽；九流通义，指事全违，诚非立书之本意。

自今以后，缮写旧典文字，并宜使成，不须随义改易。

”
黄昏的“昏”字本写作“上民下日”，也是为了避讳唐太宗的“民”，才缺笔以“氏”代“民”写作昏。

后世沿用这种避讳方法的，如清康熙帝名玄晔，在书写或刻书时都要缺掉最后的一笔。

4、同音替代。

指用音同或音近的字代替所要避讳的字。

避讳改音的说法亦始于唐代，唐以前仅存其说，唐以后则多实行。

二、避讳涉及的范围
1、改姓
郑樵《通志•氏族略》曰，籍氏避项羽讳而改为席氏（同音）；奭（shì）氏避汉元帝讳改为盛氏（同训）；庄氏避汉明帝讳改为严氏（同训）；庆氏避汉安帝父讳改为贺氏（同训）；师氏避晋景帝讳改为帅氏（缺笔）；姬氏避唐明皇讳改为周氏（因西周是姬姓）；弘氏避唐明皇讳改为洪氏（同音替代）；淳于氏避唐宪宗讳改为于氏（省音）；啖氏避唐武宗讳改为澹氏（同音）。

《闻见后录》二十一：“文彦博本姓敬，其曾大父避石晋讳，更姓文，至汉复姓敬。

入宋，其大父避翼祖讳，又更姓文。

”
2、改名
避讳改名有三种方法：一是直接改名，二是称字不称名，三是去掉名中的一个字。

《汉书•孔光传》：“孔霸曾孙莽，元始元年封褒成侯，后避王莽讳，更名均。

”《晋书•邓岳传》：“本姓岳，以犯康帝讳，改为岳，后竟名为岱。

”《新唐书•刘知几传》：“刘子玄名知几，以玄宗讳嫌，故以字行。

”《旧唐书•裴行俭传》：“父仁基”，裴光庭神道碑避讳去“基”字。

3、辞官
有因避讳而辞官或不赴任的。

避讳辞官有避正讳，有避嫌名两种情况。

前者是唐时的一种定制，后者是一种时尚。

《唐律•职制篇》：“诸府号官称犯祖父名，而冒荣居之者，徒一年。

”
《唐律疏义》：“府有正号，官有名称。

府号者，假若父名卫，不得
于诸卫任官，或祖名安，不得任长安县职之类；官称者，或父名军，不得作将军，或祖名卿，不得居卿任之类。

皆须自言，不得辄受。

”
《旧唐书•贾曾传》：“拜中书舍人，以父名忠，固辞。

议者以中书是曹司名，与曾父名同音字别，与礼无嫌，乃就职。

”
《北史叙传》：“李延实授侍中太保，以太保犯祖讳，抗表固辞。

”李延实的祖父名宝，为了避祖父之讳而辞去太保之职。

这在当时是一种时尚。

4、改官名
《晋书•职官志》：“太宰、太傅、太保，周之三公官。

晋初以景帝讳故，又采周官官名，置太宰，以代太师之任。

”《旧唐书•高宗纪》：“贞观二十三年六月，改民部尚书为户部尚书，七月，改治书侍御史为御史中丞，诸州治中为司马，治礼郎为奉礼郎。

”
唐太宗名世民，唐人行文用“代”字代替“世”字，用“人”字代替民字；观世音略称为“观音”，“民部”改称为“户部”。

唐高宗名李治。

为避讳，改“治书侍御史”为“御史中丞”,诸州“治中”为“司马”。

5、改地名
因避讳而改地名的较为普遍，由来已久。

《国语•晋语》：“范献子聘于鲁，问具山、敖山，鲁人以其乡对。

献子曰：‘不为具、敖乎？’对曰：‘先君献、武之讳也’。

”这是说，因鲁献公名具，武公名敖，而改山名。

所以申繻对鲁桓公说：“名不以国，不以山川，以国则废名，以山川则废主，先君献、武废二山。

”汉代为避汉文帝讳而改恒山为常山，改女亘娥为嫦娥，其例甚多。

南京曾名“建业”，建兴元年(313年)，为避愍帝司马邺之讳,改名为“建康”。

并且把曾是曹魏重要都邑的“邺”，改名“临漳”。

东晋简文帝名昱，故改“育阳县”为“云阳县”。

晋简文帝郑后小字阿春，富春改称“富阳”。

用作书名的《春秋》改名“阳秋”。

晋人孙盛所撰史书因名《晋阳秋》。

炀帝名广，改广乐县为“长乐”，改广陵为“江都”。

唐高祖李渊的父亲叫李虎，为避讳，将‘玄虎’改称‘玄武’，把“玄虎门”改称“玄武门”；称“虎牢关”为“武牢关”。

唐玄宗名隆基，更隆州为“阆中”，改隆康为“普康”，隆龛为“崇龛”，隆山郡为“仁寿”郡。

唐代宗讳豫，以豫章为“钟陵”。

唐德宗名适，改括州为“处州”。

唐宪宗讳纯，淳州改为“栾州”。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记曰：“田登作郡，自讳其名，举州皆谓灯为火。

上元放灯，许人入州治游观，吏遂书榜曰：‘本州岛依例放火三日’。

”“放火三日”，就是放灯三日，因为不许说“登（灯）”而改说“火”。

所以，谚语：“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就是根据这则避讳故事来的。

文字避讳这种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是民族心理素质较差的反映，也是专制统治的表现。

由于避讳，对以往的文献典籍经常改动，致使后人对历史文献的思想内容搞不清楚，贻误较深，真可谓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后汉书•宦官传论》：“三世以嬖色取祸。

”章怀太子李贤注引《后汉书》：“夏以末嬉，殷以妲己，周以褒姒。

”谓三世当为三代，遂改之。

后宋人校书又改回。

其实范晔本就是“三代”，宋人以为是避唐李世民讳而改为三代的。

由于避讳，甚至不允许应试。

唐代诗人李贺，其父名晋肃。

在李贺参加进士考试时就横加劝阻。

理由是李贺的父亲名字中有个“晋”字，与进士的“进”同音，所以不宜去考试。

韩愈不信这一套，为李贺辩护，写了一篇《讳辩》，说道：“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

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加上别的原因，韩愈被贬潮州做刺史。

在古代中国，不仅皇帝的名、字，大臣庶民要避之不用，甚至连一些有类禁忌的字也不准使用。

明太祖朱元璋曾当过和尚，出家为僧，据说又偷过人家的铁锅。

因此，当了皇帝以后最怕别人揭他的短，丢他的脸面。

所以，他最忌讳“生、僧、则、贼”等字。

如杭州儒学教授徐一夔，官至翰林院授官，在给皇上的贺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明太祖朱元璋看完怒斥说：“腐儒乃如是诲朕耶？‘生’者，僧也，以我从释氏也；‘光’则摩顶之谓矣；‘则’字近贼。

罪坐不敬。

”便令斩首。

像这样的事例很多，史称“表笺祸”，意为大臣因上表言事或祝贺喜事而犯禁得祸。

三避讳的主要内容
（１）避君讳
也称上讳、圣讳、国讳、庙讳，就是避皇帝之名。

如汉光武帝名刘秀，当时把秀才改叫“茂才”。

武则天叫曌（音：诏），便改“诏书”为“制书”。

有时皇后的讳也避，如吕后名雉，凡遇到雉字都按其意思改写为“野鸡”。

晋郑太后名阿春，当时孙盛作《晋春秋》就改名《晋阳秋》。

唐高祖李渊祖父名虎，章怀太子李贤注《后汉书》就把“画虎不成反类犬”改为“画龙不成反类犬”。

（２）避家讳
也称避亲讳。

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说南朝肖梁有个叫谢举的人“临讳必哭”，
写字遇到逝去的父亲的名讳就哭。

甚者如官吏藏逢世，父亲叫藏严，见文书中有严寒二字，就对之流涕，致废公事。

文人避家讳者如唐代李贺，父名晋肃，自己终身不考进士。

宋朝刘温叟，父名乐，从来不听丝竹乐。

（３）避自讳
最典型的是宋代田登，他作州官，按当时习惯，上元日官府要出告示，让各家张灯结彩，供游人观览。

为避“登”字，就把“本州依例放灯三日”改写为“本官依例放火三日”，民间遂产生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之语。

宋代宗室还有一人名汉，恶人犯其名，擅自把“汉”改为“兵士”，于是他妻子去拜罗汉，宫人就报告说：“夫人供十八阿罗兵士”。

（４）避他讳
所谓入境问俗，入门问讳。

宋代的汪伯彦一日在枢密院理事，有人求见，小吏通报：“张校蔚求见！”汪伯彦问：“哪个张校蔚？”小吏还说：“就是那个张校蔚。

名字俺不敢说！”汪说：“一个小校蔚的名字有啥不敢说的？直说！”小吏斗胆说：“张伯彦！”汪伯彦听了大怒，骂道：“畜生！”吓得小吏几日没敢来见他。

北齐有个熊安生，要见两个人，一叫徐熊，一叫和安。

因要避前者的熊、避后者的安，熊安生只好送了一名片，上写：“某某生”。

四近代一些避讳事件
袁世凯做了几天“中华帝国”的洪宪皇帝，窃国心虚，忌讳自然也多。

他下令把煤铺里标有“原煤”的牌子一律涂掉，因为谐音“袁没”；还把正月十五的节令食品“元宵”，改为“汤圆”，因为“元宵”谐音“袁消”，也不吉利。

当时北京城里流传着一句民谣：“大总统，洪宪年，正月十五卖汤圆”。

关于名字的忌讳，还有几段事关慈禧老佛爷的“科考”趣闻：据说，同治七年，常州武进举子王国钧参加殿试时，名列前茅，本可以进入“一甲”，点状元。

但唱名时，慈禧听了这个名字说：“好难听！”“王国钧”谐音不就是“亡国君”吗？这种姓名，还让他当官！可怜的王国钧，竟断送了唾手可得的锦绣前程，呜呼！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科考，时值慈禧太后69岁生日。

读卷官把不是第一名的山东潍县举子“王寿彭”的试卷进呈。

慈禧太后一眼看到这个名字十分吉祥，征兆“帝王，寿如彭祖”。

所以她钦点王寿彭为状元，并对读卷官恩赏有加。

这位王寿彭后来还出任过东省教育厅长、山东大学的校长等职。

光绪三十年（1904年），慈禧太后正准备做七十大寿的“万寿节”，时年久旱不雨，老佛爷想从科举之中得到一点吉兆，于是缘惯例增加一场“恩科”。

主考官从参加殿试的273名考生的试卷中挑选出10份，并按名次排列好，呈送给慈禧太后“钦定”。

会试第一名本应为谭延闿，可因其与参与变法的“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同姓，主考官担心慈禧老佛爷怪罪，就把谭的试卷扣留了下来。

当慈禧翻开第二份试卷时，心头又不禁高兴起，来连声说道：“刘春霖，春霖，春霖，这个名字起得好！”“刘”谐音“留”，有“久留”之意，“春霖”二字含春风化雨、甘露普降之意，刘的籍贯是直隶“肃宁”，又象征肃静安宁的太平景象，这对烽火四起、摇摇欲坠的清王朝，自然是“吉祥”之兆，且其时久旱不雨，企盼甘霖。

于是，大笔圈定，将32岁的刘春霖点为头名状元。

辛亥革命后，废除了避讳制度，但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化传统，仍不绝如缕。

据说遗老们有的写宣统皇帝名字“溥儀”的“儀”字时仍作缺笔处理。

文革期间，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有句少剑波赞扬杨子荣的唱词：“擒栾平，逮胡标，活捉野狼嚎。

”这句唱词在《林海雪原》剧中原为“擒栾平，逮胡彪，活捉一撮毛。

”大概因为其中“彪”、“毛”二字在当时有犯讳之嫌，故该剧作了技术性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