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商隐的无题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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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李商隐的无题诗

无题诗到底表达了什么样的真实情感,描写的对象事物又是什么,都似是而非,莫衷一是。

李商隐的无题诗一直是李商隐研究中的热点和难点。在读者被李诗巨大艺术魅力深深吸引的同时,其纤丽柔媚的风格与雕琢香艳的词句,也唤起了读者的兴趣与想象。李商隐的无题诗,在晚唐唯美文学运动中无疑是最为成功的文学创作。但是李诗隐约幽微的诗旨,其晦涩难解的程度,也可谓登峰造极,少有出其右者。无题诗到底表达了什么样的真实情感,描写的对象事物又是什么,都似是而非,莫衷一是。王国维先生在《观堂集林》卷23《玉�生诗年谱序》云:“有唐一代惟玉�生诗词旨最为微晦。遗山论诗已有无人作郑笺之叹。”李商隐诗意晦僻,而尤以无题诗为最。

本文也欲围绕李商隐无题诗研究,就以下的问题,谈谈自己的一些观感和浅见。

一、无题诗的范围

对无题诗的范围,学者们似乎一直未能达成共识。张明非介绍了对无题诗界定的几种方法:“一种着眼于题目,认为标明无题、以首二字或篇内二字为题、题目本身无意义或与诗意了不相涉者,均可归为无题;一种着眼于题材,认为一部分写艳情或爱情的诗,即使有题,也可归于无题,如《圣女祠》等;一种着眼于体裁,认为除内容须写爱情外,形式必须是七律。界定方法不同,无题诗范围自然难以确定,一些研究者在讨论时,便将自认为属于无题却未明确标题的统称为准无题诗。”1 因此,不同学者在论文中所标明认定的无题诗具体数目亦各有不同,现略举几例:如汤翼海认为无题诗应为15首,2 刘学锴的《李商隐》中认为有17首,许总所著《唐诗史》中认为有19首,王灿认为有51首,3 何剑平认为有68首,4 阎海翎认为有99首,5 等等。

依照冯浩《笺注李义山诗集》的分类,“无题诗”计有:五古二、七古一、五律二、七律七、七绝五,共17篇。但是“幽人不倦赏”一首,冯浩《笺注》作“失题”,旧本则都连在“八岁偷照镜”之后,题作《无题二首》;《唐音戊签》分入五古中,亦题作《无题》,所以如依旧说,将“幽人不倦赏”一首划入,

共得18篇。但汤翼海先生在其文中指出:

无题诗见于通行之玉生诗集以无题为题者十七首。然纪昀谓“幽人不倦赏”五律乃与无题诗相连失去本题误合为一者。可信无疑。又“白道萦回入暮霞”,一曰《阳城》,既别有题,当非无题矣。故均不为考释。又李义山诗集辑评卷上有“蝶三首”,“长眉画了绣帘开”及“寿阳公主嫁时妆”七律两章均归附于此题之下。纪昀谓此二章乃冶游之词,误入于此。冯浩编为无题二首。此二章诚如纪昀所言,盖冶游之词,非写蝶也。拙见以为此二诗编于“含情春�晚”无题诗前后,差近之矣。此类诗谓之失题则可,谓之无题则不可矣。

综合以上各家看法,我以为汤翼海先生观点最为可取。从十七/十八首变为十五首的原因,汤先生已经作出解释。至于所谓从体裁(必须是七律)或是题材(爱情诗/艳情诗)着眼,我以为并非无题诗的界定标准。先说体裁。从冯浩的分类来看,无题诗中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七绝均占一定比例,并非七律一家天下。虽然张尔田认为“无题诗格,创自玉。且此体只能施之七律,方可宛转动情”(《李义山诗辨正》《无题四首》后),但已有学者指出了张氏此说和其处理无题四首的自相矛盾之处。6 因此此说不足取。再看题材:如果说有一部分爱情诗/艳情诗应归于无题诗,那么问题是:1.这样的爱情诗/艳情诗归入无题诗的标准是什么?仅仅是因为这样的诗无题吗?抑或接近无题诗的意境?2.如果无题诗以爱情诗/艳情诗为主要题材,为什么历代方家会感叹“无人作郑笺”、“词旨微晦”?爱情诗/艳情诗的诗旨不是一目了然么?至少这类题材的诗不会有“涩僻难解”的声名。那么这样的分类是否值得我们商榷呢?因此,仅仅以爱情/艳情来概括无题的题材似乎有失片面,作为无题诗的界定标准也就失之偏颇。当然,关于无题诗的题材内容之争,“爱情说”、“寄托说”、“泛论说”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各派见仁见智,各有所长。此题不在本节讨论范围之内,另当别论。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即“摘首二字为题或以篇内二字为题、题目本身无意义或与诗意了不相涉者”亦为无题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李义山诗集三卷》条下言称:

无题之中,有确有寄托者,“来是空言去绝踪”之类是也;有戏为艳体者,“近知名阿候”之类是也。有实属狎邪者,“昨夜

星辰昨夜风”之类是也。有失去本题者,“万里风波一叶舟”之类是也。有与无题相连,误合为一者,“幽人不倦赏”之类是也。其摘首二字为题如《碧城》、《锦瑟》诸篇,亦同此例。一概以美人香草解之,殊乖本旨云云。(纪昀《三家诗评》与此字句近似,而意旨全同。)

纪昀的看法,至少能代表一部分学者的看法。相连误合为一者,汤翼海先生已有所澄清,那么摘首二字或以篇内二字为题呢?我以为这类诗和无题诗还是有区别的。王国维《人间词话》卷上:“诗之三百篇十九首,词之五代北宋,皆无题也。非无题也,诗词中意不能以题尽之也。诗有题而诗亡;词有题而词亡。然中材之士,每能知此而自振拔者矣。”李商隐有意创制无题诗格,自是“诗词之意不能以题尽之”,既然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题目来概括诗旨,那就“无题”好了。而以诗中二字为题,则有欲说还休之意,几近一语道破。否则,为何李商隐不作统一处理,将此类诗全部以“无题”命名,或是以诗中二字为题?何必多此一举?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拙见,还请方家批评指正。

纵观李商隐全部诗作,十五篇的数目只在六百多首诗中占0.33%强。但就是这十几篇无题诗,也成为各派学者研究争论的热点问题。

二、无题诗的研究方法

前人研究无题诗,多结合李商隐生平经历、社会背景来分析创作动因和心理状态,并以史料为依据,对无题诸诗的内容和意义进行品评。但因受到“知人论世”、“文以载道”等儒家观念的影响,有时难免矫枉过正,言过其实。叶嘉莹在《关于评说中国旧诗的几个问题》中说:“中国的说诗传统与中华民族固有的思想,实在有极密切的关联。在中国固有的思想中,自当推儒家与道家为二大主流,其影响及于后世者亦最为深广。在中国文学批评方面,当然便也不免受有这二派思想的明显痕迹,形成受儒家影响的‘托意言志’派和受道家影响的‘直观神悟’派。儒家思想重视人的实践道德,故其影响及于文学批评时,便形成‘说理则以可实践者为美,言情则以可风世者为美’的一种衡量标准。因此说诗人乃经常喜欢在作品中寻求托意,并且好以作者之生平及人格为说诗和评诗的依据。……中国自《诗经》、《楚辞》以来,比兴讽喻之说可以说早就为此派尊立了悠久的历史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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