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气象

论盛唐气象的内涵

谈及唐诗气象,最早的当是南北宋之交的叶梦得。叶梦得在《石林诗话》中说:“七言难于气象雄浑,句中有力而纡余不失言外之意,自老杜‘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与‘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等句之后,长恨无复继者。”宋代诗论家严羽指出，“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从沧浪诗话·诗评》)这“气象”二字用得绝妙，一语便道破了唐诗—尤其是把唐音奏，并说:“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虽然叶梦得从杜甫七律诗的个体风格来谈,严羽从盛唐诗歌的总体风貌而论,但都用“雄浑”、“雄壮”、“浑厚”这样一些含义近似的字眼,可见,在诗论方面,叶梦得对严羽的启示,严羽对叶梦得的发展。此后,“盛唐气象”就成为了中国古代诗歌评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由于严羽在使用“气象”一词时意义的游离,于是使后人对“盛唐气象”的理解产生了分歧。

“盛唐气象”，何谓“气象”?古人已有过许多的阐释·宋严沧浪云:“建安之作，全在气象、不可寻枝摘叶”。这里的“气象”就整个作品所创造的艺术世界，氛围是否浑然一体而言。姜夔指出:“气象欲其浑厚，其失也俗;体面欲其宏大，其失也狂”(《白石道人诗说》)戴复古又云:“曾向吟边问古人，诗家气象贵雄浑。雕嫂太过伤于巧，朴拙惟宜怕近村。”这里的“气象”是指艺术形象所焕发出来的特有的神采光华和气势魄力。明·胡应麟《诗蔽))}}盛唐气象浑成，神韵轩举”。这又是指某时代的文学作品特有的精神风貌。以上种种解释，基本上包含了“气象”的内含与外延。当然，对于更深一层的理解并不仅仅限于此。关于“盛唐气象”内涵的论争过程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50年代。林庚撰写的《盛唐气象》一文,在《北京大学学报》1958年第2期上发表，明确提出“盛唐气象”概念。林庚用充满激情的诗歌一般的语言,进一步全面而又辩证地阐述了自己对“盛唐气象”的理解。他认为:“盛唐气象”“是诗歌上的一个概念”,“李白是盛唐时代最典型的诗人”,盛唐气象的本质是“蓬勃的朝气,青春的旋律”,整个盛唐气象歌唱了人民所喜爱的正面的东西,反映了盛唐时期人民力量的高涨,这也就是盛唐气象所具有的时代性格特征。虽然林庚也谈到盛唐气象的艺术特征,但强调得更多的则是盛唐气象所反映的时代精神。

裴斐于1955年11月的13日、20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谈李白的诗歌》连载文章。裴斐认为:如果以李白入长安的天宝二年,也就是李白思想产生重大转变的这一年为分界线,把他的创作分为前后两期,那么,他最重要的活动是在后期。前期李白虽然已经成名,“但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和人民的诗人,是在最后二十年才表现出来的。”这二十年,李白不断受到排挤、诬陷、迫害,统治阶级已极端腐朽,广大人民日益痛苦。可见,李白的诗歌不是出现在阶级矛盾十分缓和的时候,相反,是出现在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时候。因此,李白的诗歌具有两个基本主题:怀才不遇和人生若梦。其感情基调不是乐观、少年解放精神,而是充满了忧郁和愤怒。据此,裴斐的结论是:“那种认为李白诗歌反映了‘盛唐气象’的看法是没有根据的。”显然,裴斐是不同意诗歌有“盛唐气象”一说的。

第二个阶段是80年代,学术界对盛唐气象的理解和研究主要从三个角度着

眼：一是时代精神的角度,二是诗歌风格的角度,三是美学范畴的角度。

时代精神的角度从这个角度出发又分为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盛唐气象”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时代精神,另一种意见认为“盛唐气象”反映的是诗歌之盛,而不是时代之盛。在80年代,持第一种意见者,可以李泽厚为代表。他认为:以李白诗歌为代表的“盛唐之音”反映了当时一代初露头角的知识分子的情感、要求和理想;反映了世俗地主阶级上升阶段的时代精神。因此,李泽厚解释“盛唐之音”为“一种丰富的、具有青春活力的热情和想象……闪灼着青春、自由和欢乐。”

[1]李泽厚的看法与50年代林庚的观点完全一致。同时,李泽厚还认为,反映当时昂扬时代精神的“盛唐之音”不仅表现在诗歌中,而且也表现在散文、音乐、舞蹈、书法等艺术门类里。

持第二种意见者,以裴斐为代表。他基本坚持自己50年代的观点,但也有所修正和发展。归纳起来,其主要论点有三:第一,严羽所说的“盛唐气象”是指诗歌之盛,而林庚等所说的“盛唐气象”乃是指诗歌所反映的社会历史之盛。诗歌之盛与历史之盛,两者概念不同。第二,文学的盛衰并不完全决定于社会的盛衰。盛唐前期文学与社会的发展是平衡的,到了后期,社会由盛转衰,而诗歌却由于有了李白和杜甫,反而变得更加兴盛。第三,李白艺术个性不仅是豪,而且是豪中有悲。他既有积极的人生理想,也有对现实的极度失望。如果见“豪”不见“悲”,误把理想当现实,那就是对李白的误解[2]。回顾这一段论争过程,可以看出,焦点集中在:“盛唐气象”是否反映了李白那个时期的时代精神。主张“是”者,主要着眼于盛唐前期上升的社会景象;主张“非”者,则侧重于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动荡。可说是各有理据。

因此,高玉昆提出了两个“盛唐”说。他认为:既有社会历史上的“盛唐”,也有诗歌史上的“盛唐”。盛唐诗歌这最繁荣的时期与唐代社会政治最开明、经济最发达的时期并不一致,因此,不能以文学史上的“盛唐”等同于历史上的“明时”“盛世”。其实,“盛唐气象”中既有开元、天宝时期王维、李白等人萧散、飘逸的高歌,也有肃宗、代宗时期杜甫等人沉郁顿挫的吟唱。如果只把开元时期王维、李白等人的诗歌风格作为“盛唐之音”,而把杜甫等人的诗歌排除在外,是不恰当的[3]。高玉昆的观点是对李泽厚、裴斐两人观点的纠偏和补充。他既承认历史盛唐的存在,也承认诗歌盛唐的存在,只不过二者的时间跨度不同。前者只划到玄宗开元年间,后者则延续到天宝,甚至是代宗大历之前。

80年代,认同“盛唐气象”反映当时昂扬的时代精神这一观点的,还有不少学者。如葛晓音、房日晰等。但他们对盛唐气象的界定则与林庚的界定各有不同。葛晓音的界定是“壮丽宏伟与平易自然相结合的理想风貌”[4];房日晰则认为,盛唐气象是“以豪迈乐观的情调,雄浑开阔的艺术境伟的气魄,明朗的风格为主旋律的时代大合唱”[5]。

诗歌风格的角度王运熙是从诗歌风格角度理解和研究“盛唐气象”的主要代表者。他说:“‘盛唐气象’是宋代以来诗论中的一个术语,指盛唐时代诗歌的风貌特征”,“盛唐诗的风貌特征和盛唐时代的风貌特征这两个概念,虽然彼此有联系,但内涵毕竟不同。”盛唐气象的风格特征是“雄壮与浑厚的统一”[6]。

陈伯海在《唐诗学引论·唐诗气象》[7]注释⑨中谈到:“今人用语中也常提到‘盛唐气象’,多半指盛唐诗歌里所反映的那种时代精神,而非指唐诗的艺术风貌,跟严羽所论尚有距离。本文谈盛唐气象,也是取的艺术风貌的概念。”很明确, 陈伯海也主张从艺术风貌,即诗歌艺术风格的角度来理解和研究盛唐气象。他赞同王运熙的观点,把盛唐气象的艺术风貌归结为“雄壮”与“浑厚”。但是又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