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之道

领导之道

所谓的“道”就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我们常说的“大道”和“小道”是指沿着它人们可以达到一个特定的目的地，这是地理意义的上的“道”。而老子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则是哲学意义上的“道”。“领导之道”是讨论一个领导应该沿着什么样的思维地图和心灵灯塔才能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领导和官僚不同，他不是机械地行使权力，而是要在繁杂、变幻的内外部环境下领导自己的团队选择正确方向、走出最佳的路线。要做到这点就必须要有符合事实的思想体系，用它来指导思维和行动。这些思想从哪里来？是否正确？作为一个有五千多年文明的民族，中国人如果想搞清这些问题，必须彻底地反思自己的思想根源。

一般认为中国的主流思想是：“儒”、“释”、“道”。不过我们知道“凡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人在看武侠”。2000多年前韩非子在《五蠹》也提到“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可见当年“侠”的影响之大。所以要研究中国人的思想一定不能忽略“侠”的存在。

现在我们就逐一分析这四大流派。

先谈佛教，由于释迦牟尼没有留下什么文字性的东西，所以我们只好看佛教的一些著作了。《金刚经》讲：“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慧能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既然万物皆空，作为领导者应该是空的，所面临的问题也是空的。组织的成功和失败不过是“富贵皆由命，前世各修因”。既然都是前世注定，领导者唯一能做的就是接纳和认命。如果某个人

感觉心有不甘，他需要做的就是修炼自己的内心世界、日益精进、直到把一切都放空，坦然地接受命运。因为领导者的定义就是带领团队达到一定的目的，所以这本身和“空”就是矛盾的。不过“禅”里面的一些东西确实能让人有所顿悟，研究一下对放空自己的情绪是有好处的。

再谈“道”，《道德经》里讲“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它的意思是说人们不要过多地琢磨“圣贤”和“仁义”这些表面功夫，应该尊重事实、发现事物的本质规律，只有这样人民才能够更加富有、更加有爱心。为了明确这个观点，老子非常直白地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面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

老子的领导方法是“治大国，若烹小鲜”。治理国家和做小鱼一个道理，要把握住火候，不要频繁翻动。把握火候的前提是对小鱼和炉火很了解，什么时候翻动的前提是对鱼肉生熟程度有足够的把握。老子本人是非常现实的，他对孔子说：“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他对个人修养的追求是“致虚极，守静笃。”值得注意的是老子追求的“虚”和“静”与佛教的“空”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老子要求的是用“虚”和“静”的心态来观察世界。老子并不认为万物是“空”的，也没有把原因归咎道到前世，有必要的话他会翻动锅里的“小鲜”。西汉前半期以前很多帝王是靠“黄老之术”来治理国家的，窦太后曾经把贬低“道”的儒生放到猪圈里，让他和猪决斗。即便是在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宣帝还斥责他的儿子说：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果然元帝后不到50年，西汉王朝结束。

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也深受老子的影响，以致于司马迁说他是归本于“黄老之术”。不过韩非子的学习方法是批判接受，他在吸纳老子思想的基础上又有所进步、自成体系，他说：“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他从理性上定义了什么“道”，摆脱了老子的朦胧定义。他在此基础上继续研究，提出了“法者，事最适者也。”也就是说：“法”是针对具体问题提出的最适合的解决方案，所以好的“法”必须是建立在对道的认识上。韩非子研究出这么先进的理论体系，难怪嬴政长叹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也难怪嬴政会成为秦始皇。也难怪这个思想支撑了伟大的西汉。

孔子当年问道于老子后，回到家里无限感叹地对弟子们说：“鸟，我知它能飞；鱼，吾知它能游；兽，我知它能走。走者可用网缚之，游者可用钩钓之，飞者可用箭取之，至于龙，吾不知其何以？龙乘风云而上九天也！吾所见老子也，其犹龙乎？学识渊深而莫测，志趣高邈而难知；如蛇之随时屈伸，如龙之应时变化。老聃，真吾师也！”从这点上我们可以看出孔子是非常虚心好学的人，虚心好学的人总是能有所成就的，孔子就是个代表。

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仁者爱人也”。曾经有一次“厩焚。

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如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某养鸡的老板听说自己的鸡舍着火了，第一句话是：“鸡有没有事？”可谓是问鸡不问人。

孔子处世之道是“中庸”：“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的具体含义是不走极端，调和折中。

孔子的待人原则是“己所不欲望，勿施于人”，这个法则在心理学中被称为人际交往的“黄金法则”。

孔子的领导艺术是“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孔子的管理方法是“为政以德”，“齐之以礼”。他解释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他看来道德教育要比法律手段更有效。这个无疑是对“道”“法”的颠覆。

孔子的思想看上去很美好，中国近2000年的国家管理都是用它来指导的，但是实践证明它摆脱不了“封建灭亡周期”。

当年刘邦刚刚建国，在朝廷上没有什么礼仪，结果那些马上得天下的大臣们经常互相谩骂、舞刀弄剑，搞得刘邦很头痛。于是就让大儒训练大臣们礼仪。过了几天，刘邦再上朝时，在威严的气氛之下，大臣们跪在地下两股颤颤、连头也不敢抬。刘邦非常满意：“我今天才知道做皇帝的滋味。”可见儒家的礼仪在压制大臣方面是很有效的。

不过刘邦只是在礼仪上使用儒家那套，在管理思想上还是用张良等人的“黄老之道”。由于尝到了被无条件服从的滋味，统治者们逐渐地开始宣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后来他们又研制出了“三纲”：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到了封建末期他们索性给妇女

裹起了小脚，这居然也是礼了。如果孔子有知，他是会说：“既然男

人不喜欢裹自己的脚，那么为什么要裹女人的脚呢？”还是会说：“男女生来不同，所以标准是不同的。”？

由此看来，孔子的“礼”好像是一件华丽的外衣，在人人平等的理念下可以用；在人人生来不平等的理念下也可以用。不管是狼还是羊都可以穿出来走走。罗兰夫人在断头台上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自由啊，多少罪恶假你为名！”。我们也可以说：“礼仪啊，多少罪恶假你

为名！”。

当然，为了约束领导的权力，孔子提出了“其身正”，但是“正”标准是什么？按照孔子的逻辑，应该是用中庸之道来衡量“正”。不

过中庸的参照物是什么？在三皇五帝的圣明和纣王的残暴之间有很

大的空间啊，更何况越是昏庸的人越是自我感觉良好。所以“中庸”二字常常被人误解，鲁迅曾经说：“中庸其实乃是怯卑。遇见强者，

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

通过上面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儒家思想在胎里就是有缺陷的，它的缺陷就是孔子自己说的：“……，至于龙，吾不知其何以？”实事

求是地讲，孔子提出的“仁”是很有价值的，它散发出人本主义的光芒。但是他毕竟没有摸透“龙”的秉性——人的本性，就开始使用“网”、“钩”了。

与孔子相比，韩非子的思想有科学管理的萌芽，它注重了流程却忽略了人性：“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这句话让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