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管理思想

试论儒家管理思想及其现代意义肖磊1 1 Email:391644664@,昆明学院昆师路２号５－６邮箱昆明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科研部,昆明市，中国，650214 摘要:儒家管理思想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当前我们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论是政府管理和企业管理方面都有必要从古代大哲那里吸收有益的管理智慧。只有秉承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科学态度，我们才能最终形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关键词: 儒家、仁治、正已、人和儒家管理思想是中华民族发展史的一股重要的力量，其中的“仁治”、“正已”、“人和”等管理思想深深影响着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重新理解儒学、准确阐释儒学对于我们当前如何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一、儒家与法家、道家管理思想的比较（一）法家管理思想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有商鞅、慎到和韩非子等。法家思想主要是克礼贵法。法家反对儒家所谓的礼教，认为儒家主张礼教实质目的是为了固化等级制度，并认为礼教最终导致贵族阶层的权力世袭和腐败重生。法家认可人的好恶之私心，认为人有趋利避害的本性。法家认为民之好利对于国家治理是一件好事，因此法家强调法制，通过法制的建设来定分止争，即通过对民众财产的认可来实现恒产者有恒心的社会状态。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进一步强调把“法”“术”和“势”相结合以实现国家政权的稳定和巩固。商鞅亦提出不要因循守旧的思想，强调“不法古，不循今”的改革主张。由此可见，法家强调外在的管理和控制，而儒家强调内在的修身和自省。（二）道家管理思想道家的代表人物有老子和庄子等人。道家强调道法自然，提倡人应该顺应自然，实行一种自然而然的生存理念。道家反对对名利的追逐，强调至虚守静。道家认为好的君王应该是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无为而达到无不为。道家认为治大国如烹小鱼，大道至简是治理的最好方式。因此道家强调对自然的效法，自然体现了事物的本质规律，自然而然实质上就是一种顺应自然、尊重规律的态度，对人民和君主来讲都应该能够有这样的思想境界。道家同时强调管理的艺术，认为“大音希声、大象希形”（《老子·道德经》）[1]二、儒家管理思想简述，这种思想其实就是大智若愚的处世哲学。这种思想与儒家所倡导的克已复礼的入世哲学有着本质的区别。道家强调超世，儒家强调入世。道家的管理智慧在于率性而出、返朴归真。而儒家强调因循社会的变化而主动的调整和克制。前者强调从个体的本性出发来形成社会管理的模式，而后者强调要因循社会的变迁来完善个体教养的修齐。（一）仁治的管理智慧儒学博大精深，儒学所谓的“儒”即指有学问的关心人类幸福的人。儒学亲仁爱、倡和谐，要达到孝悌信仁、无度不丈夫。儒家主张“仁者爱人”，认为“仁”即人与人相处的和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2] 对于如何实行仁政，孔子认为要举群贤之力，不耻下问。“孟子见齐宣王曰：为巨室，则必使工师求大木。工师得大木，则王喜，以为能胜其任也。匠人而小之，则王怒，以为不胜其任矣。夫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如？今有璞玉于此，虽万镒，必使玉人雕琢之。至于治国家，则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以异于教玉人雕琢哉！”（《孟子·梁惠王下》）并且儒家认为仁者对“上”人要忠，对“中”人要恕，对“下”人要慈。忠诚、宽恕和慈爱的主张对于处理好人际关系十分有益。因此儒家的仁治并非人治，前者强调自身的修身和养性，后者强调对人治理上的专制和独裁。孔子进一步提出“仁政”说，并主张“宽猛相济”，可见孔子并非认为在治国策略上只采取“仁政”而彻底否定“法治”。儒家思想虽然与法家所谓“尊礼重法”和道家“道法自然”有所不同，但也并非完全的对立和不容，儒家更强调“仁者不忧”和“仁者忧道”，突出个人的“克已复礼”和“见义忘利”，这实际上是一种高尚的人格要求和自我管理。[3]孟子强调领导者要德才兼备，要对贤者充分的放权，这也是施行仁政的一种方法。孟子进而强调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指出君王要善于倾听多数人的谏言，“孟子曰：“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

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孟子·梁惠王下》）[3] （二）正已的管理原则由此可见，儒家的仁政思想并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非常具体和深刻的，它清楚明白的指出君子实行仁政时要采取的方法和手段，并强调君子“选贤与能”时要察之慎行，这对于当前管理工作中的选人用人机制的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2]政就是“正”，所谓政治家的责任就是领导社会行正事、走正道。政治的要求，就是“正己而正人”，自己先保持端正，然后才可正人，如作为教育家的孔子和作为宗教家的甘地等人以感化的教育来转移社会风气，也可以说是“政者正也”的典范。帅之以正，这是孔子的定义，也是千古以来中国政治思想的一个名言。季康子是一个当权的人，所以孔子对他说“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只要管理者带着端正自己的言行举止，下面自然就风清气正了，这是偏重于为政，偏重于领导而言的。中国古代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亦即是指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孔子因而指出“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2] ，这都是强调管理者的作用，管理者通过自己的行为影响下属，管理者正则下属正，管理者不正则下属不正。孔子因此说“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礼记·大学》）[4]。孔子在这里所谓的絜矩之道就是规范人的日常行为的尺度。儒家实际是强调君子要正已和仁恕，对待周遭的上下级关系，儒家主张“子所恶，勿恶于人。”孟子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也，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3] 儒家认为正已的关键在于“修身”。孔子说“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大学》）孟子在这里指出仁德的言辞不如仁德的声望深入人心，良好的政治不如良好的教育能获得民众支持之心。良好的政治，百姓可能会违反它；而良好的教育，百姓则乐于接受它。良好的政治能聚敛到百姓的财富，良好的教育能赢得民心的拥护。由此可见，君王行仁政，要通过善教和仁声来实现，而君王如何赢得声望，则必然需要通过“正已”来实现。[4] 孔子进而指出修身贵在“诚”。孔子说“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礼记·中庸》）[4]孔子进而认为能够天生真诚的人是圣人。孔子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礼记·中庸》）[4]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儒家强调通过修身来做到正已，而如何修身，最重要的是明善和诚身。当今无论是政府管理还是企业管理，管理者都要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只有通过个人的行为来示范，才能最终通过声望的魅力来实现最佳的管理状态和良好的组织氛围。这也就实现了儒家“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2]（三）人和的管理境界的管理目标。儒家强调入世，认为个体要学会与社会大众的和谐共处。人和即人际关系的和谐与融洽。孟子曾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3]孟子进而说“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孟子·公孙丑下》）[3]孟子由此得出著名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论断。我们可以看出人和的重要价值。儒家强调以和为贵，认为“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孟子·系辞上传》）[3]同时我们要知道儒家所强调的人和不是所谓的一团和气和无原则的恭维迎合。所以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2]大智者共事，常常能够求大同，存小异。庸者聚合，臭味相投故而有“同”，在这样的群体中，伤和气是大忌，故而离心离德，会因小事难脱大祸，这样的群体注定是短命的。何晏在《论语集解》中解释道：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各异，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争利，故曰不和。为了实现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