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西学东渐

浅析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形成原因摘要：西学东渐主观上是西方殖民势力全面侵略中国的一个重要组成环节，对于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造成了严重的压迫力和破坏力。

然而，西学东渐客观上又在中国传播了西方社会的生产方式、科学技术等等，在对中国传统社会进行破坏的同时也起到了建设性的作用。

我们不禁要问，明末清初时期西学东渐为什么会形成呢？
关键字：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形成原因
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确切的讲应该是指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他涉及的范围有天文、历法、炮术、物理、水利等应用科学技术，为我国的科学发展和学术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

但究其原因，我们还要从古代说起。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中国知识线与外国知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是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

”具体说来，第一次是两汉、魏晋、隋唐时期印度文化的传人；第二次是明末清初以利玛窦、汤若望等为代表的欧洲传教士的东来。

第二次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扩张、宗教改革、文化复兴以及当时中国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西学”一词在中国的出现，始于明末，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有了西学东渐的活动。

本文从六个方面对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

第一：古代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为西学东渐的形成提供了前提和基础。

从古代来看，对中西经济文化交流有影响的事件有：（1）张骞通西域。

汉武帝为了反击匈奴，与公元前138年，派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到过大宛、
大月氏等国，获得了大量前所未闻的西域资料，也向各国介绍了汉朝的情况。

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诸国也纷纷派使者回访，汉朝终于与西域各国建立起友好关系。

这两次西域之行，将天山南北地区第一次与中国内地连成一体，中原同西域乃至更远地区之间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促进了西域社会的进步，丰富了中原的物质生活。

（2）甘英出使大秦。

虽然未能到达大秦，但在沿途中了解了当时沿途的地理情况和风俗习惯，为以后中西文化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

（3）中国四大文明的西传。

文明的西传加深了西方对中国科学技术的了解和认识。

（4）马可.波罗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

马可.波罗写的游记激发了西方人到东方探险的兴趣。

到15、16世纪，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和文艺复兴的兴起，开始了欧洲人向东方寻求财富的过程。

第二：西学东渐的时代背景。

由于地理大发现及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西方工业文明迅速发展。

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欧洲的科学技术日益完善，天文学、数学、物理等科学已经步入了近代化阶段。

跟西方相比，明末的中国封建制度日益衰落，特别是在文化上表现出停滞不前，科学技术远远落后于西方。

自从明朝中叶王阳明心学兴起以后，更加崇尚玄虚、空谈心性，明代世风更趋恶劣。

于是，一向被认为是高势文化的中国文化变成了低势文化。

因此，在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中，中国由以“输出”为主，不得不变为以“输入”为主，这种势位的调换、磨合、会通，便成为了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基调。

第三：传教士的穿针引线作用。

耶稣会士是16世纪以来进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以往中国的史家激于义愤，对他们的评价是有失公允的。

其实他们进入中国，不仅传教，建立教堂，也带来了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的科学与文化，这种早期的“西学东渐”，在东西交往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

据统计：明清之际进入中国的耶稣会士可考者约近五百人，是中国透过他们见识了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1。

1、传教士的早起努力。

在中国，西学与国学相对的一个很有历史感的名词，似乎是近代西方新文明的总括。

○2胡适曾形象的描绘：当中国酣睡之时，西人已为世界造一新文明，“此新文明之势，方挟风鼓浪，蔽天而来，叩吾关而窥吾室。

以吾数年之就文明当之，乃如败叶之遇疾风，无往而不败衄”。

胡适的话虽然尖刻，但也是国人当时之感受。

在学习西方未成大势之初，传教士已担任了早期西学东渐的实践者。

天主教传教士在17——18世纪也曾向中国介绍西方一部分科技和文化知识，但其范围仅限于中国宫廷中，对当时的中国影响不是很大，因为在工业革命前，西方的科学技术水平并不比明末清初高多少。

2、明末清初主要的耶稣会士。

最早沿好望角新航路前来中国的耶稣传教士是方济各.沙勿略。

他在1541年作为罗马教廷派往远东的使节，从里斯本启程，走海路到达印度。

1549年到日本传教，发现日本文化受中国文化影响很深，于是决定来中国传教，认为中国人信仰了基督教，日本人自然也会信仰基督教，1552年沙勿略来到中国广州的上川岛，但当时明朝海禁很严，他一直未能找到
机会进入广州，不仅病死在了那个小岛上。

此后30年，欧洲传教士始终无法进入广州，直到1578年耶稣会派到远东的教务巡视员范礼安仍在澳门对着中国大陆发出无可奈何的悲叹：呵，岩石，岩石，你何时才能裂开？
在范礼安建议之下，耶稣会派意大利人罗明坚来到澳门。

罗明坚在澳门学习中文，然后随前往广州贸易的葡萄牙商人到达广州。

1580年他获准在广州肇庆传教，成为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第一人。

不过，真正为在小国传教打下基础的是另外一位意大利人利玛窦。

他在罗马加入了耶稣会，进入该会创办的罗马学院学习哲学和神学。

1578年，利玛窦从里斯本乘船前往东方，首先抵达葡萄牙人在东方进行殖民扩张活动的大本营——印度果阿。

1581年，利玛窦到澳门，开始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为在中国传教做准备工作。

不久，利玛窦在那里兴建了一所欧式教堂，为了吸引中国人的注意，教堂还展示了从欧洲带来的“西洋奇器”，如三棱镜、天象仪器、圣母画像等等。

利玛窦来华为中世纪后期中西文化的交流写下了新的一页。

在耶稣会士中，他首先进入明朝京城，取得合法传教的地位。

作为来华的第一位西学代表人物，他第一次正式向中国介绍了大量的西方宗教和科学技术知识，尽管他的主观意图在于传教，所输入的也不是近代西方最新的科学知识，但客观上确使当时的中国学者耳目一新。

同时他又是向西方正面介绍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一人，在这些方面利玛窦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利玛窦去世后，意大利西西里人龙华民继续掌握中国天主教教务，他对于利玛窦认为无关紧要的祭天、祭祖、拜孔等仪式都视为迷信，禁止教徒参加，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感，反教甚至排教风潮随起。

后来，明末因满族崛起，边防危机，以及历法失修，推验失误，需要借助西方传教士制造火炮和修订历法，被驱逐的教士又被召回。

在徐光启的推动下，邓玉函、龙华民、阳玛诺、艾儒略、毕方济、汤若望、罗雅谷等先后来京供职，取得合法身份，有了传教的便利。

1630年，御马太监庞天寿首先由龙华民领洗奉教。

不久，由汤若望陆续领洗40人，宫中为汤若望特设圣堂一所，几年内受洗者竟有540人之多。

清兵入关后，耶稣会教士毕方济等继续活动于南明宫廷，而北方教务，由汤若望等留居北京，随机应付，以免被清廷所禁止。

汤若望成为清初在华耶稣会教士中最富盛名的人。

3、传教士正确的传教策略。

（1）、学习中国文化，采取适合中国习俗的传教方式。

他们学习华语、易华服、读儒书、从儒教，其代表人物当推利玛窦。

利玛窦等人初入华时着和尚袈裟，至南京后改服儒士长衫，以优游于士大夫群中。

为了借助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和思想宣传天主教义，利玛窦从澳门开始，便潜心于研究中国典籍。

我们从存留下来的利玛窦中文著述以及他与士大夫的酬唱应合之作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的经史文学已“登堂入室”。

利玛窦等传教士每到一地，即对当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官吏的政治态度做一番调查，因而对中国的政坛格局以及民间的风俗习惯，均有所了解，所以利玛窦等人能以多样的巧妙手法开展传教活动：对于下等社会，则以浅易演说，讲明基督教之福音；对于士人社会，则用流畅醇雅之汉文，从科学上立论，渐次说及基督教之精神，使之自然感化。

（2）利玛窦在对待当时中国流行的儒释道三教的态度上，采取了联
合儒教，反对道教、佛教的策略。

他们深知孔学在中国民间、尤其是在上层社会的实力深厚。

对于中国人的祖先崇拜以及纲常名教等封建伦理，也采取了尊重、利用或不干预的态度，教士们还常常借用孔孟的修身之说来阐明基督教教义。

利玛窦等早期的耶稣会士在中国的这种活动方式，曾遭到耶稣会总部的指责，认为是不忠于“圣道”。

罗马教廷责备利玛窦过多的注重发展与儒生的关系，而忽略了发展基督教事业；在理论上，则指责利玛窦对儒学的评价过高。

而利玛窦等人在活动中竭力做到“与中国固有思想不甚背驰”恰恰正是他们取得胜利的法宝。

所以，当有人提出天主教与中国文化大相径庭，建议朝廷将他们逐出国门之时，就有得力的人物出来为之辩护，如时任翰林院检讨的徐光启便争锋相对的启奏：“彼国教人，皆务修身，以事文主，闻中国圣贤之教，亦皆修身事大，理想符合。

”徐光启等中国士人之所以接受基督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他们觉得基督教与儒教相结合，可以起到“逐佛补儒”的作用，在徐光启等人的支持下，耶稣会士在明朝站稳了脚跟。

（3）以学术为媒，借助西方科学、哲学、艺术引起士大夫的注意和敬重，并以此为敲门砖，来达到传教的目的。

利玛窦到达肇庆时，并没有急着向中国官员传教布道，而是采取一种迂回的手法，在客厅展出能代表欧洲文明的许多东西，让中国官员参观。

如手抱婴儿的圣母玛利亚的油画像，各种精致的钟表，印工巧妙的画册，精美的西洋书籍等。

最为震撼人心的展品当数一张西文世界的地图，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也从未设想过世界的缩影是这样的。

中国人过去所看到的地图，都是将中国本部绘在
正中央，四周是大海，海中散布若干小岛，这些小岛便是中国人所知道的外国，而这些小岛的面积还不及中国最小的一个行省。

○3教士客厅悬挂的这幅坤舆地图，却绘制了一个庞然的世界，中国则被安置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看起来也不特别大，这有力的冲击了中国士人的虚骄心理。

利玛窦很了解中国人的情绪，他后来改绘世界地图时，尽力照顾中国人的习惯，其中许多地名都沿用中国旧图的名称，这使中国人“虽欲不信不能也。

”利玛窦在《入华记录》一文中，还谈到这张地图的另一作用：“此图表现海洋广浩，而欧洲诸国，去中国至达，徙等将不复虞欧人之东来侵略。

此其坚拒信教要因之一，将不复存在矣。

”○4从此一事，可见利玛窦对中国国情和人心的深切了解。

第四、中国对西洋火器的需求。

17世纪初，努尔哈赤在满洲兴起。

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兴兵趋抚顺，明廷议论纷纷。

1619年发生了辽东萨尔浒战役，明军败入北京，朝廷震恐。

徐光启立即上书献策，其中强调“须多储守之器，精耕守之法，中间为火器最急。

”○5同年9月，徐光启为引进新式火器和训练炮兵，写信给在杭州家居的李之藻和杨廷筠，商量购买西炮之事。

1621年6月，李之藻上书，提出将已购4门大炮运进北京，并请从澳门招募的炮师寻访留在寓中的传教士阳玛诺、毕方济等协助讲解西方炮术。

后来兵部尚书崔景荣，刑部尚书黄无缵，刑部侍郎邹元标等也力主购炮造炮，于是张焘和孙学诗又作为政府的钦差，再去澳门买炮募兵。

在这种情况下，在澳门等待的传教士阳玛诺、金尼阁、邓玉函等先后北上，传教士在军事专家的名义下卷土重来。

从1623年起西学又开始重新传播，《西学凡》、
《职方外纪》、《地震解》、《远镜说》等，就是在1623——1627年间陆续问世的。

1642年4月，清兵攻陷锦州，明廷边兵主力丧失，关内失掉了重要屏障，北京临险多惊，崇祯帝又想起了大炮。

这时徐光启已去世多年，崇祯皇帝授意兵部尚书找汤若望商议，请他为明廷铸炮。

汤若望指挥工匠连续不断的工作，很快就造出了第一批可装40磅炮弹的大炮20门，在郊外演放时，获得了观演朝臣们的喝彩，皇帝也极为称赞。

接着他又制造了由士兵背负的小炮筒500门。

1643年，宁国人焦勖根据汤若望的口授写成《火攻挈要》3卷，上卷论火器制造法及图说，中卷论制火药法和施放法，下卷论火攻方法和铸炮注意事项等。

○6由此可以看出，明末东北边防急需制造火炮的技术，也是构成西学东渐的重要社会历史原因。

第五、当朝皇帝的支持。

明清两代处于我国封建社会末期，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鼎盛时期，皇权空前加强。

可以想象，要在中国传教和传播科学文化，如果没有皇帝的允许和支持是不会得到成功的。

从当时来华的传教士来看，他们相当一部分人精通天文历法、炮术等方面的知识，而这又是皇帝所赏识并需要的。

故而皇帝便宠信西方传教士，委以职位，以为己用。

众所周知，天文历法是中国封建王朝施政大典所依，农业生产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历法，而当时中国的历法时有差错。

为此，崇祯二年明政府让西洋人邓玉函、龙华民负责修历法，徐光启督修，到崇祯七年完成了《崇祯历书》。

此书不仅介绍了欧洲天文学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而且奠定了明清之际历法改革的基础。

第六、有识之士的大力推广。

明清之际被誉为“圣教三柱石”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对西方的科学文明、奇器异物，十分感兴趣，并且虚心的学习、吸收。

他们不仅有力地推动了西学的广泛传播，而且与耶稣会士通力合作，翻译了大量的西学典籍，在吸收西学的基础上，认真钻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祖国的科学文化发展创造了宝贵的财富。

总结，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为西方的侵略埋下了伏笔，同时也在中国传播了西方社会的生产方式、科学技术，为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正是西学东渐两重性的表现。

为了挽救垂亡的民族、彻底恢复国家的主权、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形象，进步的中国人在与西方殖民势力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同时，也不断地吸收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吐故纳新，推动中国走上了近代化的发展新道路。

参考文献：潘华：略论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独特作用绥化师专学报 2001年9月
徐先知：明末清初西学东渐成因浅析新西部 200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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