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西学东渐

浅析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形成原因摘要：西学东渐主观上是西方殖民势力全面侵略中国的一个重要组成环节，对于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造成了严重的压迫力和破坏力。然而，西学东渐客观上又在中国传播了西方社会的生产方式、科学技术等等，在对中国传统社会进行破坏的同时也起到了建设性的作用。我们不禁要问，明末清初时期西学东渐为什么会形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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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确切的讲应该是指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他涉及的范围有天文、历法、炮术、物理、水利等应用科学技术，为我国的科学发展和学术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但究其原因，我们还要从古代说起。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中国知识线与外国知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是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具体说来，第一次是两汉、魏晋、隋唐时期印度文化的传人；第二次是明末清初以利玛窦、汤若望等为代表的欧洲传教士的东来。第二次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扩张、宗教改革、文化复兴以及当时中国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西学”一词在中国的出现，始于明末，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有了西学东渐的活动。本文从六个方面对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

第一：古代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为西学东渐的形成提供了前提和基础。

从古代来看，对中西经济文化交流有影响的事件有：（1）张骞通西域。汉武帝为了反击匈奴，与公元前138年，派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到过大宛、

大月氏等国，获得了大量前所未闻的西域资料，也向各国介绍了汉朝的情况。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诸国也纷纷派使者回访，汉朝终于与西域各国建立起友好关系。这两次西域之行，将天山南北地区第一次与中国内地连成一体，中原同西域乃至更远地区之间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促进了西域社会的进步，丰富了中原的物质生活。（2）甘英出使大秦。虽然未能到达大秦，但在沿途中了解了当时沿途的地理情况和风俗习惯，为以后中西文化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3）中国四大文明的西传。文明的西传加深了西方对中国科学技术的了解和认识。（4）马可.波罗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马可.波罗写的游记激发了西方人到东方探险的兴趣。到15、16世纪，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和文艺复兴的兴起，开始了欧洲人向东方寻求财富的过程。

第二：西学东渐的时代背景。

由于地理大发现及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西方工业文明迅速发展。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欧洲的科学技术日益完善，天文学、数学、物理等科学已经步入了近代化阶段。跟西方相比，明末的中国封建制度日益衰落，特别是在文化上表现出停滞不前，科学技术远远落后于西方。自从明朝中叶王阳明心学兴起以后，更加崇尚玄虚、空谈心性，明代世风更趋恶劣。于是，一向被认为是高势文化的中国文化变成了低势文化。因此，在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中，中国由以“输出”为主，不得不变为以“输入”为主，这种势位的调换、磨合、会通，便成为了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基调。

第三：传教士的穿针引线作用。

耶稣会士是16世纪以来进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以往中国的史家激于义愤，对他们的评价是有失公允的。其实他们进入中国，不仅传教，建立教堂，也带来了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的科学与文化，这种早期的“西学东渐”，在东西交往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据统计：明清之际进入中国的耶稣会士可考者约近五百人，是中国透过他们见识了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1。

1、传教士的早起努力。

在中国，西学与国学相对的一个很有历史感的名词，似乎是近代西方新文明的总括。○2胡适曾形象的描绘：当中国酣睡之时，西人已为世界造一新文明，“此新文明之势，方挟风鼓浪，蔽天而来，叩吾关而窥吾室。以吾数年之就文明当之，乃如败叶之遇疾风，无往而不败衄”。胡适的话虽然尖刻，但也是国人当时之感受。在学习西方未成大势之初，传教士已担任了早期西学东渐的实践者。

天主教传教士在17——18世纪也曾向中国介绍西方一部分科技和文化知识，但其范围仅限于中国宫廷中，对当时的中国影响不是很大，因为在工业革命前，西方的科学技术水平并不比明末清初高多少。

2、明末清初主要的耶稣会士。

最早沿好望角新航路前来中国的耶稣传教士是方济各.沙勿略。他在1541年作为罗马教廷派往远东的使节，从里斯本启程，走海路到达印度。1549年到日本传教，发现日本文化受中国文化影响很深，于是决定来中国传教，认为中国人信仰了基督教，日本人自然也会信仰基督教，1552年沙勿略来到中国广州的上川岛，但当时明朝海禁很严，他一直未能找到

机会进入广州，不仅病死在了那个小岛上。此后30年，欧洲传教士始终无法进入广州，直到1578年耶稣会派到远东的教务巡视员范礼安仍在澳门对着中国大陆发出无可奈何的悲叹：呵，岩石，岩石，你何时才能裂开？

在范礼安建议之下，耶稣会派意大利人罗明坚来到澳门。罗明坚在澳门学习中文，然后随前往广州贸易的葡萄牙商人到达广州。1580年他获准在广州肇庆传教，成为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第一人。不过，真正为在小国传教打下基础的是另外一位意大利人利玛窦。他在罗马加入了耶稣会，进入该会创办的罗马学院学习哲学和神学。1578年，利玛窦从里斯本乘船前往东方，首先抵达葡萄牙人在东方进行殖民扩张活动的大本营——印度果阿。1581年，利玛窦到澳门，开始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为在中国传教做准备工作。不久，利玛窦在那里兴建了一所欧式教堂，为了吸引中国人的注意，教堂还展示了从欧洲带来的“西洋奇器”，如三棱镜、天象仪器、圣母画像等等。

利玛窦来华为中世纪后期中西文化的交流写下了新的一页。在耶稣会士中，他首先进入明朝京城，取得合法传教的地位。作为来华的第一位西学代表人物，他第一次正式向中国介绍了大量的西方宗教和科学技术知识，尽管他的主观意图在于传教，所输入的也不是近代西方最新的科学知识，但客观上确使当时的中国学者耳目一新。同时他又是向西方正面介绍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一人，在这些方面利玛窦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利玛窦去世后，意大利西西里人龙华民继续掌握中国天主教教务，他对于利玛窦认为无关紧要的祭天、祭祖、拜孔等仪式都视为迷信，禁止教徒参加，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感，反教甚至排教风潮随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