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史作业—亲亲得相首匿

“亲亲得相首匿”在当前法治社会存在价值

“亲亲得相首匿”原则是中国古代法中一个重要的刑事法律原则，对当时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当前西方法治比较健全的国家法律中也同样存在着该原则的身影。

一、“亲亲得相首匿”原则概述

“亲亲得相首匿”原则是礼法结合的产物，其产生和发展都是与礼法的结合同步的。“亲亲得相首匿”原则源于先秦儒家关于“孝”的伦理观念。孔子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至其中”，就是对该原则的最好体现。由于这一原则顺应了人的亲缘本性，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因而得到统治者的青睐。但在当时儒家思想还未成为治国的主导思想，因此，“亲亲得相首匿”原则也就只停留在了道德层面而未上升为立法。

汉初统治者吸取了秦朝灭亡的教训，开始注重了“孝治”，儒家思想日益受到当政者的重视，直至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这种“孝治”的氛围中，“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开始在司法实践中建立起来，并最终于汉宣帝地节四年上升为立法，诏曰：“……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此时亲属范围限制在三代以内。

礼法的完美结合完成于唐朝，“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同样是在唐朝得到了全面发展，这时的国家法律不仅扩大了制度范围，而且对其具体内容也作出了比较严密的规定。《唐律疏议》中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即漏其事及擿语消息亦不坐。”

二、“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在当前依法治国中的存在意义

（一）“亲亲得相首匿”原则不仅仅是道德规范

很多人把“亲亲得相首匿”原则看作仅仅是道德范畴之内的事，而不把它当作法律原则来对待，是对该原则的一种误读。从法理上讲，道德和法律的界限并不是十分清晰，他们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相辅相成，并可以相互转化，甚至出现了“道德法律化”，法律成为了道德的底线；从法的产生历史来看，法的产生就是部分道德和习惯独立为法的过程。

诚然“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原本是一个道德规范，但如果它仅仅如此而已，那也就没有探讨的必要了。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由于“亲亲得相首匿”原则调整社会的特殊功能，使得它进入了立法视野。一旦成为成文法的一部分，该原则就不再是道德规范，或者至少不再仅仅是道德规范。“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入法是一个道德与法律结合的过程，但一旦成为法律就主要是从法律层面上来调整社会，因为法律的调整机制比道德更具有强制力，否则它本身的现状就已经能满足社会需要，我们也就不必无病呻吟了。所以，“亲亲得相首匿”原则是法治而非德治，是与当前的依法治国相锲合的。

（二）容许亲情之间相互容隐，是法律人性化的体现。

马克思曾经指出，人类社会的本质在于其社会属性，即社会关系。我们知道，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组成单位是家庭，在众多的社会关系中，使家庭关系得以维持和延续的最基本的因素无疑应当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关系。亲属之爱，是人类一切感情联系的基础，是一切爱的起点。亲情联系是人类最基本的、最不可逃脱的联系。法律是国家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它是通过引导和规范人们的行为，从而实现维护统治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的目的。因此，国家法律的制定不可能不考

虑到其调整对象主体的最基本需求—亲属之爱，法律的内容不可能不反应和体现亲情关系。

（三）容隐制度有利于保障人权，反对司法专横。

亲属之间因其特殊的亲情关系和身份关系，或者同吃同住，生活在一起，或者往来频繁关系密切，相互之间了解对方的行踪及其他信息，往往远胜于非亲属。一旦有案件发生而拘捕犯罪嫌疑人后，或者犯罪嫌疑人逃跑以后，侦查人员为了搜集证据，查明案件事实，或者查明犯罪嫌疑人的行踪，最便捷、最经济也是被广为采用的途径有两个：一是从已经抓获的犯罪嫌疑人口中有关资料，一是从犯罪嫌疑人亲属处得到有关信息。法律如果规定，任何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任何人知道严重犯罪不举报或藏匿犯罪人都会构成隐匿罪或包庇罪，犯罪嫌疑人的亲属也不例外，那就无异于授权司法官员逼亲属作证或动辄以知情不报、隐匿或帮助犯罪嫌疑人等罪嫌罚及亲属至少使其有足够的理由收系亲属（因为对刑事证人屡传不到，可以拘传，对犯罪嫌疑人可以临时拘留）。这种收系、逼证逼供就是株连亲属的最初表现。为亲属有罪作证，一般人情所不愿；拒不为亲属犯罪行为作证或藏匿犯罪亲属等，则为一般人情所不禁。法律若不正视亲情关系，宽容亲属之间的相互容隐，却反其道而行之，强化亲属之间的的举报、作证责任和义务，无异于株连制度，与其他的严重株连情形只有量的差别，没有质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