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发展方式的制度约束与制度创新(1)

转变发展方式的制度约束与制度创新(1)

[摘要]发展方式落后已成为阻碍我国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原因。转变发展方式是化解资源对经济快速发展的约束，扩大内需，优化产业结构，构建和谐社会，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发展的迫切需要。从我国社会经济运行的实际看，发展方式的转变受到以产权制度为中心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的约束，完善产权制度，转变政府职能，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等方面制度创新，是转变发展方式的制度保障。

[关键词]发展方式；产权制度；制度创新

一、转变发展方式是我国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

转变发展方式是化解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约束需要。20XX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仅占世界的％，却消耗了世界50％左右的水泥、30％的钢铁、15％的能源。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煤炭、钢铁、铁矿石、氧化铝、铜、水泥消耗最大的国家，是世界上能源消耗的第二大国，据有关专家分析预测，如果我们要实现GDP翻两番的经济发展目标，又要保持-现有的生态环境质量，资源生产率就必须提高4－5倍；如果要进一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资源生产率必须提高8－10倍。显然，现有的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很多重要资源的人均拥有量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发展中大

国无法承受的。

转变发展方式是扩大内需，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內在要求。我国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0XX年的％，增加到20XX年的％。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由20XX 年的％，降到20XX年的％。与投资相比较，消费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更为强劲、可持续。研究表明，我国投资每增加1％，可拉动GDP增长％；而居民消费每增加1％，可拉动GDP增长％。消费不足不仅削弱了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而且会使投资增长得不到最终消费需求的支持而成为过剩生产能力，并进而引发失业率上升，居民收入增长困难等一系列宏观经济问题。我国周期性经济总量失衡与通货膨胀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依靠投资快速增长来维持经济高速增长所导致投资与消费的不协调。因此，转变发展方式，扩大消费需求，是促进消费和投资的协调发展，形成消费与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保证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转变发展方式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市场机制在优化资源配置，促使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的同时，也会拉大国民收入水平的差距，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由20世纪70年代末的，提高到以上，贫富差距已达到国际公认的中等水平和警戒线。收入差距体现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阶层之间。其中，城乡居民的收

入差距最为突出。20XX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构成了全国收入差距的60％以上。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已成为引发其他各种社会矛盾的重要因素，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由于高收入阶层消费倾向低，低收入阶层消费倾向高，社会收入过分集中在高收入阶层会降低社会消费倾向。因此，缓解突出的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重要途径。

转变发展方式是优化产业结构，增加就业的需要。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第三产业推动力不足，近年来这一格局不仅没有改变，反而继续强化。20XX 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XX年的％减低到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降到％。三次产业间的不协调，不仅加大了资源环境的压力，影响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的提高，而且影响到第二产业自身的持续发展。产出等于支出，没有较高的经济效益就没有较高的可支配收入，也就不可能有大量的服务性消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一方面可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进而提高就业人员的收入水平，扩大社会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并通过乘数效应，促进国民收入的发展和就业率增加；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所引起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新的产业兴起，可以优化产业结构，不断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二、转变发展方式的制度约束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实际的人是在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的。企业、个人等经济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过程中，是选择技术进步的长期行为，还是追求眼前利益的短期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我国发展方式难以转变的原因很多，有认识上的原因，也有技术落后的原因，还有发展理念、发展目标和发展思路上的原因。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形成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环境。主要表现在：

产权制度不完善。产权制度是一种基础性的经济制度，它不仅独自对资源配置及其效率有重要影响，而且又构成了市场制度以及其他许多制度安排的基础，界定清晰的产权结构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是实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制度基础。可以说经济社会的活力来自产权制度的活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难以转变等一系列社会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产权制度。

企业产权不清晰。我国现有的使国有企业产权主体实际上处于虚置状态的产权结构，是政企不分，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约束激励机制不完善，企业对市场信号不能做出正确反应等问题的根源。国有企业在缺乏有效产权制度的约束下，不可能把利润极大化作为自己所追求的目标，自然也不会把资源利用效率放在突出的位置，不会把主要精力放在

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自主创新能力上。与企业长期绩效相比，国有企业的代理人更注重的是与上级保持良好关系，通过与上级良好的个人关系以图升迁。在以GDP为衡量政绩的主要指标的制度安排下，企业目标必然服从于政府追求GDP 增长的目标，于是追求数量扩张则成为一种必然。而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大量民营企业，基本上以家族经营为主，没有按照现代公司制的要求进行产权结构调整，限制了其规模的壮大和经营机制的改善。进而限制了其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的转变。

重要生产要素产权不清晰。由于主要生产要素产权不清晰，各级政府仍然掌握着土地、资金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政府动用公共资源和行政手段，介入市场竞争过程，使土地等自然资源，信贷、劳动力等主要生产要素价格被严重扭曲和低估，从而鼓励和保护了低效率，增强了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冲动，造成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失衡致使资源流出，降低了国内居民收入占比而影响了内需。

环境容量产权不清。产权的一个主要功能就在于“引导人们实现将外部性较大地内在化的激励。”如果环境容量是公共物品，每个个体和企业都可以以零价格消费使用，那么，排污单位最好的处理办法是只管排放而不管治理。其后果必然发生“公地的悲剧”，人类生存和发展受资源环境约束而难以为继。我国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得不到彻底根治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