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2017“荷赛”年度照片】“枪杀俄大使”与“枪杀越共”观看常态下的失态

【解读2017“荷赛”年度照片】“枪杀俄大使”与“枪杀越

共”观看常态下的失态

同是美联社的两位摄影记者相隔58年，拍下了两幅同样夺人心魄的枪杀场景。1968年2月1日前南越国家警察总长阮玉鸾在西贡街头枪杀了越共上尉阮文林。2016年12月19日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卡尔洛夫在当地一画廊被当地一个22岁的警察阿特林塔斯枪杀身亡。并且两个枪杀场面除了被摄影记者定格，也都录下了视频影像，这样的杀人可谓“证据确凿”。

2017“荷赛”年度图片（World Press Photo of the Year）土耳其当地时间2016年12月19日，土耳其安卡拉，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卡尔洛夫（karlov）在参加一个艺术展活动时被当地一个22岁的警察阿特林塔斯枪杀身亡。枪击者在射击卡尔洛夫后高喊：“不要忘记阿勒颇，不要忘记叙利亚，我们在经历痛苦，你们也不能好活”。

1968年埃迪.亚当斯（Eddie Adams）拍下的南越警察总长阮玉鸾枪杀越共上尉阮文林。尽管当时越南南北战争如火如荼地打着，但照片的背景除了一名士兵，其余还是显得非常平和的日常街道景观

罗兰巴特在论述“刺点PUNCTUM”时说，除了“细节”还有另一种“伤痕”，这个新PUNCTUM不再是形式，

而是有强度的，就是时间。即所谓“这个存在过”、“他要死了”也即在画面看出：“将要发生的事和已经发生的事”。是的在这两幅作品上死亡与将要发生的死亡与巴特在“时间犹如‘PUNCTUM’”里讲的如出一辙。“我惊恐地注视着一个先将来时要发生的情况，这个先将发生的情况涉及的是死。这张照片······告诉我的却是未来的死亡。”如今两个场景的几个主角——杀人者与被杀者，该见佛陀去见了佛陀，该见真主的去见了真主，该见上帝的去见了上帝，该见马克思的去见了老马。总之，无论下地狱还是上天堂，死亡在照片上的将来时态，如今都已成了过去时。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卡尔洛夫（karlov）

这两起残忍和恐怖行为都发生在看似日常环境下（尽管“枪杀越共”是在战时，但事件发生时的街景显得极为平和，连背景的那个士兵看上去表情都不甚严肃）人们熟悉的街头与画廊。这种常态背景衬托下突然的枪杀与死亡，无论在场者还是第二观看的影像阅读者，在心理形成的反差都是巨大的，画面的超现实几乎使所有的观看者都会感觉像自己的一场噩梦。

这种照片对每一位观看者都存在着如何面对及能否承受这么强烈恐怖情节的问题。尽管“成为发生在另一国家的灾难旁观者，是一种典型的现代经验”，并且“拍摄下来的战斗与大屠杀，成为家庭小屏幕川流不息的娱乐的日常成

分”。不错，满目疮痍、弹痕累累下的死亡在一般人心目中是一种必然。但这样一个不失时机地被记录下的在“日常环境”下突发的枪杀，往往会淡化拍摄者预设的观点和一般摄取常态事物时的主观性，从而使客观性大大加强。所以，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从照片的“常态下的失态”内容里体会出强烈的客观性，这种体会让平时的旁观者心态发生了降解作用，转而对自身安危——会不会随时遭遇不测与恐怖事件变得忧心忡忡。据报获奖作品公布后，此届评委会主席玛格南前主席斯图尔特·富兰克林（StuartFranklin）发了一篇署名文章，表示自己反对这张照片成为年度照片。理由是这幅作品有可能“从某种角度放大了恐怖分子意图传达的信息”。应该讲媒体传播对于一些特别情节的画面应该予以宽容，因为它毕竟承担的是”NEWS”（北东西南的时事）传播责任。记得在刊载伦敦地铁爆炸的图像时，编辑有意去除了一些照片上的血腥内容，为此被读者质询媒体剥夺了读者的知情权利。如果媒体应以客观性为主，那么类似“荷赛”这样的摄影评比是不是就要以综合的价值观来考量。不过，无论是拍摄“枪杀越共”还是“枪杀俄大使”两幅照片的摄影师都是极其优秀的，从摄影的角度看，拍摄“枪杀越共”的艾迪亚当斯（Eddie Adams）与拍摄“枪杀俄大使”的欧兹比利兹（BurhanOzbilici）他们获得嘉奖都是当之无愧的。当然摄影师的优秀不是唯一标准，甚至不是主要标志，照片的

获奖还是以衡量影像内容的社会意义为主。在另一位记者拍摄的照片中，可以看到欧兹比利兹正在拿着相机拍照。欧兹比利兹后来回忆，我当时也很害怕，知道枪手万一朝我射击的后果。但他说：“我在这里，即便我被打中受伤或死亡，我仍然是一名摄影记者，我必须完成我的工作。我可以不拍任何照片就逃跑，但或许会有人质疑我‘为什么你不拍照片？”

拍摄“枪杀越共”的艾迪亚当斯（Eddie Adams）为他这幅广为“传颂”的照片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这个将军杀死了越共，但是我用摄影机杀死了他。照片在战争中是强大的武器，人们相信了照片，但是它撒谎了，哪怕它没被修改过，因为那仅仅是部分事实。”也正是摄影具备的道德证据立场，让很多人过分重视影像上的事实，或者说表面的事实，而忘记了追问事实背后的真相。这么多年后，尤其是艾迪亚当斯（Eddie Adams）的陈述使我们相信，“枪杀越共”中那位被杀的阮文林恰恰是一位屠杀贫民甚至妇幼的刽子手，而那位“残忍”的杀人者，反而是一位对美军抵触情绪很强的民族主义者，他的行凶与其说是意识形态下的战争罪行，不如说是为了对下属亲人的被杀对刽子手的惩戒行为，完全是一种个人恩仇。我们看影视剧当杀人如麻的恶人被诛杀时总是抱以大快人心，在此阮玉鸾却随着摄影术的显影功能，其“杀人者”的恶名就成了他的终身宿命。不过恰

恰是“枪杀越共”这幅影像，成为了美国停战的因素之一，使得这幅没有真相的著名照片对其致命的缺点得有所失。

至于“枪杀俄大使”从杀手被击毙前高呼的语言：“真主至大”、“不要忘记阿勒颇，不要忘记叙利亚”“我们在经历痛苦，你们也不能好活”我们得知这一恐怖行为背后复杂的国际背景。前些时候，美国福克斯电视新闻主持人比尔·奥莱利(Bill O'Reilly)在对美国新上任总统川普采访中直接说到：“但普京是个凶手啊”。而这个“凶手”所指，更多的是因为前不久俄罗斯帮助叙利亚的阿萨德收复阿勒颇时对反政

府组织的打击。持续六年的叙利亚的内战，其导因是2011

年3月18日，叙利亚政府部队在叙南部城市德拉杀害了六名参与和平示威的民众所引发。美国最著名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Charles Lister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叙利亚内战估计造成11万平民死亡，而阿萨德政权需要为其中的95%负责。并且，阿萨德在内战中使用化学武器导致1400人死亡及杀害贫民的事实都得以证实。目前还不知道一个年仅22岁身为土耳其警察的90后是出于什么动机，枪杀了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但比起被前南越警察总长阮玉鸾枪杀的越共阮文林，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卡尔洛夫的死就显得无辜。在西方，任何人都没有剥夺他人生命的权利越来越成为一种共识。所以，背负着杀死77条人命、伤68人穷凶极恶的挪威杀手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居然被挪威法官只判了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