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现状与矛盾

中国社会现状与矛盾

刘奥

2013-03-28《草根网》

一个世纪以来中华大地上经历着相比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更为复杂的社会变革，帝国坍塌、不同文化的冲击、政治制度更迭、甚至帝国时代末期积压的屈辱，使得当今的中国社会成为了一个极其难以描述的动态载体。在通往真正民主社会的道路上不断爆发出激烈的矛盾与全新的挑战

帝国主义社会被西方文明中断

自秦始皇开启了中华民族历史上首个君主专制政体制的集多民族、多文化统一的高度中央集权化的中华帝国主义社会制度起，至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统治建立中华民国，中华社会始终经历着漫长的于中华帝国主义社会制度。

帝国主义社会中期，国内空前强盛（盛唐时期）期间，君主开明、商贸繁荣、文明兴盛，辉煌东方文明成为世界文明中心，留给了当今世界宝贵的财富。

盛唐时期后，国内社会不断受到外族侵袭，也暴露出重农轻商社会潜在的危机：期间农业生产力发展缓慢，国内人口告诉激增，同时因末代外族高压统治而加剧社会秩序混乱，民间曾涌现出不同规模的农民起义。与西方社会制度更迭不同，外族统治并未使帝国主义根深蒂固的社会根基遭到破坏。帝国主义满清政府前页，国民经济始终处于全球经济总量首位，这种情况在几次规模巨大的军事战争失败后有所抑制，但农民起义目的出于狭义的民族主义，谋求推翻外族统治。或许由于外族高压统治，一定程度阻碍了资产阶级的形成。内部看来拥有两千余年悠久历史的中华帝国远未因此走向衰落，社会内部并未出现自然形成的资本主义制度。

与西方国家战争的接连失败，打破了东方文明的神话。中华帝国社会不断受到来自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的严峻挑战。晚清政府逐渐尝试引入西方思想与国家治理模式，试图通过学习、利用西方社会变革与治理方式寻求战胜西方国家强大的军事力量。自此导致西方思潮不断的涌进国内，但它们反而形成了足以摧毁中华帝国的致命力量，并给中华大地带来了至今仍然存在的反帝与民主文化。门类众多的西方社会理论中，西方国家（西欧国家）广泛孕育出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与作为叛逆资本主义的、利用号召广泛工人阶级革命并由前苏联布尔什维克政党完成政治变革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了社会变革的两大核心力量，并在20世界前半程进行着激烈的角逐。

满清政府倒台后，中华帝制社会瓦解的如此彻底。并非社会内部孕育出的全新制度的自然更迭，而是由西方文化侵入而强行中断。对旧制度的惯性不满、对新文化的愤然欣喜，推动着并不符合自然法则的社会变革。沉积两千余年的帝国社会并未彻底走向衰落，因此帝国社会积累的文明同样并非暴力推翻帝制即可消除。实现民主、民治与帝国时代传统的人治、人政所包含的巨大差异形成了日后社会制度真正变革的根本阻力。客观看来，20世纪前半程征服这片广阔土地的并非是制度的优劣，而是拥护制度的军事实力（国际社会同样如此）。

西方文明不符合自然法则的中断中华社会自身变革规律，形成社会传统与变革的激烈冲击，社会内部出现了严重迷茫、混乱与分裂。帝国主义社会体系非自然崩溃后如何组织适合中华文明的全新社会形态同样成为困扰变革力量的首要因素。随着社会民主自由化改革深入，被中断的社会规律将爆发出更多的实质性问题。

后帝国时代与改革开放

后帝国主义社会在国家形态上变革频繁，自北洋政府至如今改革开放时代，国家组织形式、政治制度、道德形态不断变化。更迭频繁的国家政治策略深刻的响着社会频繁、极端、激烈的变革，同时也给这片充满古老文明的国土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与不朽的遗迹。

与20世纪后半程国际社会冷战格局相同，国内两种社会制度同样形成了完全不可兼容的强烈对冲。不同时期，引导社会变革方向由不同领袖主导的军事力量决定，各地区因政治制度、治理方式、甚至战争环境形成了难以兼容的鲜明的社会群体。

如南京政府时期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商人与知识分子成为新中国平均主义的攻击对象，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文革时代的青年人曾被鼓励反对、攻击甚至侮辱他们的家长、教师与具有资产阶级倾向的人，却发现改革开放后他们因荒废学业而并不具备适应市场经济的职业技能。文革年代备受屈辱的具有资产阶级倾向的人与知识分子，却重新成为了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

隶属于各个时期各个代际的优秀群体，却不断沦为下一时期被打击、边缘化的对象。在帝国主义制度覆灭的一个世纪里，各时代领袖以自身强大的个人意识形态与号召力，建立并维系着社会发展方式与道德体系。他们以叛逆帝国主义作为治国纲领，却又无不完全摆脱帝国主义社会的影响。总体看来帝国主义崩溃的一个世纪中，中国始终经历着缺乏法制的神话领导人个人意志的高度政治垄断社会。各代际、各群体难以相互信任，存在巨大的隔阂。这种情况至改革开放才有所转变。

20世纪80年代起，以邓小平为核心领导的改革开放取得了惊人的政治成就。其迅速将文革时代遗留的社会矛盾、混乱与丧失领袖核心意识形态处于危机边缘的国内社会引导向经济市场化、思想开明的现代化社会。在这个过程中，改革开放的力量不断变更着70年代以前使中国贫穷与政治危机的政治体系，并着手建立赋予地方更大权力的政治体制。在此期间，中央权力逐步开放。领导人权力任命、移交制度不断完善打破了毛泽东时代遗留的农村公社制度，在吸纳因农村制度改革而造成的大量农民向城市流动问题上大力促进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国内社会秩序空前稳定，再也未发生过20世纪60-70年代多次出现的社会混乱。

改革开放打破了新中国建国以来贫穷的公有制社会体制，人们因此提高了生活水平，并逐步敞开思想的枷锁。彻底打破了原本思想封闭、高度神话领导人的意识形态。人们逐步富裕起来，并迅速将人们引导向坚定的务实主义。因此人们生活态度、道德与价值准则出现了极大的变化。如何获取最大的财富与利益成为人们最切实的追求。

当今，城市巨大的吸纳就业压力下（李克强总理记者招待会口述每年约1千万农民工流入城市），国内对高速经济发展需求空前提高。经济高速增长已然成为社会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基础条件，因此中央政治决策、改革方向均将经济持续发展作为首要任务。这同样给予社会中弥漫的务实主义以隐性的推力，高速发展的经济与地方权力的开放，很容易孕育出地方官僚势力与贪腐行为的扩张。因此必然形成小部分社会矛盾，甚至引发出公共卫生、环境治理等敏感问题。但维护社会稳定与发展的总体战略上，这些问题与国家治理的总体战略相比，似乎将暂时成为一种战略性忽略。并随着社会制度的不断完善而消退。

儒学社会

漫长的中华帝国主义时期，儒家文化始终被赋予了极高的社会地位。

儒学——包含了战国时期创始人孔子独立的价值观、政治观与社会观经后世学者不断发扬。至帝国主义时代末期，外族实施高压统治，外族君主推崇儒学，并试图将儒学用作固化国内民众思想，建立社会道德的工具。因此当今社会所传承的儒学文化一定程度是一种相对曲解的文化，但其亦对现今社会形成了深刻影响。

儒学文化认定社会和谐条件在于不同社会群体了解他们对于社会关系特定的相互责任，讲求提倡社会尊卑有序。认定公众政治立场并不平等。帝国主义社会内部统治者则先天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