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讲稿1(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共产党（新）

一、科学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确立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1949年6月，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回顾了先进的中国人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历程。他指出：“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在这里说的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知道马克思、列宁这句话，不能从字面上作一种绝对化的理解。事实上，他在1945年4月所作中共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里就这样说过，“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欧洲，开始在欧洲走路，走得比较慢。那时我们中国除极少数留学生以外，一般人民就不知道。有人如梁启超、朱执信，也曾提过一下马克思主义”；“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不过以前在中国并没有人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

事实正是如此。早在20世纪初至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知识界中已经有人谈论社会主义。不过，有些人讲的只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谈，他们自己也不认为这些空谈和现实生活有多少关联；有些人则认为社会主义学说只是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才有现实意义，而中国在发展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可以采用某些“社会主义”措施，以“预防”将来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其中也有人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学派介绍到中国来。从1899年英国传教士所办《万国公报》上有译述者第一次提到马克思和马克思的学说以后，资产阶级的维新派如梁启超和革命派如朱执信等都曾对马克思及其学说作过某些介绍。但是，即使到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中国先进分子也仍然是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中寻找思想武器，并没有意识到要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来指示中国未来发展的道路。总之，说十月革命以前“中国并没有人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极其尖锐的形式，彻底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固有的矛盾及其种种不可解决的弊端。战争的空前惨烈，战后西方社会的极度混乱，使世人为之震惊，引发了对西方文明价值的怀疑。人们第一次从世界范围内感觉到资本主义制度已丧失光明的前途，失去了原有的吸引力，当然更使中国人本来就不牢固的资本主义信念趋向动摇。李大钊在大战即将结束时说：“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来自西方世界的罗素对此感受颇深。他认为，“对于一切能接受新印象和新思想的人们，战争已使他们原有的信仰和希望起了某些变化”。他在谈到中国人这种变化时明确提到：“他们对于我们的文明也抱有怀疑的态度。他们之中有好几个人对我说，他们在1914年之前还不怎么怀疑，但‘大战’让他们觉得西方的生活方式中必定有缺陷。”尤其是在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列强的强盗交易和对中国正当要求的拒绝，更使人们对于西方的国际“公理”心存的一线希望彻底破灭。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实际教训中，开始看出帝国主义列强联合压迫和宰制中国人民的残酷实质。诚如陈独秀所言：“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

与这种失落和痛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由理想、由书本上的学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使中国人看到了新的希望，在国家出路上有了新的可资参照的坐标。这次革命由于发生在情况和中国相同(封建压迫严重)或近似(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无疑对中国人民产生了特殊的吸引力。它表明，“物质文明不高，不足阻社会主义之进行”，资本主义的路走不通，可以走社会主义的路。在中国的先进分子中，最早对十月革命进行认真研究和郑重评价的是李大钊。他指出，俄国革命是人类社会的新纪元，“这个新纪元带来的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和1914

年以前的生活、文明、世界，大不相同，仿佛隔几个世纪一样”。此后，“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贵族、军阀、官僚，军国主义、资本主义——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程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政府采取了与帝国主义列强宰割中国截然相反的对华政策，公开宣布放弃帝俄时代的侵华权益和不平等条约，与中国建立新的平等的外交关系。这些当然使中国的先进分子进一步感受到了两个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巨大差异，从而更增加了其在思想抉择上“以俄为师”的成分和倾向。

五四运动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所达到的激烈和深刻程度是前所未有的，瞿秋白对此体会尤深。他曾说：“当时爱国运动的意义，绝不能望文生义的去解释他。中国民族几十年受剥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地化的况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学生运动的引子，山东问题，本来就包括在这里。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就是这个原因。”然而，新思想的大潮訇然而至，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当时被当做新思潮传播的社会主义学说十分庞杂，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又有各种各样被称为“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流派，如施蒂纳、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各种无政府主义，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欧文等人的合作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基尔特（行会）社会主义，伯恩斯坦、考茨基的议会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工读主义等，此外还有各种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等改造社会的主张。瞿秋白对这种思想图景的描述非常生动：“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19世纪40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如正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沫鸣溅，究不曾定出流的方向。”

那么，这种“流向”是怎样确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导地位是怎样确立的呢？一是通过社会实践来比较鉴别，使更多青年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中受到教育。如当时工读互助团和新村运动的试验及其失败，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二是通过思想论争，扩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阵地。如“问题”与“主义”之争、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的争论等，就取得了这样的效果。三是通过教育争取，引导更多青年知识分子走向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如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说服和帮助为数不少的青年摆脱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和束缚，新民学会等团体内部关于“主义”选择问题的会议论辩等等，都是实例。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正是在确立自己的人生信仰和选择何种“主义”来改造中国社会的过程中，经过反复比较，最终抛弃了无政府主义以及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流派，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迅速投入到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工人群众实际斗争相结合、创建工人阶级政党的行动中去。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显示了年轻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决心和勇气。

二、中国共产党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而不懈奋斗的90年

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90年波澜壮阔、艰辛曲折的历程，这90年的历史大体可划分为三个“30年”（为叙述方便而取整数）。在这三个“30年”里，党紧紧依靠和紧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而进行了三件大事。

第一个“30年”（1921～1949年），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为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奠定了制度基础。

第二个“30年”（1949～1978年），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愤图强、艰苦奋斗，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进行了艰辛探索并取得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