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版_剑桥英国文学史_18世纪卷的批评_盛宁

动　态
对新版《剑桥英国文学史》
18世纪卷的批评
《剑桥英国文学史》和《牛津英国文学史》堪称是英美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两部重头大戏。

前者自1907年出版问世,到1917年全部20卷出齐,而后者自1945年开始策划编写,直到半个世纪后的1997年才将全部15卷出齐。

而此时,使用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剑桥文学史则早已进入垂暮之年,重修一部适应新形势需要的新版文学史于是就又成了当务之急。

经过多年的筹划,新版剑桥英国文学史的两三个分卷终于陆续开始登场,继2003年初推出了“现代前期”(Early Modern)卷之后,去年又推出了相当于旧版“18世纪”卷的“1660-1780年”卷。

这一卷总计945页,与上一版相比,篇幅缩减了三分之一强,但在编写宗旨、所涵盖的内容以及结构和篇幅分配方面,其变化之巨则全然不可以道里计。

美国耶鲁大学英语系专治18世纪英国文学的资深教授克劳德・罗森,在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增刊》(M arch10,2006)上发表长篇书评,将新版此卷与旧版及牛津版文学史进行比较,对所存在的问题作了严厉、但发人深省的批评。

罗森说,当年旧版文学史的撰写者大多是文学领域名声显赫的大师级学者,而今天的新版则基本上由分门别类的专家(“偏才”的别称)集体合作而成。

从理论上说,集体合作或可保证较高的总体质量,但实际上还是取决于各撰稿人的水平,而且往往还会产生各说各的、缺乏通盘衔接的毛病。

过去那种单打独挑式的写法(如牛津版的文学史),反倒可以使全书上下连贯,前后照应,例如C.S.刘易斯为《牛津英国文学史》撰写的第四卷《16世纪的英国文学》(不含戏剧,1954),内容博大精深,文词挥洒自如,不仅是牛津英国文学史,甚至可说是整个文学史文类中罕有其匹的佼佼者。

但这样的例子极其罕见,今天恐怕再也没有人能独自驾驭这一卷所涵盖的那样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

而一向采取分头撰写的剑桥版文学史,则要求撰稿人之间必须水平相当,而总编撰人更必须有极好的平衡协调能力。

罗森认为,新版剑桥文学史(18世纪卷)的三章背景性的概论写得很好,对这一时期的出版发行业的发展、作家从为赞助人写作向独立的专业性写作的转型以及对当时作家圈状况的研究,都有推陈出新的发明。

关于戏剧的两章也是该卷中的上乘之作。

罗森指出,关于复辟时期戏剧舞台的评述,尤其好在它提出了一种行之有效的美学理念,使我们重新接受了英雄悲剧中原先那种被认为是“好走极端、与英国传统　格不入”的倾向。

而关于18世纪中晚期的戏剧,撰稿人以其实实在在的才学改变了我们许多的传统认识。

他提出:这一时期的悲剧实在是乏善可陈,“喜剧要好得多”,但仍“缺乏文学性,既不够深刻,也没有什么原创性”;而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老戏重排要远比新剧的创作更加火爆,因为当时的审批法案对演出的数量加以限制,仅此这一点对英国戏剧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就比剧目审查制度还要厉害。

论及该卷存在的问题,罗森显然认为主要在文学重点人物、作品的选定和评价方面。

旧版的18世纪卷包括了四个分卷,其中有三个分卷分别以“德莱顿时代”、“爱迪生和斯梯尔到蒲伯和斯威夫特”以及“约翰逊时代”命名,而新版里这一时期设立专章讨论的文学家却总共只有两人:德莱顿和斯威夫特。

关于德莱顿,罗森认为该卷的评述全面周到,尤其是对于德莱顿在政治上和宗教信仰上的180度大转变作出了非常必要而有用的解释,对其主要作品也有简短而到位的讨论,所有这些都值得肯定。

然而,关于斯威夫特的一章,罗森则认为,从这一章的标题“体系讽刺:斯威夫特1com”到文中比比皆是的互联网习语,尽管形式上看来很新颖,所论话题也相当广泛,行文中既有夹枪带棒的攻击,也有指桑骂槐的影射,撰稿人以这种很独特的方式对斯威夫特的讽刺寓意一一加以阐释,罗森说,这一部分或许是全卷写得最生动活泼的章节,但是,你却不会到那里去寻找可资参考的信息。

令罗森最感到不解的是约翰逊居然没有设专章,甚至没有比较详细的讨论;18世纪的“传记文学”也没有专章讨论,于是鲍斯韦尔的《约翰逊传》这部“时代经典”,就只能安插在“日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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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传”一章中,被当作鲍斯韦尔日记的“变体”而一笔带过。

该卷总编撰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约翰・里切蒂教授说,他认为文学典律不能只限于那些文坛和社会的精英人士,他要纠正旧版的剑桥史偏重于男人的倾向。

因此,在这卷新版文学史中,“男性”、“精英”这类字眼都隐隐约约带上了一层贬义。

然而,罗森发现,该卷其实并没有如主编人声称的那样,真的强调了那些所谓“工人阶级作家”
(他们其实就是出身稍稍低微一点而已)的阶级
性,相反,这种把侧重点挪向“次要作家”的结果,反倒削弱了对重要作家的关注。

罗森说,在这卷煌煌900多页的18世纪英国文学史中,竟然就没有对亚历山大・蒲伯有过一点像样的评述,甚至没有点评过他的任何一首诗,对蒲伯的全部讨论仅限于他的一篇《论批评》(不到两页),以及在论及他的论敌安布罗斯・菲利普的《田园牧歌诗》时,在不到一页半的篇幅中顺带的提到他一笔。

而那位出身“贫穷牧师”、同样在威斯敏斯特学校和剑桥大学受过教育的诗人查尔斯・丘吉尔,则得到了连续四页的讨论。

同样,被认为是18世纪最重要的五位小说家———笛福、理查逊、菲尔丁、斯摩莱特和斯特恩,在现在的新版中已经被一大批同辈的和后辈的小说家包围,他们大多是女作家,而其中的三位———艾弗拉・本恩、德拉里韦尔・曼雷和伊莱扎・海伍德还设立了专章。

不仅如此,本恩和海伍德在“哲学与文学”一章中也有讨论,海伍德一人所得到的篇幅甚至超过了洛克与贝克莱的总和。

新版的文学史声称要关注“历史”也让人感到困惑。

罗森说,此卷中其实很少看到把文学作品置于历史事件背景下的讨论,即使对斯威夫特和埃德蒙・伯克的讨论也不例外。

相反,罗森回忆说,旧版的剑桥文学史的第八、第十和第十一卷中,至少有四章(75页)对历史人物的讨论,五章(105页)对宗教和宗教作家的讨论,四章(110页)对哲学家的讨论,三章(92页)对政治作家的讨论。

相比之下,新版的这卷文学史中,既没有对洛克的讨论,也几乎没有对贝克莱的讨论,而这两人在旧版中都是设了专章的。

罗森说,试图让业内人觉得满意,而不是真正对高质量的学问感兴趣,是这一卷文学史给人的总
体印象。

负责本卷“女性诗人”一章的撰稿人曾这样说过,“今天,谁也不再会把18世纪小说史写成‘梦之队’(笛福、理查逊、菲尔丁、斯特恩和斯摩莱特)的大巡游了。

‘次要作家’已经被发现,……肯定卓越的新办法也已出现。

”然而,罗森接下来问道:不知此位撰稿人是否意识到,就在她为本卷写下这段话的时候,“梦之队”基本上都已坐在了替补席的冷板凳上,也像是在实行所谓的“轮流上场”呢!
罗森给自己的书评取名为“Yahoo ”,还重重的加上了一个感叹号“!”,副标题是“对出自多人之手的一部文学史的评点修改”。

今天的读者都知道,“Yahoo ”是当下一个互联网搜索引擎的网站名。

殊不知,它原先却是斯威夫特杜撰出的一种怪物,《格列佛游记》里对这畜牲有让人极其恶心的描写。

它既丑又癞,面目可憎,急了甚至会用自己的粪便向人发起攻击。

罗森眼中的这部文学史,难道真的就像“耶胡”那么可怕吗?我们还是去读一读原书,得出自己的结论吧。

(宁)
贝克特———充满矛盾的作家
今年是萨缪尔・贝克特(1906-1989)诞生
100周年,法国《读书》杂志第344期发表专文,
着重评析了他充满矛盾的一生与他创作之间的密切关系。

贝克特生于爱尔兰的都柏林,家境比较富裕,但他的童年并不幸福。

1923年他进入都柏林三一学院,学会了拉丁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1928年毕业后到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担任英语助教。

他是个新教徒,却喜欢与超现实主义诗人和画家交往,并且成为同乡乔伊斯的秘书和朋友,1931年他回到三一学院不久,辞去了法语助教的职务,从此在法国、爱尔兰、英国和德国之间奔波,“身心疲惫,像一棵被鼻涕虫啃食的白菜。

”在他心爱的表妹和父亲相继去世后,他因忧伤过度而酗酒堕落。

1937年,他与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决裂,来到巴黎定居,不料在街头被一个醉汉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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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1・外国文学评论　No .3,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