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情况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十字路口上的世界——中国著名学者探讨21世纪的国际焦点》一书，不久前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通过与30余位中国国际问题知名学者就当前世界热点问题展开对话的方式，前瞻性地探讨国际形势的走势。下面的文章即选自该书。提问方为该书作者安卫、李东燕。

问：江先生，在前面讨论安全问题时我们看到，安全是国家第一需要，国家安全有不同的层面，并受自然、社会、政治、军事、外交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21世纪，您认为影响我国未来安全环境的因素有哪些?

江凌飞：在影响我国21世纪安全环境的诸多因素中，我认为有五个因素是最基本、最重大的。

第一个因素是国际经济因素。当前国际政治出现的一些新变化，是同国际经济最近以来的不平衡发展密切相关的。从未来十年的经济发展趋势看，美国在世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领先地位会继续保持下去，与发展中国家的总体差距还将进一步拉大，但其对欧、日和我国目前所占据的大比分优势有可能缩小。在金融动荡中遭到重创的亚洲经济正在复苏，但真正走上健康发展的良性轨道还需时间。在这一过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利用亚洲国家经济实力削弱之机，实行资本扩张，大肆低价收购濒临破产的亚洲企业，有可能会重新增大它们在经济上对这一地区的控制。现在世界上关于美国经济的走势众说纷纭，一种意见是把当前的美国经济称之为“金发女孩”，喻意其具有无限的生机和无穷的魅力，认为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60年代和80年代美国经济前两个最长发展周期相比分别为106个月和92个月，这次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特点主要是靠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和扩张即“新经济”所带动的，因而有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性规律，实现美国经济的持续繁荣。另一种意见则没有这么乐观，认为当代国际金融资本就像一个巨大的循环系统，开始时它吸取位于中心的金融市场和机构的资金，将其输送到边缘地区，导致新兴市场的出现和全球繁荣。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世界资本流向发生逆转，资本开始逃离边缘区，向中心区反向流动。这种资本的逆流动起初会使中心区如美国受益，但边缘区的困境最终会拖累中心区，美国将会成为下一个经济风暴的中心。无论上述哪一种情况成为现实，对未来的国际形势和我国的安全环境都会带来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除美国经济外，欧洲经济的动向也值得认真关注。一个有2 9亿人口、总体经济实力与美国相当的欧元区的诞生，会在未来5年左右的时间里，形成对美元统治地位的真正挑战。届时，美元在各国外汇储备中所占的比重将从现在的60%降到40%至50%，欧元将占到30%至40%，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将被“以美元、欧元为主导的两极货币体系”所取代。从历史上看，美国政治上的霸气同它在经济上的牛气是成正相关关系的。20世纪60年代初期，美国实现了战后最长时期106个月的经济扩张，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说话的口气也大得不得了。他向世界宣布：让每一个国家——不管它对我们抱有善意还是恶意——都知道，我们将不惜付出任何代价，承担任何义务，迎着任何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对任何敌人，以确保生存和赢得自由。可是到了70年代，美国经济和综合国力由于越战和国内经济滞胀等因素的拖累开始走下坡路时，尼克松总统的口气就要比肯尼迪软得多。他在1970年向国会提交的《国情咨文》中讲道：美国不能而且也不会为世界上的自由国家制定全部方案，拟出全部计划，执行全部决定和承担全部防务。90年代初，当美国经济还在低谷中徘徊时，它在全世界面前接受了美国在索马里维和行动失败的事实，而当它的经济连续增长超过了110个月之后，“美国衰落”论消失了，“新干涉主义”的大棒又重新挥舞起来。所以，未来美国经济的兴衰和世界经济的走向对21世纪的国际安全形势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第二个因素是大国关系因素。当前的大国关系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个是力量对比失衡，一个是美国单极霸权膨胀，而且这两者又是紧密关联的。美国经济依靠自身的产业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创纪录地实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长的一次经济扩张，并从全球区域性金融危机中得到巨大好处。外部资金的大量流入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经济和股市的高涨，此次科索沃危机又使欧元汇率的走势持续呈现弱势，加大了东欧国家的货币汇率下滑和西欧股市的剧烈波动，从而促使美元汇率持续走强，非但没有影响美国经济的良好态势，反而加强了美国成为资金获利和避风的重要市场。美国经济牛气冲天，于是它在世界上霸气十足，经济和军事实力优势地位的增强，促使其在未来挑战多极世界的行动中将更富于进攻性和冒险性。俄罗斯由于受到西方越来越大的压力，在对外关系上西顶东靠、联华抗美的趋势会进一步加强，但俄罗斯经济复苏和社会稳定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其在未来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因国家实力的衰弱而将受到严重影响。日本争当政治大国和军事强国的努力虽然因经济危机暂时受挫，但在21世纪初，会伴随其经济的恢复而加紧展开，并将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中不断寻求表现，日美在经济利益上的冲突还会重新激化，中日作为东亚两强的矛盾将进一步显露，日本会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与我国继续进行广泛合作，但在政治和安全防务上将继续选择追随美国、暗中牵制中国的立场。东盟国家集团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大伤元气，单个和总体实力都受到削弱，美、日等西方国家乘虚而入，加紧对东盟的分化、控制和拉拢，东盟政治上西靠的倾向会发展，其独立行动能力和在大国之间扮演平衡和中介角色的作用将有所降低。未来亚太地区很可能形成一个以美日中不等边三角为核心、关系相对稳定、但重心向美国倾斜的大国关系格局。

第三个因素是民族分裂主义因素。冷战后在前苏联周边和东欧地区出现了一股民族分裂主义的浪潮，这股浪潮受到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的鼓舞，正在向世界其他地区蔓延。在我国新疆、西藏和台湾也有反映。目前这些分裂势力表现出一些共同的趋向：一是都加大了分裂活动的规模和力度；二是都与境外的反华势力相勾结，内外配合；三是都开始了政治合流、联手分裂中国的阴谋活动；四是都极力使其分裂活动国际化，以便引来国际保护和外部干预。而这次北约动用武力干涉科索沃的事件也证明，西方国家正利用民族分裂问题大做干涉他国主权的文章，美国反华势力更是把中国的民族分裂势力看作是牵制和遏制中国崛起的一张重要的牌。现在看来，我们对于冷战后民族、宗教问题对国际安全影响的深刻性、广泛性、长期性应给予足够的估计，对美国等西方敌对势力利用我国民族问题做分裂和弱化中国的文章应引起高度警惕。今后十年，分裂和反分裂的斗争有可能上升到影响我国安全环境的突出地位，成为我国周边安全的主要热点问题之一。

第四个因素是涉及我国的热点问题。今后十年，涉及我国的热点问题，如南海、西南、西北边疆地区，大的局面可以稳住，但发生小的局部冲突和动乱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至于重大的局部冲突，在某些焦点地区如台湾海峡也可能发生。

问：人们已经注意到冷战结束后经济安全的重要性上升，这一点在关于经济安全的讨论中已经得到普遍认同。但军事安全的重要性显然没有被忽视，尤其是科索沃战争，几乎成了先进武器的展示会，人们似乎又看到军事安全、军事实力的重要性。江先生，您是如何看待军事安全的?

江凌飞：我要谈的第五个因素就是军事安全因素。冷战结束后，虽然经济的因素上升，经济安全的问题突出，但军事在国际政治和国家安全中的重要性并没有减弱。世界上一些重要国家在规模裁军的同时加快了质量建军的步伐，一个以现代经济实力为基础、在高新技术推动下的新军事变革正在重塑国际军事实力对比，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未来国家安全的走势。美国在90年代初发动的打击伊拉克的“沙漠风暴”

行动中，使用远程、精确制导武器的比重只占到9%，而在1998年的“沙漠之狐”行动中这一比例已上升到70%，这次空袭南联盟竟高达90%，这一方面显示了美国近年来在增强高技术军事实力方面的迅猛进展，另一方面也是促成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更加冒险和更富于干涉性的原因。这场新军事变革，既为我军带来了机遇，又构成了新的挑战，稍有延误，就会在这场无情的军事竞争中被甩下来。目前我军的高技术武器装备与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很大差距，美国最近大幅度地增加了其今后五年的国防预算，加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