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旧式文人“润例”谈

民国旧式文人“润例”谈

专辑：“润笔”一词，源自《隋书·郑译传》：“上令内史令李德林立作诏书。高颎戏谓译曰：'笔干’，译答曰：'出为方岳，杖策言归，不得一钱。何以润笔。’上大笑。”但是文人受赇，自古有之。宋洪迈《容斋续笔》“文字润笔”条说：“作文受谢，自晋、宋以来有之，至唐始盛。”宋王楙《野客丛书》“作文受谢”条则提出不同观点，“作文受谢，非起于晋宋。乞米受金，为人作传，不足道也。观陈皇后失宠于汉武帝，别在长门宮，闻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文君取酒，相如因为文以悟主上，皇后复得幸。此风西汉已然，孙登《相如赋》曰'长门得赐金’。”而后世学者也多将司马相如作赋得铜一百斤视为文人获取笔资的滥觞。到了李唐王朝，润笔之风益盛，尤其是在文宗时期，长安文人争相撰写碑志，如同入市做买卖。有人因此获资丰厚，如李邕“早擅才名，尤长碑颂。虽贬职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赍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致，凡数百首，受纳馈遗，亦至巨万。时议以为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也有人排斥笔谢，《新唐书》卷一百八十二记录裴均之子携万缣拜谒韦贯之，请其为父作墓志铭，韦氏正色道：“吾宁饿死，岂忍为此哉？”

延及明、清，文人们对润资的暧昧态度悄然转变，尤其是在

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资本的萌芽改变了人们的经济观，诗文、书画都可以待价而沽。明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一记载，沈练塘闲论天下文士，认为无人不重财。祝枝山遇人求文，辄问“是见精神否”（俗以取人钱为精神）？或说“吾不与他计较，清物也好”（清物：指青羊绒）。熟人托桑悦作文，桑悦却说：“平生未尝白作文字，最败兴，你可暂将银一锭四五两置吾前，发兴后待作完，仍还汝可也。”虽不收钱，还是要见着钱。

清初，更是出现了自定润例的现象。1660年，吕留良撰写《卖艺文》，为自己及友人卖艺作价：

鹧鸪（黄宗炎）石印每方二钱；金印铜铁印每方三钱；玉印玛瑙印每方五钱；水晶印磁印每方四钱；犀象虎魄蜜蜡玳瑁印每方五钱；北宗山水，每扇面三钱；诗：律一钱，古风三钱，长律每十韵加二钱；文：寿文一两，募缘疏一两，祭文五钱，碑记书序各一两，杂著五钱。

丽农（黄子锡）南北宗山水，每扇面三钱，册页三钱，单条五钱，全幅一两，每尺三钱，堂幅二两；诗文同鹧鸪。

殳山（朱声始）文每篇一两。

鼓峰（高斗魁）小楷每扇面二钱；行书一钱；帷屏每扇幅三钱；锦轴每幅八钱；斋扁每字一钱；柱联每对一钱；诗文同鹧鸪、丽农。

东庄（吕留良）石印每方三钱；小楷每扇满面三钱，册页三

钱，手卷每尺三钱；行书每扇面二钱，册页手卷同；单条三钱；草书每扇面三钱，册页手卷同；诗文同鹧鸪、丽农、鼓峰。

孟举（吴之振）小楷每扇面二钱，行书每扇面一钱，柱联每对一钱，画竹每扇面一钱，写生每扇面一钱，着色二钱。1759年，归田扬州的郑板桥则将《板桥润格》刻在西方寺前的一块碑石上，并公然表示：“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中心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年老神倦，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传统的人情酬酢方式为银货两讫的方式取代，直接以现金进行交易的契约行为得到认可。

一

科举的废除、媒体的勃兴使许多士人转入民间，逐渐商业化、职业化，进入以稿酬度日的生活模式。民元以降，这个群体持续膨胀。报刊、杂志为保证稿源、招揽读者，开始规范化地支付酬劳。文人们除了通过文艺才华从报刊、杂志换取不等的收入外，还看准了与传统习俗如婚丧喜庆相关的文学书写，以及与字画评鉴、收藏相关的艺术创作，使润笔这种传统的文化买卖方式得于延续。近代以前，润例只是个案，寥寥可数。但在二十世纪前四十年，文人公示润例出售诗文、书画已然成风。鉴于润例往往同时涵括书画、诗文，笔者将以诗文例为主，偶涉书画例展开叙述。而新式知识分子中，

只有郭沫若、闻一多等少数几人订过润例，所以本文的关注重点是旧式文人。

润例有通行的形式，一般包括以下几个部分：首先是一段序文，记录作者的籍贯、家学、师承，诗文或书画能力以及订立原因；其次是价格标准，诗文多以文类（古文、诗歌等）、题材（碑文、寿序等）、形式（散文、骈文等）区分；书画则以题材（楹联、堂幅等）、大小（五尺、七尺等）、用料（金笺、青绿等）划分；最后是推介同人署名，以及联系方式。文人订立润例的原因不外乎有以下几种：一、纾解经济压力。杭县钟广生移居北平后，为求自给而卖文，“比相如之卖赋，未遇长门；拟皇甫之撰碑，何嫌匹绢”。刘季平谈到上门索取书画者众多，让他不堪负荷，“耗纸损墨，遂有玩物之累”，归乡里居后“益与世远，摸金乏术，指囷无人，而登门求书客犹弗绝”，订立书例乃“为御穷之计”。二、筹集资金，襄助他人。章太炎主办《华国》杂志时资金短缺，马精武、田桐为提供帮助而计划鬻书两百份。三、杜绝蹭文行为。包天笑说自己订立润例的目的在于“借此以拒绝许多泛泛之交的亲友向我揩油”，“这个润例发表后，恰值张仲仁的母亲故世了，我一连作了六幅挽联，都是商界中人送的，说来说去这几句话，我二十四元袋袋平安了”。四、润笔市场并未消失。1915年，《国学》杂志第五期刊登了朱树培起草的《征集〈梦训图〉题词启》，请人为《梦训图》题词，并在“附启”说：

“如蒙赐题咏，希寄至芜湖二街长德典内朱某……来稿并请注明地址，俾便附寄赠品。”寄去题咏，即可获得报酬。1932年，《国风》半月刊创刊号录有署名顾毓琇及其兄弟的《顾太夫人五十生辰征诗文启》，历数母亲的生平事迹、硕德懿行后，请求“当世巨人长德”为之撰写诗文。

民国时期的润例已经具有市场经济的基本形态，商业涵义凸现。它的订立与宣传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媒体广告助力

与郑板桥将润格刻石立碑以求广为人知一样，文人们往往借助报刊、杂志进行广告宣传，提升自己的知名度、美誉度及影响力。在章太炎主编的《华国》杂志刊登润例的有田桓、李仲乾、萧娴、汪星伯、汪寄庵、方逸如、马精武、刘三、刘缃、田桐、刘平、方敏。在陈灨一主编的《青鹤》杂志刊登润例的则有夏敬观、陈灨一、程学恂、陈诗、孙宣、黄孝纾、汤不迟、杨云史、陈涵度、陈廷杰、林霜杰、陈霞轩、谭泽闿。郑烟樵、何海鸣等在《申报》，李叔同、陈师曾等在《太平洋报》，孙劼芬等在《苏报》，童大年等在《东南日报》都刊登过润例。他们与新型媒介“合谋”，以图制造出良好的自我宣传效果。翻阅《青鹤》杂志可以发现，当中登载了不少墓铭、寿序等，如夏敬观《镇海王习甫先生七十寿序》、《徐仲可先生墓志铭》、《李君彦仲墓志铭》、《吴兴周梦坡先生墓表》；孙宣《陆军上将第三军军长王公寿颂》、《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