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旧式文人“润例”谈

民国旧式文人“润例”谈
专辑：“润笔”一词，源自《隋书·郑译传》：“上令内史令李德林立作诏书。

高颎戏谓译曰：'笔干’，译答曰：'出为方岳，杖策言归，不得一钱。

何以润笔。

’上大笑。

”但是文人受赇，自古有之。

宋洪迈《容斋续笔》“文字润笔”条说：“作文受谢，自晋、宋以来有之，至唐始盛。

”宋王楙《野客丛书》“作文受谢”条则提出不同观点，“作文受谢，非起于晋宋。

乞米受金，为人作传，不足道也。

观陈皇后失宠于汉武帝，别在长门宮，闻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文君取酒，相如因为文以悟主上，皇后复得幸。

此风西汉已然，孙登《相如赋》曰'长门得赐金’。

”而后世学者也多将司马相如作赋得铜一百斤视为文人获取笔资的滥觞。

到了李唐王朝，润笔之风益盛，尤其是在文宗时期，长安文人争相撰写碑志，如同入市做买卖。

有人因此获资丰厚，如李邕“早擅才名，尤长碑颂。

虽贬职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赍持金帛，往求其文。

前后所致，凡数百首，受纳馈遗，亦至巨万。

时议以为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

”也有人排斥笔谢，《新唐书》卷一百八十二记录裴均之子携万缣拜谒韦贯之，请其为父作墓志铭，韦氏正色道：“吾宁饿死，岂忍为此哉？”
延及明、清，文人们对润资的暧昧态度悄然转变，尤其是在
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资本的萌芽改变了人们的经济观，诗文、书画都可以待价而沽。

明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一记载，沈练塘闲论天下文士，认为无人不重财。

祝枝山遇人求文，辄问“是见精神否”（俗以取人钱为精神）？或说“吾不与他计较，清物也好”（清物：指青羊绒）。

熟人托桑悦作文，桑悦却说：“平生未尝白作文字，最败兴，你可暂将银一锭四五两置吾前，发兴后待作完，仍还汝可也。

”虽不收钱，还是要见着钱。

清初，更是出现了自定润例的现象。

1660年，吕留良撰写《卖艺文》，为自己及友人卖艺作价：
鹧鸪（黄宗炎）石印每方二钱；金印铜铁印每方三钱；玉印玛瑙印每方五钱；水晶印磁印每方四钱；犀象虎魄蜜蜡玳瑁印每方五钱；北宗山水，每扇面三钱；诗：律一钱，古风三钱，长律每十韵加二钱；文：寿文一两，募缘疏一两，祭文五钱，碑记书序各一两，杂著五钱。

丽农（黄子锡）南北宗山水，每扇面三钱，册页三钱，单条五钱，全幅一两，每尺三钱，堂幅二两；诗文同鹧鸪。

殳山（朱声始）文每篇一两。

鼓峰（高斗魁）小楷每扇面二钱；行书一钱；帷屏每扇幅三钱；锦轴每幅八钱；斋扁每字一钱；柱联每对一钱；诗文同鹧鸪、丽农。

东庄（吕留良）石印每方三钱；小楷每扇满面三钱，册页三
钱，手卷每尺三钱；行书每扇面二钱，册页手卷同；单条三钱；草书每扇面三钱，册页手卷同；诗文同鹧鸪、丽农、鼓峰。

孟举（吴之振）小楷每扇面二钱，行书每扇面一钱，柱联每对一钱，画竹每扇面一钱，写生每扇面一钱，着色二钱。

1759年，归田扬州的郑板桥则将《板桥润格》刻在西方寺前的一块碑石上，并公然表示：“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

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

送现银则中心喜乐，书画皆佳。

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

年老神倦，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

”传统的人情酬酢方式为银货两讫的方式取代，直接以现金进行交易的契约行为得到认可。

一
科举的废除、媒体的勃兴使许多士人转入民间，逐渐商业化、职业化，进入以稿酬度日的生活模式。

民元以降，这个群体持续膨胀。

报刊、杂志为保证稿源、招揽读者，开始规范化地支付酬劳。

文人们除了通过文艺才华从报刊、杂志换取不等的收入外，还看准了与传统习俗如婚丧喜庆相关的文学书写，以及与字画评鉴、收藏相关的艺术创作，使润笔这种传统的文化买卖方式得于延续。

近代以前，润例只是个案，寥寥可数。

但在二十世纪前四十年，文人公示润例出售诗文、书画已然成风。

鉴于润例往往同时涵括书画、诗文，笔者将以诗文例为主，偶涉书画例展开叙述。

而新式知识分子中，
只有郭沫若、闻一多等少数几人订过润例，所以本文的关注重点是旧式文人。

润例有通行的形式，一般包括以下几个部分：首先是一段序文，记录作者的籍贯、家学、师承，诗文或书画能力以及订立原因；其次是价格标准，诗文多以文类（古文、诗歌等）、题材（碑文、寿序等）、形式（散文、骈文等）区分；书画则以题材（楹联、堂幅等）、大小（五尺、七尺等）、用料（金笺、青绿等）划分；最后是推介同人署名，以及联系方式。

文人订立润例的原因不外乎有以下几种：一、纾解经济压力。

杭县钟广生移居北平后，为求自给而卖文，“比相如之卖赋，未遇长门；拟皇甫之撰碑，何嫌匹绢”。

刘季平谈到上门索取书画者众多，让他不堪负荷，“耗纸损墨，遂有玩物之累”，归乡里居后“益与世远，摸金乏术，指囷无人，而登门求书客犹弗绝”，订立书例乃“为御穷之计”。

二、筹集资金，襄助他人。

章太炎主办《华国》杂志时资金短缺，马精武、田桐为提供帮助而计划鬻书两百份。

三、杜绝蹭文行为。

包天笑说自己订立润例的目的在于“借此以拒绝许多泛泛之交的亲友向我揩油”，“这个润例发表后，恰值张仲仁的母亲故世了，我一连作了六幅挽联，都是商界中人送的，说来说去这几句话，我二十四元袋袋平安了”。

四、润笔市场并未消失。

1915年，《国学》杂志第五期刊登了朱树培起草的《征集〈梦训图〉题词启》，请人为《梦训图》题词，并在“附启”说：
“如蒙赐题咏，希寄至芜湖二街长德典内朱某……来稿并请注明地址，俾便附寄赠品。

”寄去题咏，即可获得报酬。

1932年，《国风》半月刊创刊号录有署名顾毓琇及其兄弟的《顾太夫人五十生辰征诗文启》，历数母亲的生平事迹、硕德懿行后，请求“当世巨人长德”为之撰写诗文。

民国时期的润例已经具有市场经济的基本形态，商业涵义凸现。

它的订立与宣传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媒体广告助力
与郑板桥将润格刻石立碑以求广为人知一样，文人们往往借助报刊、杂志进行广告宣传，提升自己的知名度、美誉度及影响力。

在章太炎主编的《华国》杂志刊登润例的有田桓、李仲乾、萧娴、汪星伯、汪寄庵、方逸如、马精武、刘三、刘缃、田桐、刘平、方敏。

在陈灨一主编的《青鹤》杂志刊登润例的则有夏敬观、陈灨一、程学恂、陈诗、孙宣、黄孝纾、汤不迟、杨云史、陈涵度、陈廷杰、林霜杰、陈霞轩、谭泽闿。

郑烟樵、何海鸣等在《申报》，李叔同、陈师曾等在《太平洋报》，孙劼芬等在《苏报》，童大年等在《东南日报》都刊登过润例。

他们与新型媒介“合谋”，以图制造出良好的自我宣传效果。

翻阅《青鹤》杂志可以发现，当中登载了不少墓铭、寿序等，如夏敬观《镇海王习甫先生七十寿序》、《徐仲可先生墓志铭》、《李君彦仲墓志铭》、《吴兴周梦坡先生墓表》；孙宣《陆军上将第三军军长王公寿颂》、《镇
海李君侧室胡氏权厝铭》、《王母施太夫人家传》、《王府君家传》、《潘长冲葬铭》、《水利局副总裁司法次长代理部务王公家传》、《威远将军陆军上将徐公行状》；黄孝纾《四川梅州直隶州知州尹公墓志铭》、《余公诔》、《蒋节母马太夫人诔》、《钱新之五十寿序》；杨云史《祭韩麟春上将文》、《狄夫人张瑞子墓志铭》；钟广生《霆威将军海城鲍公行状》。

毫无疑问，润资诱使他们批量撰写了这种类型的文章。

纯粹靠笔杆生存并不容易。

因此，文人们不得不迎合求文者的气味结撰谀文，或者尽可能多产以赚取更多的钱财。

（二）推介方式多元
第一种，师长推介。

1935年，陈三立为陈祖壬立《新城陈病树鬻诗古文辞约》：“新城陈氏于吾乡为右族，代有闻人。

病树以孤童踵起，为诗力追后山，并受古文法于吾友桐城马通伯。

近岁复从余游，其精旨浻造，未知视古人何如。

至若今人，虽号杰出者，病树与之俯仰揖让于其间，无所愧也。

曩客上海，余门人湘潭袁伯夔、合肥李木公辈尝为订鬻文字。

顷受聘北来，授徒沽上，爰为重订约鬻文直例，且告此邦人士有文字之役者，知所求索焉。

”钟广生润例也由其师陶庐老人王树枬代订。

第二种，挚友摇旗。

1934年，蒋国榜为李仲乾润例撰序，“同门李鹤然居士健能世先文洁，师家学者也。

临川李氏累代以书画名世。

居士书画于文洁犹大令之于右军，敷文之于南宫。

盖不徒袭迹，更能发挥，斯为难能耳。

顷从海外九年归来，其书画益奇肆瑰伟，不可方物。

盖其探奇揽幽，历险志怪，海波浴日，奇云荡胸。

殊方绝域，蛮花纥鸟，珍异琛宝，珊瑚木鸡，莫不搜入。

居士诗囊画稿中以此境移而悟道，亦犹东坡海外归来之作，顿呈奇观，非复元丰时气象。

而居士亦颇自矜惜矣。

然求书者益坌集。

国榜喜故人之无恙，庆艺苑之振奇。

愿居士为艺舟之前导，毋自袐于枕中。

劝居士仍理旧业，发挥新知，因为重订润例，用告诸慕居士书画者。

”夏敬观润例也由友人陈叔通代订。

第三种，名人集体推荐。

《陈灨一润例》由章士钊、于右任、叶恭绰、杨云史、汤漪、张弧、袁思亮、夏敬观、汪端闿、杨千里、李梦庚、方药雨、余大雄、张继斋、费四桥、严独鹤、周瘦鹃、钱介尘同启；《侯官林霜杰诗文润例》由陈衍、李宣龚、孙衡甫、邓孝先、费仲深、俞佐庭、梁鸿志、虞洽卿、陈任先、胡锡安同启；《庐江陈子言鬻文润例》由陈衍、冒广生、夏敬观、狄葆贤、叶恭绰、李宣龚、梁鸿志、陈灨一同启。

第四种，社团、行会引介。

《萧娴鬻书》由“中华道路协会、常熟虞社”同启。

前四种润例多为他人代订，与之对应的是第五种方式：自定润格。

如《汤不迟贱价鬻文》：“海上文字作家，耆彦林立，仆从事撰述，奉手名辈者历五十年，今以劫后余生，自给不
足，不得于效尤市道，贱价鬻文，比之乞米写帖，揭牌卖诗，小好小惭，昔贤所有伤廉伤惠，同类无讥。

”
（三）出现女性润例
卖艺取资的行为不再为男性文人独享。

1923年11月15日《华国》杂志第一卷第三期刊登了《萧娴鬻书》：“萧娴女士，渊源学海，毓秀珠江，年甫及笄，能文工诗词，尤娴字学，其篆雄苍似吴昌硕；其分茂逸似沈寐叟；其正书遒劲似康更生；其天才奇逸前无，卫管未之见也……楹联：四尺四元，每加一尺递加两元；堂幅：四尺四元，每加一尺递加两元；屏条、横批折半；市招匾额每次两元；扇册每件两元；寿屏：每条十元；泥金来文加倍；碑志题跋另议；磨墨费加一成；石章：每字一元。

”经济权的独立呼应着女性地位的提升。

二
润笔的丰寡取决于卖文者的名气与文采，闻名如章太炎、夏敬观，或普通如程学恂等都试图以文换钱。

那他们的文章究竟价值几何呢？笔者撷取夏敬观、陈灨一、陈诗、黄孝纾等人的润例制成表格进行比对分析。

润笔或以篇计，或以字计。

以碑传为例，孙宣要价最高，每篇一千元；次则陈祖壬，每篇五百元；又次为杨云史、黄孝纾、夏敬观、陈灨一、程学恂、钟广生，价格相同，定为三百元；又次为林霜杰，一百六十元；再次为陈诗，一百元；汤不迟笔润最寡，五百字的碑文仅要三十元。

他们的酬劳是
高还是低呢？先看当时公务人员的薪资：1930年上海工部局工作人员工资标准，一等办事员每月一百四十至三百一十五元，二等办事员每月八十四至一百四十元，三等办事员每月四十九至八十四元，护士长每月三百一十五至四百九十元；护士每月一百六十八至三百六十四元；书记员、打字员每月一百七十五至二百八十元；每三年可以加薪一次（熊月之《上海通史·民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P121）。

再看新闻出版、教育从业人员的薪资：三十年代上海报社主笔月薪二百至四百元；编辑主任月薪一百至二百元；编辑月薪四十至一百元；采访记者月薪五十至六十元；出版业编辑所长月薪二百至三百元；课长月薪一百至二百元；职员月薪六十至一百元；练习生月薪十至二十元；中学职员月薪约在七十至一百六十元（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P747）。

而据1934年上海市政府社会局调查显示，工人家庭每户年收入四百一十六点五一元。

可见，文人们的润笔非常可观，孙宣的一篇碑传可抵工部局二等办事员一年工资，一篇寿序与一户工人家庭年收入相当，甚至一首诗歌就是出版业练习生一个月的收入。

新式知识分子的稿费与旧式文人的润笔不宜进行横向的直接对比，但是仍然可以作个参照。

1934年1月《大公报》开设“星期论文”栏目，撰述者为胡适、丁文江、梁漱溟等，每篇稿酬四十元，已是罕见的超高标准。

1933年，鲁迅在《自
由谈》发表的千字文每篇六元。

《旅游杂志》每千字二至十元，《太白》每千字二至五元。

据茅盾追述，每千字二至三元是当时的通行标准。

当时的消费水平又如何呢？根据《1926年至1936年上海市零售物价表》，1935年，籼米一号一石（一百二十斤）十点零九元；鲜猪肉每斤零点二四元；棉花每斤零点四四元；小子煤每担零点一三元；煤油每斤零点一二元；肥皂每块零点零五元；茶叶每斤零点三五元；活鸡每斤零点三元；鲜蛋每个零点零二一元；豆油每斤零点一六元；猪油每斤零点三元；食盐每斤零点一零四元；白糖每斤零点一七六元。

可见，文人们的润笔可以购得大量的物质，夏敬观一篇序记可以购得籼米二千四百斤，鲜猪肉八百多斤，棉花四百多斤，小子煤约一千五百担，鲜蛋约一万个。

文人们还会不时地调整润例，如对提供的服务进行增删。

1923年9月《华国》杂志刊登了《李仲乾书画例》，1937年4月《青鹤》杂志登载了《李仲乾先生鬻书画直例》。

前一份润例关于诗文只有“作寿文、碑记、碑志、序跋、像赞、诗歌，其直面议”的提示。

后一份润例则有明细：“散文二百元，骈文四百元。

寿诗每首四十元，长歌律诗倍直。

寿词每首四十元，长调倍直。

碑志：摩崖记功碑文一千元，墓志四百元。

联语每首十元，八言为例，九十言以外及嵌字均倍直。

家传行略二百元。

书画题跋每件三十元。

像赞每篇三十元。

”
他们还会对金额作出调整。

夏敬观、黄孝纾1932年重订的润例，在价格方面都有所变化。

三
清末以来，旧式文人们为了获取一定的物质利益，先后订立了形形色色的“润例”，并借助媒体广而告之，以招揽求文者而提高经济收入。

传统文人的多才多艺（诗、书、画兼善）也让他们的获资渠道畅通无碍。

而润例作为一种有价值的文献，能为研究文人的交游，文人与赞助者、文人与市场的关系等诸多问题提供鲜活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