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英国东印度公司控制下散商对华贸易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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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英国东印度公司控制下散商对华贸易的特点- -

英国战胜西班牙庞大的“无敌舰队”以后,于 1591年到达印度开始贸易。1600年,“东印度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式成立,英国女王授予其商业专卖、设置军队等特权。公司专卖权被取消以前,在伦敦英国对华贸易的代表是公司的“董事会”,在广州是公司的监理委员会;公司专卖权被取消以后,在伦敦由英国外交部所代替,在广州由英政府所派的驻华商务监督所代替。[2]

18世纪中散商开始出现在广州,主要从事于印度、东印度群岛同中国之间的贸易,被称为“港脚商人”。开始时“港脚散商实际上仅仅是公司的特许商人”,[1](13页)接受公司驻中国业务的管理机构一—监督委员会的管理,他们经营着小批货物,小心翼翼地从事一些简单的小规模生意。散商从公司领得营业许可证后,将印度的棉花、鸦片等商品运往中国销售,谋取厚利。由于公司不仅要靠他们来弥补广州贸易的差额,而且要依靠他们将自己的资金搬回英国” [1](14页),所以东印度公司虽然经常与散商发生矛盾,又不得不对散商贸易加以鼓励。

一、散商贸易发展壮大过程中的几个特点

第一,散商贸易与公司之间的协作贸易。东印度公司与散商的在华贸易活动,都是以牟取尽可能大的经济利益为基本目的。受这种基本动因驱使,东印度公司与散商在对华贸易活动中,有其相互配合、串通一气、共同经营的一面。公司每年必须向英国国内输回一大笔资金用于偿还税务和其他款项。如:18世纪30年代,公司通过各种渠道每年从印度输往英国的资金达四百万英镑,其中,一百万是英国官商的私蓄和养老金等,而另外的三百万是政府汇款,即公司必须负担的“国内税”。公司为了解决这笔高额汇款的来源,曾在18世纪上半叶自行尝试过从事港脚贸易,之后,发现困难重重,还是决定将它交给在印度的英、印散商去做。这些追随英军足迹的英、印私商很早就经营地方贸易,与殖民地有长期的业务联系,他们从小规模开始,发展为贸易、金融和运输为一体的大规模综合营业,甚至,不乏有些代理行家在英国本土具有重要地位,并在印度设有分行的和有实力的古老行号。他们具有丰富的港脚贸易经验,在从事港脚贸易上显得比公司更为容易。而且在公司的支持,可以得到半垄断的地位,以避免来自其它方面的竞争。公司可以通过散商贸易将实物转换为货币,也可以通过控制汇率盘剥散商。公司在印度领地的税收很大一部分是征收来的实物,如原棉、鸦片等,这些物品通过

散商销往广州以后才能获取所需的资金。

第二,为了实现对华自由贸易,来华英国散商对中国的对外贸易管理体制展开了大肆的冲击、破坏。到18世纪40年代后设专职粤海关,管理对外贸易,由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稽查,具体办理对外贸易业务的则为广州十三行。1720年,清政府为避免与外商直接发生关系,成立了一种由行商组成的公共组织——公行。公行对清政府承担一定的义务,其中特别重要的几项是:它担保外商交纳税饷,负责约束外人在广州的居住和行动,以及充当清政府与外商之间一切交涉的中间人。”[3]因此,公行成为中国大宗商品(主要是茶叶)对外贸易的垄断者,可以通过多种渠道限制公司的商业贸易;而且,英国如有禀求事件,只可将禀贴交由行商代递官府,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公司对华贸易的严重阻碍。散商与公司在贸易方式上有所不同,公司是以物易物,多有限制,而散商用现钱交易,所以,多数行商违反清政府的禁令,与散商直接进行商业贸易,甚至与散商勾结从事非法的鸦片贸易。散商的商品(主要是棉花、鸦片)变成资金进入公司的帐房后,就变成购买茶叶的现金,鸦片的利润和印度税收的余款就这样从中国用茶叶运回英国。后来,随着鸦片贸易数量不断加大,导致中国银元大量外流,国内流通领域资本严重缺乏,多数行商领取洋货而无现金,拖下欠款或者向散商借取利息高达20%的高利贷。1815年,十一家行商中欠款的竟有七家,总额达百余万两。到1827年,就连当时第二号大行商茂官也陷入困境,不得不接受麦尼克行的资助。“据大概的估计,在实行公行制度的八十二年间,无力偿还的债款总数约为一千六百五十万元以上。”[1](57页)英国散商不仅在中英贸易中得心应手,牟取暴利,而且通过高利贷控制了行商,动摇了行商的垄断地位。

第三,散商的鸦片走私,为扭转英国对华贸易逆差作出了主要贡献。公司输往中国的商品基本上是毛织品、金属品、印度原棉和檀香等物,而从中国运回的商品以茶叶为大宗。茶叶深得英国人的喜爱,因此需求量逐年大增。由于茶叶进口激增,公司对华贸易就一直处于逆差,不得不运送白银来中国填补如此大的贸易逆差,如“1751年,四艘自英赴华船只就带了值11万9千镑的银子,而货物则只不过值10842镑,白银价值大于货物十倍多。”[4]

鸦片成为了公司解决贸易逆差的最好商品。1773年,公司在所统治下的孟加拉、比哈尔和奥理萨三个地区垄断鸦片贸易、实行鸦片专卖政策,强迫印度当地农民

大量种植鸦片,严密控制鸦片的生产,最后把各地的鸦片集中运往加尔各答。在加尔各答,鸦片被标价拍卖给港脚商,然后,由持有公司发给执照的港脚商运往中国,而且,“公司发给同中国做生意的私人船只的执照中却附有条件,规定这些船只不得载运非东印度公司生产的鸦片,否则要处以罚金。”[5](25页)垄断鸦片贸易之后,公司逐年加大鸦片输出量来填补茶叶贸易的逆差。1790年,增加到4054箱,再之后,公司就基本上不需要运输白银来中国了。相反,广州等地却需要源源不断的白银去购买鸦片,白银大量外流,造成了中国的对英贸易处于逆差。对此清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扭转局面。1800年,嘉庆皇帝降谕旨查禁鸦片,禁止鸦片种植和贸易,中国公行和东印度公司不得不遵照谕旨停止了在广州的鸦片贸易。之后,清政府不断重申禁令,严密访查奸商与购食者。1815年又定查禁鸦片烟章程,查验澳门西洋货船,确立官吏禁烟奖惩办法。1821年,清政府再次重申禁令,两广总督阮元以十三行总商伍敦元勾结英国散商夹带鸦片,请旨摘去其三品顶带,并且照章判处罚金;“又公布了一个告示让那三个主要嫌疑犯——英国人、美国人和葡萄牙人注意他们所犯的罪行,并且警告他们说将来禁烟谕旨一定要严厉执行。”[6](204页)拿办了澳门鸦片囤户叶恒树,加以囚禁。但是,从表一中我们可以看到公司对华贸易的鸦片有增无减。

表一[6](238页)

各产地输入中国数量(箱)共计年代平均值

孟加拉麻洼土耳其

(箱)1800-1811年26501324424016 1811-1821年282414402304494 1821-1828年479547721419708 1828-1834年72071089985718719

在清政府的禁烟压力下,散商的鸦片贸易从广州内河移到了澳门,在澳门设立了一个存储站,澳门一时兴起,成为最大的鸦片市场。“但是事实上,由于葡萄牙人的限制和征税,装载鸦片的船只,通常都是把鸦片继续留在船上并且运往黄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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