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英国东印度公司控制下散商对华贸易的特点

分析英国东印度公司控制下散商对华贸易的特点- -

英国战胜西班牙庞大的“无敌舰队”以后，于 1591年到达印度开始贸易。1600年，“东印度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式成立,英国女王授予其商业专卖、设置军队等特权。公司专卖权被取消以前，在伦敦英国对华贸易的代表是公司的“董事会”，在广州是公司的监理委员会；公司专卖权被取消以后，在伦敦由英国外交部所代替，在广州由英政府所派的驻华商务监督所代替。[2]

18世纪中散商开始出现在广州，主要从事于印度、东印度群岛同中国之间的贸易，被称为“港脚商人”。开始时“港脚散商实际上仅仅是公司的特许商人”，[1](13页)接受公司驻中国业务的管理机构一—监督委员会的管理，他们经营着小批货物，小心翼翼地从事一些简单的小规模生意。散商从公司领得营业许可证后，将印度的棉花、鸦片等商品运往中国销售，谋取厚利。由于公司不仅要靠他们来弥补广州贸易的差额，而且要依靠他们将自己的资金搬回英国” [1](14页)，所以东印度公司虽然经常与散商发生矛盾，又不得不对散商贸易加以鼓励。

一、散商贸易发展壮大过程中的几个特点

第一，散商贸易与公司之间的协作贸易。东印度公司与散商的在华贸易活动，都是以牟取尽可能大的经济利益为基本目的。受这种基本动因驱使，东印度公司与散商在对华贸易活动中，有其相互配合、串通一气、共同经营的一面。公司每年必须向英国国内输回一大笔资金用于偿还税务和其他款项。如：18世纪30年代，公司通过各种渠道每年从印度输往英国的资金达四百万英镑，其中，一百万是英国官商的私蓄和养老金等，而另外的三百万是政府汇款，即公司必须负担的“国内税”。公司为了解决这笔高额汇款的来源，曾在18世纪上半叶自行尝试过从事港脚贸易，之后，发现困难重重，还是决定将它交给在印度的英、印散商去做。这些追随英军足迹的英、印私商很早就经营地方贸易，与殖民地有长期的业务联系，他们从小规模开始，发展为贸易、金融和运输为一体的大规模综合营业，甚至，不乏有些代理行家在英国本土具有重要地位，并在印度设有分行的和有实力的古老行号。他们具有丰富的港脚贸易经验，在从事港脚贸易上显得比公司更为容易。而且在公司的支持，可以得到半垄断的地位，以避免来自其它方面的竞争。公司可以通过散商贸易将实物转换为货币，也可以通过控制汇率盘剥散商。公司在印度领地的税收很大一部分是征收来的实物，如原棉、鸦片等，这些物品通过

散商销往广州以后才能获取所需的资金。

第二，为了实现对华自由贸易，来华英国散商对中国的对外贸易管理体制展开了大肆的冲击、破坏。到18世纪40年代后设专职粤海关，管理对外贸易，由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稽查，具体办理对外贸易业务的则为广州十三行。1720年，清政府为避免与外商直接发生关系，成立了一种由行商组成的公共组织——公行。公行对清政府承担一定的义务，其中特别重要的几项是：它担保外商交纳税饷，负责约束外人在广州的居住和行动，以及充当清政府与外商之间一切交涉的中间人。”[3]因此，公行成为中国大宗商品（主要是茶叶）对外贸易的垄断者，可以通过多种渠道限制公司的商业贸易；而且，英国如有禀求事件，只可将禀贴交由行商代递官府，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公司对华贸易的严重阻碍。散商与公司在贸易方式上有所不同，公司是以物易物，多有限制，而散商用现钱交易，所以，多数行商违反清政府的禁令，与散商直接进行商业贸易，甚至与散商勾结从事非法的鸦片贸易。散商的商品（主要是棉花、鸦片）变成资金进入公司的帐房后，就变成购买茶叶的现金，鸦片的利润和印度税收的余款就这样从中国用茶叶运回英国。后来，随着鸦片贸易数量不断加大，导致中国银元大量外流，国内流通领域资本严重缺乏，多数行商领取洋货而无现金，拖下欠款或者向散商借取利息高达20%的高利贷。1815年，十一家行商中欠款的竟有七家，总额达百余万两。到1827年，就连当时第二号大行商茂官也陷入困境，不得不接受麦尼克行的资助。“据大概的估计，在实行公行制度的八十二年间，无力偿还的债款总数约为一千六百五十万元以上。”[1]（57页）英国散商不仅在中英贸易中得心应手，牟取暴利，而且通过高利贷控制了行商，动摇了行商的垄断地位。

第三，散商的鸦片走私，为扭转英国对华贸易逆差作出了主要贡献。公司输往中国的商品基本上是毛织品、金属品、印度原棉和檀香等物，而从中国运回的商品以茶叶为大宗。茶叶深得英国人的喜爱，因此需求量逐年大增。由于茶叶进口激增，公司对华贸易就一直处于逆差，不得不运送白银来中国填补如此大的贸易逆差，如“1751年，四艘自英赴华船只就带了值11万9千镑的银子，而货物则只不过值10842镑，白银价值大于货物十倍多。”[4]

鸦片成为了公司解决贸易逆差的最好商品。1773年，公司在所统治下的孟加拉、比哈尔和奥理萨三个地区垄断鸦片贸易、实行鸦片专卖政策，强迫印度当地农民

大量种植鸦片，严密控制鸦片的生产，最后把各地的鸦片集中运往加尔各答。在加尔各答，鸦片被标价拍卖给港脚商，然后，由持有公司发给执照的港脚商运往中国，而且，“公司发给同中国做生意的私人船只的执照中却附有条件，规定这些船只不得载运非东印度公司生产的鸦片，否则要处以罚金。”[5]（25页）垄断鸦片贸易之后，公司逐年加大鸦片输出量来填补茶叶贸易的逆差。1790年，增加到4054箱，再之后，公司就基本上不需要运输白银来中国了。相反，广州等地却需要源源不断的白银去购买鸦片，白银大量外流，造成了中国的对英贸易处于逆差。对此清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扭转局面。1800年，嘉庆皇帝降谕旨查禁鸦片，禁止鸦片种植和贸易，中国公行和东印度公司不得不遵照谕旨停止了在广州的鸦片贸易。之后，清政府不断重申禁令，严密访查奸商与购食者。1815年又定查禁鸦片烟章程，查验澳门西洋货船，确立官吏禁烟奖惩办法。1821年，清政府再次重申禁令，两广总督阮元以十三行总商伍敦元勾结英国散商夹带鸦片，请旨摘去其三品顶带，并且照章判处罚金；“又公布了一个告示让那三个主要嫌疑犯——英国人、美国人和葡萄牙人注意他们所犯的罪行，并且警告他们说将来禁烟谕旨一定要严厉执行。”[6]（204页）拿办了澳门鸦片囤户叶恒树，加以囚禁。但是，从表一中我们可以看到公司对华贸易的鸦片有增无减。

表一[6]（238页）

各产地输入中国数量（箱）共计年代平均值

孟加拉麻洼土耳其

（箱）1800-1811年26501324424016 1811-1821年282414402304494 1821-1828年479547721419708 1828-1834年72071089985718719

在清政府的禁烟压力下，散商的鸦片贸易从广州内河移到了澳门，在澳门设立了一个存储站,澳门一时兴起，成为最大的鸦片市场。“但是事实上，由于葡萄牙人的限制和征税，装载鸦片的船只，通常都是把鸦片继续留在船上并且运往黄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