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城镇化政策解读

最新城镇化政策解读
解读十八大政策走向探寻城镇化发展方向 (1)
城镇化发展政策将出台推进时间表已确定 (4)
历年中国城镇化政策一览 (5)
中国新型城镇化六大命题是什么? (7)
中国政府的失误政策之一：农村城镇化 (11)
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制度性变革 (12)
2013城镇化升级：基层官员到北京打听中央政策 (15)
城镇化的主导力量是市场还是政府 (22)
百件提案齐建言城镇化配套政策呼之欲出 (23)
发改委：要抑制新型城镇化政策被误读 (27)
发改委官员：城镇化政策规划短期内很难出台 (29)
解读十八大政策走向探寻城镇化发展方向全国瞩目的十八大已胜利落幕，目前全国各地都在学习、贯彻十八大报告精神。

在此背景下，以“十八大精神和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国城市管理高峰论坛将于12月8日在河南开封召开。

论坛由中共中央党校报刊社、河南省住建厅、开封市人民政府主办，北大资源集团承办。

将延续上届论坛的高格调、高规格，邀请国家相关部委、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大学、河南省政府的相关领导和专家、企业界、学界代表和包括电视台、广播电台、平面、网络在内的等近百家媒体共300余人参加此次论坛。

围绕本届论坛的热点问题，论坛承办方北大资源集团给予了解答。

问:本届论坛主题为何定为：“十八大精神与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
11月8-14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中国即将迎来新的十年。

十八大提出了今后一个时期的大政方针，将对国家发展战略，经济发展战略产生重要深远影响。

因此，对十八大精神进行深入解读和学习尤为必要。

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李克强同志多次强调，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在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以及面临经济下行压力的形势下，研讨城镇化科学发展问题十分重要。

因此，本届论坛主题定为：“十八大精神与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论坛将深入解读党十八大精神和路线，在我国城镇化进入升级与转型的新历史阶段，集思广益，探寻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破解城市规划不合理、公共资源短缺、城市运行效率低下、环境污染等城市病问题。

问：为何要把本届论坛关键词定为：生态、宜居、和谐？
当前，我国人民居住环境和建设正面临城镇化加速发展带来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随着大量人流快速向城市聚集，生态环境、环境污染，能源紧缺，交通堵塞，居住困难等问题也日益突出，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建设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绿色宜居城市，创造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环境，才是可持续的城镇化，才是有质量的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

因此，本届论坛将关键词定为：生态、宜居、和谐问：论坛要探讨哪些话题？
论坛嘉宾将结合十八大精神，研讨未来中国城镇化发展中的政策方向与发展战略，2013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走势，绿色金融体系建设、河南“三化”协调发展道路、创新土地利用及管理方式、社区建设及服务模式等和中国新型城镇化紧密相关的话题。

同时以开封新区的发展实践为蓝本，并将开封运粮河项目的城市创新作为具体探讨课题。

问：为什么选在河南开封举办本届论坛？
河南省作为中国最早提出“城乡统筹、城乡一体”新型城镇化概念的省份，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很多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

开封是：中原经济区的核心区，“三化”协调发展的先导区，国家级文化产业发展的示范区。

探讨开封新区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对助力开封新区的快速崛起，带动河南当地发展，对中原经济区建设的顺利启航，都有重要示范意义和借鉴意义。

北大资源集团35平方公里运粮河项目，位于开封新区，是中央党校课题组研究的重要项目，在城市新区的发展中具有示范效应。

问：开封运粮河是个什么项目，为什么党校把该项目作为案例进行研究？
答： 35平方公里的开封运粮河项目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一次深入创新的尝试，其商业繁荣、民生为本、步行优先、自然共生、农业公园、文化引领的六个创新点使该项目成为中原经济区建设和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示范和标杆项目。

问：中国城市管理高峰论坛由谁组织发起？为什么会举办这样一个论坛？
中国城市管理高峰论坛是中共中央党校主办，北大资源集团承办，两年一届的权威平台。

中央党校2010年专门设立了“城镇化与城市运营”课题组，是来自中央党校、北京大学、相关省部委及一二线城市的领导专家组成的顾问组及专家组。

课题组研究成果每年运用于中央党校案例教学，党校报刊社专版宣传，以及城市管理高峰论坛上发布，核心成果作为内参为决策者提供参考。

2011年，中共中央党校与北大资源集团结成了战略合作，北大资源的开封新区、济南徐李片区、昆山创意园三个项目将作为“城市运营课题组”的研究基地。

课题研究内容聚集在我国城镇化发展中核心问题：城市战略定位、城市规划、城市公共产品短缺、城市运行效率低下、城市环境污染、城市民生、人口的素质提升等民生相关问题。

问：论坛承办方北大资源集团是家什么样的企业？
北大资源集团是方正集团旗下专业从事房地产开发、商业地产运营、物业经营管理的综合性房地产控股集团。

北大资源集团依托北京大学教育资源，融合方正集团医疗、科技、金融等相关产业资源，探索独具特色的差异化“资源地产”道路，成为具有全方位资源整合能力及大区域开发能力的城市运营商。

2009年，北大资源集团率先提出资源整合型城市运营商的企业定位，将优质的产业资源，医疗、教育等民生资源导入城市和社区，通过有效配置稀缺资源，在为政府提供长期税收和就业的同时，提升区域、城市核心价值。

同时，充分依托北大，深入挖掘北大深厚的人文底蕴，致力构筑城市社区的新文化生活方式，用北大文化服务于社区和居民，为消费者创造优质的人文环境，提高生活品质。

城镇化发展政策将出台推进时间表已确定慧聪家居采暖网记者5月2日从权威渠道获悉，全国有关推进城镇化工作的时间表已经确定，预计在今年年中和年底将分别有重头政策出台。

这对于全国推进新型城镇化将起到指导作用。

其中，由发改委牵头、多部委参与编制的《城镇化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将在今年6月底前完成，并报国务院发布实施。

除总体规划之外，今年12月底前，多部委还会出台城镇化配套政策。

这意味着，推进新型城镇化工作的时间表已经确定，相关工作将有序展开。

特别是有关城镇化的配套政策，将为各地推进新型城镇化提供指导，保证城镇化工作的顺利进行。

对于各方关注的全国城镇化工作会议，据记者了解，目前该会议仍在准备阶段，具体召开时间尚未确定。

不过，随着全国推进城镇化工作时间表的确定，预计接下来相关工作会有序展开。

另外，对于全国城镇化规划的具体内容，目前多方也已达成共识，主要包括户籍制度改革和土地两大方面。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徐宪平此前表示，城镇化第一是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逐步解决现有2亿多和每年新增1000多万农民工的半市民化问题。

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按照分类推进的原则，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转为城市居民，全面放开小城镇的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小城镇的限制。

他表示，2012年全国城镇化率已达到52.57%，但户籍城镇化率只有35.29％。

城镇化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的转型势在必行，当务之急是推动人口城镇化。

而对于土地，目前有关官员和专家普遍认为，城镇化要避免“造城化”、避免“房地产化”、避免“摊大饼”，这意味着将主要通过调整存量土地来代替土地增量。

记者注意到，海南等地也在抓紧推进新型城镇化工作。

“6月中旬将召开全省推进新型城镇化工作会议，《海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也将于6月下旬出炉。

”海南省住建厅相关人士说。

据介绍，《海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出台之后，海南省还将出台包括实施方案等进一步的配套政策，以确保城镇化工作顺利进行。

而围绕上述战略研究报告，海南省已经召开三次座谈会，有关户籍制度改革等核心问题的讨论非常热烈。

记者注意到，就初步情况来看，海南省计划打造一批特色风情小镇，以特色风情小镇作为城镇化建设突破口，并辅以小城镇建设专项补助，给予资金保障，这无疑有利于城镇化工作的进一步推进。

另据参与山东省济南市城镇化规划编制工作的有关专家透露，住建部要求各省传达城镇化规划编制最新要求，并提出全国县级以上城市今年以前必须启动城镇化规划，县级城市则要求明年启动。

历年中国城镇化政策一览
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冒着极大风险，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鲜红的手印，小岗村包产到户拉开了中国土地改革的序幕。

1979年9月28日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有计划地发展小城镇建设和加强城市对农村的支援。

这是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实现四个现代化，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的必由之路。

”
1980年的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又确定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方针”。

在1992年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趋向之后，农村发展和小城镇建设在国民经济发展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政府用政策引导农村的城镇化显得尤为重要。

1994年9月，建设部、国家计委、国家体改委、国家科委、农业部、民政部等六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小城镇建设的若干意见》，这是我国第一个关于小城镇健康发展的指导性文件，是政府引导城镇化的开端。

1995年4月，根据国务院原则同意的《关于加强小城镇建设的若干意见》的要求，国家体改委、建设部、公安部、国家计委、国家科委、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财政部、农业部、民政部、国家土地局、国家统计局等联合发布《中国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指导意见》决定依靠地方政府和各有关部门，选择一批小城镇，进行综合改革试点。

1998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届
四中全会上进一步指出：“实施西部大开发和加快小城镇建设，都是关系到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

”将小城镇建设提高到了“大战略”的高度。

2000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当前小城镇建设中“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2005年胡锦涛强调，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按照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的原则，努力形成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的城镇发展新格局。

2008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强调“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

”会议还着重强调，未来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城市群要科学布局，与产业布局与环境资源相协调，而且“要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工作抓实抓好”。

2012年12月16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

2013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指出城镇化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是本届政府的工作重点，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并特别强调要防止城市病，不能一边是高楼林立，一边是棚户连片。

解决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也是降低城镇化的门槛。

中国新型城镇化六大命题是什么?
新型城镇化的设想是多样的，各种流派和观点各有侧重、有些甚至是互相排斥的，但无论怎样，新型城镇化的核心离不开“创新、和谐、公平、自由”等词汇。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归根到底是人的城镇化，其能否托起“中国梦”，关键取决于能否深层次地理清和解决好以下六个问题，这些也是新型城镇化的深层路径内涵：
第一，从硬件环境建设到软件政策创新与提升的变迁
新型城镇化到底包含什么？仅仅是城市基础设施加强和城区生态环境的改善这些硬件建设？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旧式城镇化的升级版和“鬼城”的初级版。

毫无疑问，新型城镇化还包括其他重要内容：经济、人口和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协调发展，最终形成新型城镇化的过程。

可以想象，新型城镇化的铺开将带来史上最大最广泛的政策创新时期。

在打破城乡两元方面，新型城镇化必然要逐步完成：首先是城乡空间一体化；其次是城乡市场和产业结构一体化；最后是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这三个阶段。

农村政策创新方面着重体现在与城市的全要素对接：如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城乡规划统一化、机制体制的一体化等。

从合并乡镇，到扩权强镇，再到撤镇设市，包括浙江在内的不少地区一直在探索小城市发展的思路，试图找到镇域城镇化发展模式的路径。

政策创新一直在探索，未来的趋势应该是将区域中心城市和大城市发展成为城市群，把有条件的东部地区中心镇、中西部地区县城和重要边境口岸逐步发展成为中小城市。

数据显示，全国20多个城市群、18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和1万多个城镇的建设发展都将与新型城镇化关联。

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现行的土地和户籍管理制度是两个主要的障碍。

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改革应协调联动，户籍上，让农民工就地市民化并和城市市民享受同样的社会保障体系；土地上，提高农村征地补偿达到同级城市的参考标准，逐步实现城乡土地同权同价。

在新型城镇化下，应该重新反省已有的土地财政政策的种种弊端，要把财政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放在土地财政改革上，着眼点就是让土地的成本大幅下降，
让城市土地真正成为外来人口落户的载体，使其安居乐业，只有这样，城市发展才能享受中国人力资源的巨大红利，抑制“刘易斯拐点”的过早到来。

没有土地财政的改革，新型城镇化过程就会被牵绊并止步不前。

第二，从身份天壤之别到幸福以人为本的体现
未来，新一届政府的思路可能不仅包含新型城镇化，还有民生幸福的概念，而城镇化的最终目的必然是以人为本，以注重和提高人的发展和幸福感知为诉求，这是相辅相成的。

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中国的城镇化发展中有太多的反其道行之的现象，如在城市中，年轻人的就业和创业环境恶劣，“官二代”、“富二代”这些名词凸显出社会公平竞争的问题严峻，这足以说明平等公平透明的环境是何等重要，如果年轻人没有上升的通道，必然引发不公，激发社会矛盾。

包括个人所得税在内，目前的很多政策是打击踏踏实实干活的白领和农民工，相当一部分年轻人成为了现行土地财政政策为源头导致的“房奴”、拍卖车牌制度导致的“车奴”和各类消费型银行贷款的“银奴”，这些人成为了中国最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群人。

大量找工作的异地大学毕业生涌入京、津、沪、深等机会较多的城市寻找工作，使当地劳动力市场形成供远远大于求的态势，竞相压价导致人力资源回报大幅降低，较低的工资回报和较高的生活成本最终导致部分白领逃离这些全国中心城市，返回家乡工作。

老龄化社会的养老难题也在长期困扰着城市，尤其是长期奉行独生子女政策和社会化养老产业幼稚的情况下，必然使城市和家庭的负担加重，衰减城市发展的活力。

另外，城市贫富区域自然分割所导致的“城中村”、棚户区的脏乱差与市中心高档社区的优美环境的反差，折射出的恰恰是城市中财富分配不均带来的城市空间差异。

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也是一个棘手问题。

2011年外出农民工超过2.5亿人，约六成是长期在城市生活的新一代农民工，他们为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却在各类权益和保障上被视为都市另类而被城市拒之门外，成为“城市游牧一族”。

同时，他们远在外地的留守子女儿童在教育和成长上面临失管、失教和心理失衡问题。

城市里的白领越来越成为“垮掉的一代”，城市里的第一代农民工则成为是被牺牲掉的一代。

在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这些问题能不能得到破解，将决定其最终的成败得失。

第三，从分裂的城乡到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形成
城市使生活美好和幸福。

在城市中，人的幸福感一般来说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社会服务业的发达与否，服务业越是发达，人的幸福感越是高；另一个是社会主流价值观形成与否，如果社会形成了主流价值观，那么各阶层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上的冲撞就会越少，显然幸福感就越大，但是从这一点上来看，中国分裂的农民或农民工与城市的市民，即“农村中国”与“都市中国”这两型社会之间显然带有强烈的对峙、隔着深深的鸿沟和难以融合的价值观差异。

农村精英流失造成“农村失语”问题。

长久以来农村积贫积弱的现实，使农村出生的大量精英最终离开农村，人才的匮乏使农村失去了与城市比肩的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使现代农业和乡村旅游业等产业止步不前，这必然导致农村成为越来越严重的弱势地区，加重了“农村失语”问题，部分农民遭受到特权阶层的侵害后，缺乏基本的表达申诉能力和法律援助渠道，最终造成群体性事件。

在现实情况下，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如何保证农村、农业和农民的观点得到表达，如何平衡好城镇的观点与三农观点，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农民的土地不能随意变成资产流转，造成农民在农村必须依附土地并靠劳力生存，而传统城镇化过程中，用城市人单方面的观点来规划和发展农村，难免忽视农村特色和农民习俗，用很低的补偿金把农民“赶上楼”，损害农民的利益，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圈地运动”，是另一种版本的“劫贫济富”，新型城镇化如何避免陷入这样的逻辑将需要实践来检验。

第四，从消耗型城市化要素供给方式到城市可持续发展方式的实践
这里面涉及一大堆的问题：新型城镇化由谁来主导以及如何主导？依然是之前惯用的强势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出让和融资平台双箭齐发的主导模式？是否仍然是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热潮和GDP崇拜泛滥最终造成城市资源供给的不可持续？以前是造地运动，现在换成造城运动吗？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的角色是无形的手还是“到处乱摸的手”？
新型城镇化必将更关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甚至从某种角度来说，新型城镇化就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公约子集。

中国传统城市发展的三大动力：
城镇化——统筹城乡发展、工业化——工业反哺农业和区域一体化——周边借势与融合，未来将会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相嫁接，由新型城镇化来换档提速和版本升级。

新型城镇化需要找到城市发展的长期动力和城市发展的核心能力，在该城市发展所处的阶段背景下同时关注城市的发展水平、持续水平和资源能力的协调水平三大维度，从而指导城市的决策者建设新型城镇。

第五，从产业粗放模式到“产城融合”模式的升级
新型城镇化必然涉及城市产业的发展及其与城市发展的关系，而中国大大小小的各类城镇势必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走向“产城融合”的新阶段。

从早期成本效率为追求的工业集中阶段，到目前竞争优势为追求的产业集聚阶段，再到未来创新驱动为追求的新城区新社区阶段，是“产城融合”的标准路线图。

基于此，该路线图也指出了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未来城市应更注重以下一些要素的提升，包括市场规范、人文特色、生产性服务业和企业家群体等这些关乎城市根植性优势与区域创新优势的软性指标。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往往难以复制并有可能形成各个城市的差异化发展能力。

短期看需求，长期看供给，新型的城镇发展需要培育自身独特的核心能力，从而形成真正的长期发展驱动力，仅仅靠短期投资热潮和GDP崇拜是无法达成的。

第六，从粗放型社会管制到高效性社会治理的提升
“治大国若烹小鲜”，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对城市的公共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当前首先是爆发公共安全和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概率在加大，其次是外来人口激增带来社会保障和治理压力在加大，新型城镇化或许将倒逼政府对城市的公共管理从当前的粗放型社会管制提升到未来的高效性社会治理阶段。

根据欧美日韩的经验，中国城镇化率超过50%后将会经历一段快速的城镇化阶段，即是一个人口快速导入城市的阶段，一方面是城乡一体化带来的农村人口入城，另一方面是由区域一体化产生的产业转移、承接或升级带来的产业人口迁移。

高效性社会治理的难点是如何做到城镇人口持续和有序的导入。

房地产及市政基础设施配套的合理化，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引进政策的完善，城市壮大后新老社区管理模式的创新，促进农民进城就业和市民创业的力度，加强城乡统一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等，都是十分重要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