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球化背景下翻译杂合

论全球化背景下的翻译杂合
摘要当今时代是全球化的时代，文化交流是其中不可避免的活动。

在文化交流中，翻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如何处理翻译过程中碰到的弱势文化和强势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令很多译者都感到十分棘手的问题。

本文意在基于全球化背景下的翻译过程中的这一现象，对翻译中的“杂合”理论出现的必然性、在翻译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以及对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指导意义，做出系列分析。

关键词：全球化文化交流弱势文化强势文化杂合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一全球化与文化杂合
全球化已不是一个新提出的概念，“地球村”这一说法早已深入人心很多年。

随着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地球村居民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人们逐渐意识到全球化不仅仅表现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也表现在各国在文化上的比以往更多的交流和在此过程中越来越多的趋同。

随着传播途径的增多和通畅，各国的文化交流越来越多样化，不但文本和其他的文化载体在全球范围内迅速传播，各种观念和思潮也得以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各国文化之间原来的种种界线在某些方面变得越来越模糊。

在文学方面，各国作家的新的写作手法和体裁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传播到世界各地，给其他国家作家的写作提供灵感和素材。

其次，在语言方面，各国的语言对彼此都有相互的影响，形成了越来越多的“混血词”（hybrid word）。

虽然各国都参与到了地球村的文化交流过程中，但是各种文化之间的地位却是不平等的。

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力，远远不及西方文化对第三世界国家文化的影响力。

在西方各文化单元内部也是不平等的，英语尤其是美国文化对其他国家文化的渗透更多一些。

韩子满在其《文学翻译杂合研究》（韩子满，2005：189）中明确提到“所谓全球化，实际上主要是美国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化’”。

而根据文努蒂（venuti,1995：14）的统计，1984年，世界范围内出版的译自英语的书籍在数量上达到了22724本，而译自西班牙的书籍为839本，译自阿拉伯的书籍为536本，译自日本的书籍为204本，译自中文的书籍仅为163本。

从数据中看出，译本数量比例严重失调，如果再把各语言的使用人数考虑进去，差别就更大了。

又据徐式谷（2002：564）的研究，1997年中国购买的美国作品的翻译版权，是美国购买中国作品翻译版权的10倍！除了数量上的劣势外，弱势文化的文本被翻译到强势文化之后，是不能引起大范围关注的，仅仅只有少数的专业人士对其感兴趣，而强势文化进入弱势文化就会引起广泛的关注。

如此触目惊心的对比，引起了弱势文化的警觉，继而这些国家纷纷采取相应措施，试图去抵制在全球化过程中产生的消极影响。

但是显性的抵抗对此作用不大。

相反杂合化反倒能够巧妙地阻止这种文化的殖民化，使本民族免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入侵而丧失自我。

“杂合”（hybrid）这一概念最初应用于生物学领域，根据《牛津英语词典》，指的是“不同种、属的两种动物或植物的后代”
（simpson ＆ werner,1989：523）。

后来这一概念被运用到其他学科，在语言文化方面的所谓杂合，其实就是“不同语言和文化相互交流、碰撞，最后形成的具有多种语言文化特点但又独具特色的混合体”（韩子满，中国翻译，2002）。

“杂合”是“对纯正语言文化的干扰和破坏”（孙会军，2005：163），但是对于“杂合”不能仅仅抱消极态度，它有其积极的方面。

孙会军认为“处于‘杂合’状态的语言汇合了两种语言、文化的特征，经过吸收与融合的过程后，往往会获得一些本来不曾具有的优点，实现对原来文化的优化与超越。

另外，‘杂合’是‘弱势文化由弱变强的必经之路”（孙会军，2005：163）。

二文化杂合与翻译杂合
1 翻译杂合的必然性
全球化背景下的这种不可避免的文化杂合，必然会对翻译产生重大的影响，引起翻译的一些新变化，使其呈现出一些前所未有的特点。

这种由文化杂合引起的翻译杂合将会更加普遍，更加明显。

翻译是文化之间进行交流的媒介，是用一种语言文化把另一种文本的语言文化再现出来，因此译文不可避免地有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的两种语言及文化的特征。

而且“随着各国文化的杂合，杂合的原文，即多语文本在翻译实践中出现的频率呈现上升趋势，多语特色的文本在译文中也越来越多地得以保存。

”（韩子满，2005：190）从这个角度上讲，“翻译从本质上也是杂合的，“杂合”构成了翻译的一个重要特征。

”（孙会军，2005：165）同时，各国文化的相互
渗透随着文化杂合的发展而不断加深，读者对源语文化的了解也会越来越多，他们对异域文化的理解力和接受力也会进一步增强，这就意味着翻译杂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也大大增强。

2 翻译杂合的度及其翻译策略
译者的目的是把源文本语言文化顺利地用另一种语言文字传达
给目的语读者。

但是因为牵涉到两种不同语言的相互转换，在词汇和句法层面就不可避免地做出一些变通，不可能按照原文中的词汇等照搬全抄。

尽管“杂合”的存在有其积极意义，人们对其也比较宽容，但是“并不是意味着在翻译过程中不顾目的语语言、文化的规范而生硬地将原文照搬过来，制造出‘拗口’的译文”（姜培培，2008），这种译文虽然是在最大程度上保存了源语文本的特色，但是由于其过度的“杂合”无法为目的语的规范及读者所接受。

那么这样的翻译也是不成功的。

对此，韩子满也有论述，（韩子满，2000）“如果译者对于原文的语言形式亦步亦趋，把原文的语法句法原样照搬到译文中来安稳的，那么译文势必会佶屈聱牙，影响了读者的阅读，也就失去了翻译的意义。

但是，如果译者对于原文的语言形式完全不顾，一味追求译文的通顺，甚而在译文中使用一些具有独特的译入语文体色彩的表达手段，那么译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不出原文的文体特色”，“误导读者对原文的欣赏”。

（韩子满，2000）所以杂合必须要适度，只有把握适度的杂合，才能在翻译中既准确地传递原语中的信息，又能被目的语文化和读者所接受，才能是成功的译本。

既然要把握好杂合的度，那么就要在翻译过程中谨慎地选择翻译策略。

“归化”和“异化”这两种翻译策略，跟杂合是紧密相连的。

归化策略“采取民族中心主义的态度，是外语文本符合译入语文化”，而归化策略则是“对这些文化价值观的一种民族偏离主义的压力，接受外语文本的语言及文化差异，把读者带入外国情境”。

（venuti,1995：13-14 转引自余美，同济大学学报，2004）文努蒂的异化翻译观，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尖锐的后殖民批判锋芒。

他认为“在引进外国文本时，英美的翻译主流是归化，由于归化翻译掺入了与原文语言文化不同质的材料，迎合了目标语的主流语言文化价值观，使得译文读起来不像译文，倒像是原作者的目标语写作”（venuti,1998：31,转引自王东风，2008）。

如果读者读此类文本，他们就发现不了此类文本中所体现出的文化跟他们本民族的文化有何差异之处，这会让他们有一种误解：他们本民族的价值观就是世界主流的价值观。

“英美的霸权意识就是在这种归化的翻译之中得到巩固和强化的，而这种意识对于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平等交流乃至世界和平，都是有害的”。

（王东风，中国翻译，2008）而为了抵抗由此产生的英美主流价值观对其他文化的渗透，文努蒂呼吁“翻译界采用异化的抵抗式翻译方法去翻译弱势文化的文本，让强势文化读者见识乃至接受他者的价值观”（同上）。

通过这种异化的翻译策略，弱势文化的特色能最大程度地得到保存乃至传播，这对于弱势文化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在使用异化策略的过程中，归化策略并不是被排斥在外，二者的界线并非泾渭分明。

归化策略跟异化
策略是一起来用本土的文化材料构建异国风情。

3 杂合翻译与中国文化的发展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外来文化的冲击，我们应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当然在吸收了外来文化的精华之后，中国文化会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但是因害怕由此带来的“不纯粹”并能不成为排斥外来文化的借口。

因此在对待中国文化时，要采取杂合的翻译策略。

不可否认，翻译杂合所带来的影响（正面和反面影响）非常大，其中一些非中国化的表达方式会为中国读者当成新鲜事物所模仿，这样一来，一些不符合汉语规范的词句逐渐就进入了汉语。

长此以往，必定会造成汉语语言的污染，也确实会引起某种程度上的中国文化的殖民化。

但是通过译者的努力这种问题是可以克服的，只要“译者在翻译时对外来成分加以适当的鉴别和处理，而不是随意地保留，或是因翻译能力欠佳或态度不正留下败笔”，就不会对中国文化造成太大的影响。

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包容能力，某些方面的短期的殖民化不会影响到整个的中华文化，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通过自身的调整，来消除这方面带来的文化殖民。

另一方面，外来文化虽然给中国文化带来了冲击，但是也带来了在中国文化中起积极作用的成分，它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容和形式，从而使这一古老的文明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如果近代以来中国没有从外来文化中吸取养分，尤其是西方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并为我
所用，中国的文化还将停留在文言文或者八股文的时代，中国的现代化程度就不会达到现在的水平。

相反，在中国历史上的某些时期由于对外来文化的排斥阻碍了中国的发展。

所以，从“总体来看，翻译杂合并没有动摇中国文化的根基,反而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韩子满，2005：200）
三结语
我们所处的这个全球化时代，是一个多元文化交流频繁的时代，文化间的不平等现象依然存在。

我们要积极处理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的关系，正视杂合的作用并积极利用，使其服务于文化交流，逐步促进文化的平等。

在杂合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杂合度的问题和策略的运用。

在对待我国的文化方面，我们既不能固步自封，也不能夜郎自大，而是要大力加强我国的对外文化输出，增强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要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部分，不断丰富和发展我们的文化，从而使这一古老文明更加灿烂辉煌。

参考文献：
[1] 韩子满：《过犹不及——浅谈译文的归化问题》，《外语教学》，2000年第2期。

[2] 韩子满：《文学翻译与杂合，《中国翻译》，2002年第2期。

[3] 韩子满：《文学翻译杂合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4] 姜培培：《论后殖民翻译研究中的杂合》，《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5] 孙会军：《普遍与差异》，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6] 徐式谷：《“文化——语言霸权的个案分析——论汉英翻译工作者的劣势”》，张柏然、徐钧：《面向21世纪的译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7] 王东风：《韦努蒂与鲁迅异化翻译观比较》，《中国翻译》，2008年第2期。

[8] 余美：《翻译：面对文化杂合与文化失衡》，《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9] simpson ＆werner,1989：523 simpson ＆werner,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m].oxford:clarendon press,1989.
[10] venuti,lawrence,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5.
作者简介：张云廷，女，1982—，河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2008级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学，工作单位：河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