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小农经济研究主要流派述评(一)

国外小农经济研究主要流派述评(一)
在通向现代化的历程中，改造传统小农经济，并妥善处理这种农业改造与工业发展的关系，是每个发展中国家都要遇到的重大挑战，也是现代发展战略的重要课题。

关于20世纪初以来国外小农经济研究的主要理论流派，目前我国学术界似鲜有系统的介绍，现以主要的理论流派为基础，按大致的历史顺序，简要述评如下。

一、恰亚诺夫的“劳动—消费均衡”论工业化以前，小农经济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和各地区。

19世纪末叶以后，一部分人开始对小农经济进行比较系统的说明和研究，并力图在理论上做出解释。

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俄国人走在了前面。

1861年废除农奴制后，获得自由的个体农民以家庭农场的形式组织生产，俄国农村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时，数以千计的知识分子纷纷深入农村，从事民粹主义的革命宣传，开知识分子直接接触和研究农民问题的先河。

19世纪80年代初，主张民粹主义的民意党被镇压，一部分人转为更加激进的革命者进入城市；一部分人则继续坚持农民研究，并先后进入各地的自治局，成为所谓“地方各自治局农业工作者”群体，开始了可能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系统性最强的农村调查和统计。

其中，一些人的研究侧重于农业经济结构和家庭农场生产组织等问题的分析，被称为“组织与生产学派”，自20世纪初年到20年代末，成为俄国农业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流派。

恰亚诺夫便是该学派的杰出代表人物（注：关于恰亚诺夫理论的评介文章，参见徐建青：《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理论〉简介》，《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秦
晖：《当代农民研究中的“恰亚诺夫主义”》，见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中译本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

）。

恰亚诺夫（A.V.Chayanov,1888—1939）曾是自治局土地调查员，25岁时成为当时俄国农学研究中心彼得罗夫—拉祖莫夫科学院副教授，不久又升为教授。

十月革命后兼任苏联政府农业人民委员部委员，后因“劳动农民党冤案”被捕入狱致死。

恰亚诺夫在仅20年的著述生涯中出版了60种专着，他的研究领域涉及农业统计学、农业合作化、农业经济最佳规模、农业未来学等诸多方面。

家庭农场结构与生产组织研究，即农民经济微观研究，是恰氏理论的主体。

其代表作为《农民经济组织》。

恰亚诺夫通过对小农家庭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比较，阐述了小农经济的特征与资本主义经济学的不适用性，提出对不同的经济类型应使用不同的概念和范畴。

在小农家庭农场中，制约着农业经济活动的土地、劳动与资本三要素的组合方式，迥异于资本主义农场，因而二者的运行机制与规律也完全不同。

恰亚诺夫认为，小农家庭农场的运行机制以劳动的供给与消费的满足为决定因素。

在这里，他首次提出农民家庭经济单位的劳动—消费均衡公式（注：有人不同意将“劳动—消费均衡论”的发明权归于恰亚诺夫，因为此前奥地利的边际主义学派和该学派以前的戈森都表述了那样的论点，把其视为普遍规律。

恰亚诺夫的独创性在于，他明确地把这一规律视为家庭劳动经济专有并以此区别于雇佣劳动经济，从而把前人关于“小农经济的独特规律”的认识由
感性上升到理性。

详见秦晖：《当代农民研究中的“恰亚诺夫主义”》，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中译本序。

）。

该公式表明，对于家庭的每一新增收入，都可以从其满足家庭需要的消费意义及获得它所花费劳动的辛苦程度两方面去认识，也就是说，农场经济的投入量，是以生产者主观感受的“劳动辛苦程度”与所增产品的消费满足感之间的均衡来决定的。

只要这两个因素之间的均衡未达到，即满足基本消费的意义超出劳动辛苦程度的评价时，继续投入劳动就是有利的，哪怕以降低劳动效率、以资本主义意义上的亏损为代价。

在人口稠密、土地短缺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相反，一旦达到均衡点，即生活需求已基本满足，那么任何进一步的劳动投入都是无意义的。

当然，这个所谓的均衡点是不确定的，它受到影响劳动辛苦程度和影响家庭需求的各种条件的限定。

“劳动—消费均衡论”是恰亚诺夫农业经济微观理论的核心，其理论基础源于依生物学规律而建立起来的“家庭生命周期说”，认为家庭农场的经济状况主要随家庭消费者与生产者的比例周期性变化而起落。

在青壮年父母不需要供养老人而又没有子女时，家庭经济条件最佳；在没有劳动能力的消费者（儿童和老人）至多时最差。

该结论主要依据长达30年的农户跟踪调查资料（调查对象主要是1930年集体化前的俄国村社农民）。

恰氏认为，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农户间存在相对贫富差别的原因，正是这种“人口分化”，而不是当时官方学派夸大的农村“阶级分化”。

最值得一提的是恰亚诺夫对前苏联农业发展道路的看法。

他认为，在从传统农业向未来社会经济制度的过渡中，农民家庭农场具有长期存在的合理性；农业由纵向一体化走向横向一体化，即土地大规模的集中，需要一个较长时期的发展过程。

在生产力未发生重大变革的条件下，以个体家庭农场为单位进行经营，比大规模土地集中经营更具有优越性。

农业发展应走以农民家庭农场为主体的合作制道路。

在视城乡小生产特别是小农经济为资本主义洪水猛兽的30年代，恰亚诺夫及其为首的组织与生产学派，独具慧眼，努力为当时的小农经济存在的合理性辩护，无疑需要一定的学术勇气和远见。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人们通过对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及东欧一些农业国家经济的研究，包括对前苏联的研究，重新发现了恰亚诺夫理论的价值。

事实上小农经济在世界范围内仍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不仅东方诸国“一大二公”的农业改造基本失败，西方诸国的农场也多半是农户经营的家庭农场。

在各个国家，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经济中，不时地体现出恰亚诺夫所论及的许多基本特征，一些恰氏当年提出的问题，迄今仍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现实问题。

这正是“恰亚诺夫热”一再升温以及80年代在他的祖国俄罗斯再次兴起的原因。

恰亚诺夫对小农经济生命力和稳定性的预见，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他的“劳动—消费均衡”公式以及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经营等理论，也具有一定说服力。

不过，今天仍有必要指出恰亚诺夫理论的重大缺陷。

坦率地说，支撑恰亚诺夫微观经济理论的两个支柱都存在着问题。

按恰
氏家庭生命周期说，导致农户间差别的主要因素是“人口分化”，即每个家庭消费者和生产者的不同比例。

这种说法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似乎还有一定道理，然而在市场经济和半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的情况下，农户分化的原因恐怕难以完全归于“家庭生命周期说”了（注：参见霍布斯鲍姆：《历史上的农民》（E.Hobsbawm,ThePeasantryinHistory），牛津1980年版，第244页。

）。

其实，即使在市场关系不发达的时代，影响农户经济变化的因素也并非主要限于“人口因素”。

如马克思所言，政治特权、人身依附等超经济力量势必占有重要地位（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

）。

然而在恰亚诺夫的理论模式里却看不到这些因素的影响。

同样，在他的“劳动—消费均衡论”里，只看到“消费的满足”和“劳动辛苦程度”这样难以测定的主体感知以及单纯家庭内部消费者与生产者的比率，而排除了任何社会关系的作用。

这一点，连西方学者都不甚满意。

萨哈林指出，“政治控制和政治组织总是强迫家庭农场生产出超过满足其家庭所必需的产品数量。

……税收与地租必须要支付，加上征集过程中的欺诈，不平等的交换率，使得消费者与生产者的比率远远高出单纯家庭内部两者的比率”（注：杜福伯格编：《恰亚诺夫：农民和经济人类学》（E.P.Dufubergeed.,Chayanov:PeasantryandEconomicAnthropology），纽约1984年版，第197页。

）。

无视或回避生产关系的矛盾，并假定所研究的家庭农场与市场经济完全隔绝，大概是恰亚诺夫理论所面临的最大困境。

二、刘易斯二元结构中的小农经济尽管二战后随着发展经济
学的创立和拓展，人们开始重视小农经济并将其纳入研究视野，但大多数西方学者，特别是发展经济学家，都把农业看作行将衰退的夕阳产业，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较为典型地反映了这一态度。

美国经济学家、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阿瑟·刘易斯（W.A.Lewis，1915—）在1954年发表的《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首次提出“二元经济”的理论命题。

所谓“二元经济”，是指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是由两个不同的经济部门组成。

一是传统部门，主要是自给自足的农业及简单的、零星的商业和服务业。

这里的劳动生产率很低，其边际劳动生产率接近于零甚至是负数，存在着大量的隐蔽失业。

这个部门容纳着发展中国家的绝大部分劳动力，非熟练劳动的工资极低。

二是现代部门，包括采用较先进技术的工矿业、建筑业、近代的商业和服务业等。

现代部门的从业人数较少，劳动生产率较高，工资水平也高于传统部门。

从生产方式上看，传统部门经济是“维持生计”的产业，而现代部门是“使用再生产性资本”以谋取利润者，即资本主义产业。

这是刘易斯关于二元经济的最初划分。

此后讨论二元经济时，西方学者一般仅论传统农业和现代工业的关系，并注重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的转移。

费—拉尼斯干脆把二元经济定义为农业与工业两大部门并存（注：参见刘易斯：《二元经济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

）。

传统部门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人均收入水平很低，这一水平决定了现代部门工资的下限，可使现代部门的工资水平在大量吸收劳动力
就业的同时基本上保持不变。

也就是说，只要支付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便可得到要多少有多少的劳动力，这就是刘易斯所谓的“劳动力供给的无限性”。

由于工业部门的劳动产出大于工资总量，因而可以积累利润，并不断把利润转化为资本，以扩大再生产。

如此反复进行，直至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被吸收罄尽为止。

在这个过程中，工业部门大大地扩展；至于农业，只有等待剩余劳动消失之后，劳动生产率才能有所提高，农业劳动者的收入状况才能有所改善。

劳动力无限供给模式是刘易斯理论的核心。

很明显，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首先突出工业部门的扩张。

按照他的逻辑，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工业部门的不断扩大和农业部门的不断萎缩。

其次，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业部门的任务就是为工业输送剩余劳动，以廉价劳动力为工业部门创造利润，累积扩大再生产的资本。

再次，在剩余劳动未输送完毕之前，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很难提高，始终处于停滞状态。

总之，二元经济结构改造的主要方面是工业部门，农业则是次要的、从属的方面；工业部门是积极的、能动的，农业部门是消极的、被动的。

即便是后来的费景汉和拉尼斯的修正模式，也仍没有消除传统农业无所作为的观点。

重工轻农的思想在50年代的国际经济学界颇为流行。

除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外，另一个比较有影响的观点是“剪刀差”理论（又称“贸易条件恶化论”）。

普雷比什和辛格尔两位经济学家认为，由于工农产品比价不合理，工农产品间的交换存在“剪刀差”。

而在国际贸易中，发展中国
家主要输出农产品，发达国家则输出工业品，这样发展中国家因输出农产品而受“剪刀差”的剥削。

为了摆脱这种不利地位，发展中国家应优先发展工业，特别是进口替代工业。

此外，60年代初还盛行所谓“连接环节”理论：发展经济学的另一位先驱人物赫尔希曼认为，发展中国家资源有限，应当把有限资源集中起来，首先发展对国民经济有较大带动作用的产业，即“连接环节较长”的产业。

由于农业产品大多直接由生产者到消费者，至多多一个加工环节，因而被认为连接环节最短；而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连接环节最长。

因此，投资在农业最不合算，而应保证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优先发展。

我国50年代“以钢为纲”的发展战略与这一理论恰相吻合，无疑或多或少地受到这类观点的影响。

上述流行于50年代的观点，各自有其合理的成分。

如刘易斯的理论注意到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的特点；普雷比什等指出了国际经济旧秩序下发展中国家的不利地位；赫尔希曼理论重视产业部门之间的联系等。

但是，他们却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农业的持续进步是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

如同后来一位西方经济学家所说，他们在论述农业时，只提出“贡献”（Contribution）这一含有被迫意味的概念，而未积极地揭示它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Role）（注：切尼里编：《发展经济学手搞》（H.B.Chenneryed.,DevelopmentEconomicsManual），伦敦1988年版，第283页。

）。

50年代的这些理论，各自从不同的方面强化了重工轻农的发展战略。

不幸的是，凡遵循这些理论的发展中国家，不仅农业凋敝，工业发展也没达到预期的目标。

发展经济学的第一个发展阶段，是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兴盛时代。

刘易斯的劳动无限供给模式正是结构主义分析的一个典型代表。

结构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具有刚性、滞后、短缺、供求弹性低等特殊性，价格机制和市场调节的均衡作用不可能实现。

所以不可寄希望于市场调节，而应发挥国家干预作用，进行结构调整，有计划地对资本积累和工业建设做出安排。

应当指出，结构主义兴起有着深厚的时代背景，40年代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的成功和苏联计划经济的初期经验都给人深刻的印象；当时西方走红的凯恩斯经济理论关于国家公共部门应发挥更大的作用的主张，也对结构主义者从一个方面给予了鼓励。

反过来说，结构主义思潮一旦盛行，无疑也会对各种类型的实践包括苏联的实践产生反作用。

我们无法确切估计苏联改造传统小农的实践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这股思潮的暗示和鼓励，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各种历史背景的作用下，重工轻农政策的实施在苏联推行得最为激烈，以至达到“唯工业化”的程度。

在“唯工业化”思想指导下，在占世界1／6的土地上，苏联首次对小农经济进行了大规模的、有步骤的改造，前后共持续半个多世纪之久，不论成功与否，都不失为一种有理论、有实践的模式，值得后人回顾与咀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