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哲学认识论的转向和科学方法论的演变

论西方哲学认识论的转向和科学方法论的演变

17世纪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们对一切权威——无论是古代的权威还是中世纪的权威——都充满了强烈的理性批判意识。17世纪的时代特征就是怀疑精神和经验方法，普遍的怀疑精神是那个时代几乎所有哲学家和科学家的基本原则。

正式标志近代哲学的诞生亦即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转型就是从那个时代的弗兰西斯·培根和笛卡尔那里开始的。培根代表着实验科学的哲学，笛卡尔代表着自我意识的哲学，从培根和笛卡尔开始，哲学才把重心转移到认识论问题上。认识论问题说到底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就是主观精神如何实现对客观世界的认识问题，因此17—18世纪西欧哲学的主要兴趣就表现为对认识的来源、过程及其真理性等问题的探讨。最终竟形成了经验论哲学和唯理论哲学的尖锐对立，无论是经验论还是唯理论，其初衷都是试图说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尤其是试图建立起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科学方法论是关于科学的一般研究方法的理论，探索方法的一般结构，阐述它们的发展趋势和方向，以及科学研究中各种方法的相互关系问题。

科学方法论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仅指自然科学方法论即研究自然科学中的一般方法，如观察法、实验法、数学方法等。广义的则指所有正确的方法论，即科学的方法论。20世纪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方法，如控制论方法、信息方法、系统方法等，促进了方法论研究的高度发展。

科学方法论愈来愈显示出它在科学认识中确立新的研究方向、探索各部门的新生长点、提示科学思维的基本原理和形式的作用。唯物辩证法是从人类的实践中总结和概括出来的正确的哲学方法，是科学研究的普遍的方法论。它对自然科学的一般研究方法起指导作用，并将随着科学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科学方法论的历史形态，从科学发展的整个历史来看，有4种形态：自然哲学方法论、哲学方法论、逻辑方法论和理论方法论。

笛卡尔认为，当我怀疑一切事物的存在时，我却不用怀疑我本身的思想，因为此时我唯一可以确定的事就是我自己思想的存在。我无法否认自己的存在，因为当我否认、怀疑时，我就已经存在，所以否认自己的存在是自相矛盾的。而否认和怀疑是一种思考活动。

笛卡尔认为，我可以怀疑一切，但当我在怀疑一切时，我不能怀疑那个正在怀疑着的“我”的存在，这是清楚明白因而也是确实可靠的事实。怀疑总是一种思想活动，因而这个思想着、怀疑着的“我”是存在的。“我”的本质就在于它只是一个在思想的东西，只是一个心灵、一个理智或一个理性。所以这个“我”并非指身心结合具有形体的“我”，而是指离开形体而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纵然身体并不存在，心灵也仍然不失其为心灵。“我”的根本属性就是思想，即怀疑、感觉、想像、理解等，“我”是与思想共存的，有“我”存在就有思想，有思想就有“我”存在。

敢于怀疑的精神，笛卡尔主张科学起始于怀疑，他认为必须怀疑被信以为真的和一般被当作真理的东西，但这种怀疑并不是目的，而是为了保证认识的基础绝对可靠而没有错误，怀疑精神正是科学家们所需要的重要的品质，只有这样，才能推动科学不断发展，不断创新们不断超越前人的成果。笛卡尔倡导科学研究中的演绎法，他认为必须从几个不证自明的公理出发，通过一步步严格的推理，才能达到真理。笛卡尔强调演绎看轻归纳，这显然是片面的，但在当时实验科学家普遍重视

培根针对亚里士多德的《工具篇》，实际是针对中世纪经院哲学的逻辑，提出了一种新的逻辑理论—归纳逻辑，提倡“观察、实验、经验、归纳、总结、分析，发现真理，验证真理”的新三段思想方法。培根认识到很多科学原理蕴藏着工匠的日常操作中，但他同时又认为，

但凭经验还不能获取自然知识，还要对经验进行一定的加工。他认为要形成“经验与理性职能的真正合法婚配”，同时强调经验和理性的重要性。从而提出了“三表法”这一重要的实验科学方法。严肃的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说法，强调了知识的力量，强调要用知识来把自然界变成人的“王国”。对后人对知识的追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方近代哲学是从古旧的本体论向认识论转向，在认识论的探讨过程中由笛卡尔提出了科学研究中的演绎法，也就是科学方法论中很重要的一种全新的理论，这种理论源于17世纪的怀疑精神和人们对于经验方法的探索。笛卡尔诠释自己的演绎法并演绎出“我思故我在”的哲学体系。培根的科学方法观以实验定性和归纳为主。他继承和发展了古代关于物质是万物本源的思想，认为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物质具有运动的特性，运动是物质的属性。培根从唯物论立场出发，指出科学的任务在于认识自然界及其规律。但受时代的局限，他的世界观还具有朴素唯物论和形而上学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