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_陈毅在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的统战工作_孙伟

江西理工大学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Ｊｉａｎｇｘ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第36卷第4期

2015年8月

Vol.36,No.4Aug.

2015

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条件非常艰苦，国民党采取最残酷、最疯狂、最无人性的手段，妄图消灭游击队[1]。但是，在项英和陈毅的共同领导之下，南方八省的广大军民最终坚持到了抗战的全面爆发。对此，毛泽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2]。项英有较强的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经验，而陈毅有长期的基层工作和军事工作经验，两人做搭档可以取长补短。事实证明，两人的合作是较为成功的，中央把他们留下来是正确的。他们成功领导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共同进行了正确、有效的统战工作，并摸索出许多对敌斗争的有益经验，它们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进一步得到了应用。

一、积极开展白军工作

面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极端困难的局面，项英和陈毅保持了比较冷静的头脑，特别注重对白军开展分化瓦解与政治攻势的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加强对敌军的政治宣传

1934年11月7日，陈毅发布了《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布告（第一号）》［3］，深刻分

析了广大国民党士兵的生存现状，宣传了红军的政策，号召他们调转枪口加入红军。这个布告在敌军营垒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项英和陈毅派人向国民党发布宣言，陈述中共的政治主张，这既能打破国民党跟老百姓的反动宣传，也能对国民党军产生一定的触动作用。比如，让老百姓对国民党军说：“你不要去给地主卖命。他们天天打仗，没有什么希望。红军和游击队将来一发展，红军还是要回来，还是要搞大苏区的。抗日战争一爆发，我们要消灭日本人，最后消灭国民党。”[1]派游击队贴传单、写标语，把红军自己编的一些教材拿去做宣传。群众会说，共产党人才不简单呢，他们不像国民党讲的那样只知道弄几个破钱，国民党里没有这样的人才。

对于重大的政治事件，项英和陈毅还以党的名义，表示态度，发表宣言。如“两广事变”爆发后发表

《为两广事变告群众书》，“华北自治事件”后发表《为日本侵占华北告群众书》《告士兵书》等，并派队伍去很远的地方做宣传。

在那样的条件下，发传单并不是件容易事。没有印刷条件，只能用笔抄写十几份，还要派交通员冒很大的危险跑到公路口、桥梁、乡镇去张贴，结果会把敌人引进山来。这种活动当即遭到了右倾主义

文章编号：２０９５－３０４６

（２０１５）０４－００１７－０５DOI ：１０．１３２６５／ｊ．ｃｎｋｉ．ｊｘｌｇｄｘｘｂ．２０１５．０４．００５

项英、陈毅在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的统战工作

孙伟，

魏清源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江西井冈山343600）

摘

要：在条件异常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项英和陈毅十分注重统一战线工作，积极开展白

军工作，注重对白军进行分化瓦解与政治攻势，如加强对敌军的政治宣传，优待敌军的俘虏，做敌军的兵运工作；根据游击战争环境的实际情况，逐渐摸索出一种公开与半公开、合法与半合法的斗争方式，即搞“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抗日合作谈判，开展了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推动了江西乃至南方八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从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保持一定的主动性；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坚持党的原则，维护党的根本利益。

关键词：项英；陈毅；三年游击战争；统战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志码：A

收稿日期：2015-04-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编号：14XDJ005）作者简介：孙伟（1980-

）,男，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等方面的研究，E-mail:sunwei1000@.

者的非难。他们借口避免暴露、反对提任何政治口号，说道：“有什么影响？自找麻烦！”项英与陈毅回答道：“现在是有点麻烦，对将来却有很大好处。麻烦点不要紧，多走几步就是了。”[4]

事实证明，鲜明而又及时的政治口号，扩大了党和游击队的政治影响，印在了广大群众的心中，指导和鼓舞了他们的斗争。群众会说，国民党天天说游击队垮掉了，你看，人家还在，共产党并没有跨[5]。同时，也震惊了敌人，国民党中许多人士也是根据这些传单了解的中共的重要政治主张。

（二）优待敌军的俘虏

红军的优待俘虏政策，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制定的。陈毅当时是红四军的主要领导人，自然对我军的俘虏政策及其作用非常了解。他在三年游击战争中，继续施行了红军的这一政策，极好地宣传了中共的主张。

据杨尚奎回忆：1935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北山游击队在袭击离北山区委三十里外的新镇据点时，抓获了三个敌军俘虏。陈毅当场表扬了参加战斗的游击队员，并于当晚亲自审问。开始的时候，他们低着头，显得很紧张，介绍自己都是大庾县人，原先都是种田的农民，被国民党抓去当了兵。陈毅在了解这些情况之后，先是给他们抽烟，又与他们拉家常，讲革命的道理，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在介绍完红军的俘虏政策后，陈毅答应可以释放他们回家，并交待北山区委发给他们每人三块银元作回家路费。这让他们非常感动。释放后，其中的两人不愿再为国民党卖命，回家种田去了。另一个回到国民党军队三个月后，带了一个兵，一起扛了两箱子弹、一挺轻机枪，来到北山参加游击队了[4]。可见，陈毅的这个举措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化敌为友，让更多的国民党军改变了对游击队的敌视态度。

项英也有一次处理俘虏的经历。据王贤选回忆：在红军主力撤离后不久，他们抓获了两个美籍的国民党俘虏，并带到禾丰让项英处理。项英的态度很明确，不能杀俘虏，因为这不符合红军的政策。另外，还进一步提醒道：“这两个美国人要好好保护他，因为我们还要搞到一批武器和其它必需物资，留着他们正好向国民党军队交换物资啊！”[6]这表明，项英也很好地落实了红军的优待俘虏政策。

（三）做敌军的兵运工作

项英和陈毅还利用一切机会在敌军内部开展政治攻势，秘密建立共产党的组织。一些国民党的士兵和下级军官觉悟以后，往往冒着生命危险给红军送情报，使游击队能从容不迫地转移，或乘机伏击。1937年4月，项英与陈毅在梅岭召开了兵运工作会议。他们听取了做白军工作的人的工作汇报，详细检查他们的工作后，作了进一步的安排，还确定将白军工作的分工改由陈毅负责[7]。

一直在敌军做兵运工作的陈海主动与游击队接头，在项英与陈毅的指示下，继续做国民党军的兵运工作。湘鄂赣省委派他与陈桂华一起，到国民党五十师做兵运工作，不慎被敌人发现，二人逃到赣南，通过关系找到信康县委。适逢叛徒龚楚在赣粤边搞破坏活动，信康县委认为他们行迹可疑，扣留审查。1935年11月中旬，项英和陈毅在潭塘坑接见了两人，经过考察没有发现叛变行为，就把他俩放了，还给了一笔经费，指示他俩到余汉谋部队中继续做兵运工作。不久，他们在余汉谋的第一师和第二师建立了党的支部和士兵委员会等秘密组织。1936年，上海和红六军团也各派出一人，到广东军阀部队中开展兵运工作。陈海和陈桂华与他们接上了头，直接受他们领导，而与赣粤边特委发生横的关系。过了一段时间，陈桂华被敌人逮捕，上海和红六军团派来的人也离开了。“两广事变”发生后，余汉谋部开回广东，蒋介石派四十六师接防，陈海又转到四十六师做兵运工作，仍归赣粤边特委领导。他到特委来报告过几次工作，有时会带一些国民党的报纸、刊物。一次，他说有两个连可以随时拉过来。项英与陈毅对他说，应该钓大鱼，暂时不要动，以免打草惊蛇[4]。

可见，在项英和陈毅的高度重视之下，游击队对白军工作采取了多种形式的工作，使得部分国民党中下级军官的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动摇，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既削弱了敌军，又壮大了革命的队伍。

二、建立“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

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兵力占绝对优势的军事进攻，以及长期严密经济封锁，使得红军的斗争条件和生存条件非常恶劣。此时，对于出现的乱杀地主的现象，陈毅指出：除罪大恶极的，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杀其土豪本人外，土豪家里人一个不杀、不抓；中、小地主和罪恶不大的土豪一个不抓，他们的子女愿意参加革命的，我们要欢迎，要信任，不要歧视。

在项英和陈毅的领导下，根据游击战争环境的实际情况，他们逐渐摸索出一种公开与半公开、合法与半合法的斗争方式，即搞“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

在游击斗争开始的一段时间里，是赤白尖锐对

江西理工大学学报2015年8月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