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的历史意识

【内容提要】
金庸小说是当代最为畅销的汉语文学作品。其作品均借助古代社会作为背景展开，所以充满了历史意识。此文对金庸的历史意识和社会演进观念进行了理性的分析：从“讲史演义”开始，将金庸小说分为三类，继而渐次论及其历史演进观念中的革除暴政、反侵略思想和宗教、民族融合思想。
【关键词】 金庸/小说/历史意识


引言
和世上其他人一样，金庸一生中做过无数选择。他当初立志外交，后来办报，写社评和小说。曾经接受过国际上许多大学和学术机构的荣誉头衔，但晚年最重要的职务之一，却是接受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之聘，并准备招收历史学的博士研究生，开设的专业课是隋唐史和中西交通史。对于生于忧患交作、长于外侮内乱的这一辈人来说，这些职业选择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绕了一个大圈，实则正在情理之中，关怀始终如一。
金庸最初是希望给学生传授传统文化，奇怪的是至今还没有招到学生。一则报道称，有在读硕士生认为：“跟金庸学历史，有点儿旁门左道的感觉，肯定不是治史的‘正道’。”(注：据称，复旦大学一位在读硕士生表示他绝不会去报考金庸的博士生。“去听听金庸先生的课还可以，但真的要把自己的‘终身’托付给他，去读他的研究生，则未必合适。”他认为做小说叮以对历史“不求甚解”，但治史就不一样，治史需要考证、比较。”(/student/liter/artical.php3?id = 331&cid = 2)完全轻看了写作历史小说需要的学养功力。)我相信年轻学子这样认识，一定是受到了某些教授(我不轻言“学院派”)偏见的诱导。如众周知，鲁迅本来学医，后来改行教授中国小说史，同时也写小说包括历史小说如《理水》、《铸剑》、《奔月》等，却从来没有人批评他“旁门左道”。郭沫若也学医，后来写过历史剧和小说，终以史学泰斗著名。我疑心真实原因，一是金庸小说无疑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学界一时还没有从“畅销小说”和“严谨学术”的对立中自我解脱；二是金庸要求的两门外语门槛偏高。据说当年钱钟书要求四门外语，把慕名而来的考生都挡在了门槛外。再说万一有个把具备两门外语听说写能力的年轻学子，今天都急着去大口吞噬WTO树上的大桃子，谁还有兴趣慢功细活儿，去咀嚼品味中国历史呢?从这角度看，金庸的绎帐授徒，也许不逢其时。
小说当然不等同历史，但是小说家自有自己的历史意识，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悠久“讲史演义”文学传统的语境中。本文所论，拟从金庸小说同时继承了传统“讲史演义”作为开始，渐次论及作者的历史演进

观念中的“革除暴政”、“宗教、民族融合”。限于篇幅不能展开，未尽之言容后详议。

一、武侠演史与葑菲刍荛
今之论说金庸者，多谈其继承侠义小说传统的一面，而很少有人谈到他同时也继承了中国讲史演义的深厚传统。这是一个研究视野上的阙失。
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辨析宋代“说话”和“演义”的区别，以为：
“北宋‘说话’和南宋‘演义’之主要分野，正在于有无‘义’理作为主旨贯穿始终，盖所欲‘演’者，道德评价之‘义’也，即罗烨以为说话人的责任正在于‘讲论只凭三寸舌，称评天下浅与深。’‘讲论’即‘演’，‘称评’者‘义’也。又言‘讲历代年载兴废，记英雄岁月文武。’‘英雄’一语，揭示蕴含有明晰的价值判断；‘兴废’二字，则标示历史演进之因果链环。故‘讲’说者‘演’也，‘英雄’‘兴废’者‘义’也，从而形成了‘演义’一体，为当时‘讲史平话’的新潮流派。今观凡冠有‘演义’二字的讲史，无不以理学判断为其价值主干，就是这个道理。”(注：《“说三分”与关羽崇拜：以苏轼为例》，《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关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关羽、关公和关圣》，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chinese/y-guangong/f16.htm)笔者多年以前曾有小文《＜三国演义＞还是＜三国志演义＞?》论及此节。(署名萧为，1984年3月27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
作为民间话语的侠义小说，一向重视演“义”，即使以包公案为核心的《三侠五义》也如是。但因武侠“快意恩仇”的思维方式和“自我了断”的社会行为，已与现代社会的法治观念格格不入，难以表现现实社会的种种恩怨是非，必然会借助古代社会作为背景展开，这也决定了金庸小说里充满了历史意识。事实上，在和池田大作的对谈中，金庸不但大谈他对《三国演义》、《水游传》的持续阅读，而且谈到了对西洋“讲史演义”如《萨克逊劫后英雄略》、《布鲁达库英雄传》、《侠隐记》及《基度山恩仇记》等的浓厚兴趣。在金庸小说里也不难找到这些小说的意象、间架或者人物叙事的变异。洋为中用，不拘一格，这也是金庸小说不同于传统武侠的重要因素之一。
曾有好事者罗列过金庸长篇小说题材的历史年代，其中最早的是《天龙八部》，取材于北宋，“射雕三部曲”为南宋，《倚天屠龙记》为元末，《碧血剑》为明末清初，《鹿鼎记》为康熙朝，《书剑恩仇录》、《雪山飞狐》、《飞狐外传》为乾隆朝，《连城诀》为清末。(注：《金庸小说的时代顺序》(/～awong/jin/.index.html).)所述虽多“查无实

据”，但毕竟“事出有因”。亦可见他确有表现中国历史的发展趋势的意图。
从讲史演义的角度大体而言，金庸的小说作品可以分为这样三类：
第一类是依史敷衍，即按照历史走向和人物关系作为大框架，虚构主要人物故事穿插其间，如早期《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和晚期《鹿鼎记》描述明清时代的作品。
第二类是以史点染，即以虚构人物故事为主，而以历史的大框架作为背景，如中期《神雕侠侣》、《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这一类描述宋辽金元时代的作品，其中郭靖等人守襄阳，是贯穿于《神雕侠侣》和《射雕英雄传》的重大事件。
第三类则是着意虚化历史背景的，如我个人喜欢的《笑傲江湖》，以及《侠客行》等作品。即使这类作品，一样有作家的强烈的历史关怀在焉。
清人王士祯曰：
“小说演义，亦各有据……故野史传奇往往存三代之直，反胜秽史曲笔者倍蓰。前辈谓村中儿童听说三国故事，闻昭烈败则颦蹙，曹操败则欢喜踊跃，正此谓也。礼失求诸野，惟史亦然。”(注：《香祖笔记》卷一○。)
钱钟书引之，且曰：
“即余所谓野语虽未足据以定事实，而每可以征人情，采及葑菲，询于刍荛，固以史家所不废也。”(注：《管锥编》，中华书局版，第五册，25页。)
可见“讲义演史”虽然朴野，却代表着千古民心，亦自有魅力价值，即使严谨如史学家也不能，或者不应当无视它们的存在。金庸小说从选材到风格的三变，亦可以窥见他历史观念的演进过程。
作为当代最畅销的汉语文学作品，金庸小说虽然不以“历史小说”的面目出现，但是它的历史意识和社会演进观念，仍然会对读者或大或小地产生影响。因此金庸封笔以来专注于修订当初连载发表的作品，已经补苴罅漏，作了大量更改，尤其着重对史实和史观采取了更为慎重而非放纵的方式。笔者曾经多次代表文学研究者，当面建议他出版一种保留最初发表面貌的作品版本，都被他含笑婉拒，或许就是一种证明。这也是笔者之论述不得不受到版本证据局限的缘由。

二、革除暴政与反抗侵略
“侠义小说”源于反抗暴政。我尝言：
“武侠小说上承司马迁‘游侠列传’宗旨，向以‘传奇’(奇人奇事)为皈依。要突出风云际会，特立独行，自必安排在‘天崩地解’之社会大变革中，尤其是暴虐肆行，民族冲突，政权易手的当口，才能充分凸现社会价值系统之激烈冲撞。老子曰：‘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正谓此也。”“金庸小说泰半取材于鼎革之际，把

握这个关目，正欲以民族存亡、文化绝续的大题目、大关节，来提调读者的关怀，并阐释他的‘侠义’观念。”(注：《显性与隐性：金庸笔下的两个社会》，载《1998台北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增订版载/wuxiaa/study/z12.txt，引文见《老子》第十八章。)
这是金庸小说第一期创作的基本色调。将明清易代的历史演为传奇，本是清末民初武侠小说取材的一大特色，也是金庸小说历史叙事的逻辑开始。
我曾分析过民初“新派武侠小说”的选材特点，略谓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有志竟成》中曾揭露出洪门“反清复明”的创立本意，引发了学术界探讨“秘密社会”热，明史研究也成这一时期的“显学”，也不断有新的史料或者遗民私记、稗官野史发掘出来，遂激发一批作家以明清易代为题材，形成武侠创作高潮。事实上香港“新派武侠”的创建者梁羽生及金庸本人的首部小说，也都是由此入手的。
香港影视界长盛不衰的武侠题材如霍元甲、黄飞鸿等，也立意于清廷腐败，抵抗外侮，变法图强，仍然是在延续这个主题。
明清易代的外侮内乱，曾是横亘在每个中国人心中挥斥不去的历史情结。海宁查家更是身历国难，留下了丰富的文献载记和口头传说，特别在经历过抗日战争，民族危亡感最为强烈的一代人中，故金庸更容易切入这个主题。《书剑恩仇录》(1955)、《碧血剑》(1956)、《雪山飞狐》(1959)和《飞狐外传》(1960)成为金庸最早着手的篇目亦非偶然。这一时期展现在金庸笔下的主要秘密会社，是天地会传说中的“红花会”(红花亭)及“山宗”、“华山派”，亦欲借助传统的标识，显示出反抗暴政、抵御外侮、兴 复故国、振兴民族的主题。
这一时期金庸小说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是讨论朝廷暴政和官吏昏庸如何激发内乱外侮，以致生灵涂炭，民族蒙难的。也许是考虑到西部风情的旖旎绚丽，《书剑恩仇录》以乾隆中期征战大小和卓木，回部“抗暴应战，神必佑我”为背景，上溯“天地会”反清复明的坚韧卓绝、又以民国初年盛行的“乾隆身世传说”和“香妃传说”渐次铺叙故事。《碧血剑》袁承志和金蛇郎君的双线结构，更像是一部表述《春秋》“大报仇”观念的作品。但其开篇即以勃泥国华侨张朝唐明末回国赶考，遇见官兵抢掠，尤甚于匪的情状，即是依据明人记载补叙的。《雪山飞狐》借鉴了《罗生门》的叙述手法，描述的却是寻找明宫聚敛而后失落闯王“宝藏”的主题，也于史有据。金庸此篇小说的背景是关东，但今之河北蔚县通往山西广灵的古商道即名“飞狐

口”，隋唐间确曾设“飞狐县”。顺便一说，此地古迹甚伙，值得一游。
在《碧血剑》修订出版时，金庸特意附上《袁崇焕评传》这样绝非虚构的历史论文，虽然有点立足香港，夸赞粤人“英雄了得”的现实观照，但更重要的是详论明廷何以自毁长城，清兵何以长驱直入的一段史实。这也是写作演义意犹未尽，故发为讲史的意思。虽为热门明史的一家之言，但也倾注了相当的学养心力，以致得意至今。(注：据2001年04月25日《人民日报》报道，“金庸将撰写一部从中华民族起源直至近代的《中国通史》”，“采取的体裁是一篇一个一专题，或写人或写事，就像小说《碧血剑》附录的《袁崇焕评传》一样，”可知金庸本人对这种叙史方式满意至今。)倪匡曾谓：
“《袁崇焕评传》是一篇极有价值的论文，而且可读性极高，近世堪与比拟的相类文字，只有柏杨的《中国人吏网》而已。”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袁崇焕评传》是金庸对于《碧血剑》、《书剑恩仇录》等第一时期系列作品主题的历史学阐释，亦明确无误地展示了他欲以“武侠演史”的意图。

三、宗教圆融与民族融合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球性的“冷战”僵持，是中世纪以来意识形态对立最为严重的时代，也是造成了东亚“儒家文化圈”内三个民族国家的长期分裂和对立的重要原因。这对本述“华夷之辨”的传统理学史观，无疑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从历史思维来看，如何破解这种对立僵持，更需要借鉴历史经验，借助历史智慧。这本是历史学家份内的工作，如果他们本人没有被二元对立的“冷战思维”控制的话。可惜那时中国的史学研究中，急剧膨胀的恰恰是崇尚对立，反对融合的史学观念。以今日之视野观之，多数著作困于这种思维定式而乏善可陈。
而金庸身处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中，故得以从容发挥，演绎他对历史的领悟。这固然与他因丧子之痛，个人心路历程上对佛学有所参悟的关系密切，但更重要的是他对中国历史演进的整体思索，已从朝代更替的“外化”表征，深入到思想文化的“内化”历程，用以屏除“夷夏大防”的传统观念。用佛学术语来说，这是破除了“知见障”，遂使其小说风格叙事为之大变，脱出窠臼，另辟蹊径，更上层楼。
我注意到，金庸在《天龙八部》书前“释名”部分中说：“本书故事发生于北宋哲宗元ｙòｕ@①、绍圣年间，公元1094年前后。”在中国正统历史记载中，这一年的主题词是“绍圣”。一般以为，最终招致“靖康耻”的历史大辱，就是从这一年宋哲宗亲政，“绍述”乃父，再用王安石新法，贬谪“元ｙòｕ@

①党人”开始的。但金庸没有理会这个史实，他为什么单单选定这样一个历史断面，颇耐推考。
最近笔者写作《宋代理学与关羽崇拜》中“神道设教”一题时，恰好研究到金庸标示的这个年代。略谓辽曾数度改易国号，(注：辽太宗大同元年(947年)改“契丹”国号曰“大辽”，圣宗统和元年(983年)复改“大契丹”。道宗咸雍二年(1066年)复号“大辽”。参陈述《＜辽史补注＞序例·后记》，氏主编《辽金史论集》第五辑，北京：文津出版社1991年11月，第8页。)“澶渊之盟”之前更号为“大契丹”，据近年对于契丹小字的研究考释，此刻的“契丹”已被诠释为“中央”之意，“南下牧马”也有与中原争夺文化正统的意味。故宋真宗“神道设教”，以“天书降神封禅”大搞迷信，亦有宣示文化权威，有意用文化优势主导两国及周边关系的确切意图。忽必烈总结“辽以释废，金以儒亡”(注：《元史·张德辉传》：“岁丁未(1259年)，世祖(忽必烈)在潜邸，召见问曰：‘孔子殁己久，令其性安在?’对曰：‘圣人与天地终始，无往不在。殿下能行圣人之道，性即在是矣。’又问：‘或云，辽以释废，金以儒亡，有诸?’对曰：‘辽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亲睹。宰执中虽用一二儒臣，余皆武弁世爵，及论军国大事，又不使预闻，大抵以儒进者三十之一，国之存亡，向有任其责者，儒何咎焉!’世祖然之。”)，从另一角度讲是以和平方式实现了自然融合。我提出宋辽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文化竞争”(the cultural struggle，即冲突——融合模式)，这在中国的南北朝就曾初见端倪。魏征比较汉魏六朝以来大江南北风习差异后认为：
“然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居、各去长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注：《北书·文苑传》，《隋书·文学传序》亦同。)
我曾以此立论，提出唐所以盛，主要是由于“‘南北文化’，即五湖以来交融发展的黄河流域经济文化，与东晋南迁以后，由中原士族融合开发的长江流域经济文化的一种‘大整合’，其实力自能超胜秦汉，雄视古今。”其中宗教作为极其活跃的思想文化要素，经历了极富中国特色的、相对平和的“三教论衡”，进行了另一层次上的“大整合”。(注：参拙作《二教论衡与唐代俗讲》，《周绍良先生新开九秩纪念文集》，中华书局，1997年出版。(国学网：/www/xsxx/txt.asp?id = 524)。)而李白、杜甫、王维作

为盛唐诗风的代表，分别被称为“诗仙”、“诗圣”、“诗佛”的背后，亦有着“三教圆融”的思想文化大背景。(注：参拙作《文化：中国诗歌史的大视野》，《＜仲华五千年　诗歌一万首＞序言》，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国学网：/www/xsxx/txt.asp?id = 744)。)这与近年美国人亨廷顿所说的“文明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即冲突——重建模式)(注：参看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中译本)。该书将“儒家”改为“华夏”，又将中国、韩国、越南等一起改称为“华夏文明”(Sinic Civilization)，东汉则仍然单列为“日本文明”。一合一分，有论者认为“均极有深意”。)是相关而又性质不同的两组概念。
金庸曾表述过类似看法，他谈到“中国历史发展规律”时说：
“在外族入侵的时候，我们民族有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外族的入侵常常是我们民族的转机。以上所讲的我们民族七次大的危机，又都是七次大的转机。历史上常常是外族人来了之后，我们华夏民族就跟它同化、融合，一旦同化、融合了，我们华夏民族就壮大起来，统一起来。之后可能又腐化了，衰退了，或者分裂了，外族人来了，我们民族再融合，又壮大，如此循环往复。其他国家民族遇到外族入侵，要么打赢，要是打不赢，这个国家或民族就会垮台。我们中华民族遇到外族入侵时，常常能把外族打退，打不退的情况也很多，但却很难被征服。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有一股韧力，一股很顽强的抵抗力量；一方面我们又很开放，在文化上同它们融合在一起，经过一段时间，大家变成一个民族，我们的民族从此又壮大起来。”(注：《金庸的中国历史观——在北京大学的讲演》，焦小云记录，《明报月刊》1994年12月号。)
谈到被动性的“文化融合”是壮大中华民族的基本途径，似应考虑到“文化竞争”并非完全“被动融合”，还有“文化主导”的问题。拉杂不赘。
以此为标志的第二时期，金庸小说题材开始前溯宋辽金元，由《射雕英雄传》(1957～1959年)、《神雕侠侣》(1959～1962年)、《倚天屠龙记》(1963)组成南宋、金、元系列小说，复以《天龙八部》(1963～1967年)前探北宋末年宋、辽、金、西夏、大理纠葛正炽的时代。虽然沿袭了“朝代更易”作为小说大关目的特色，但已在武力争逐中突出了“文化竞争”，写作也开始走了“偏锋”。他以杜撰的主角郭靖、张无忌和萧峰的复杂经历或身世之谜作为关目或者叙述线索，展开民族间纠葛恩怨，最后发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性纽结故事，而置《宋史

》、《明史》或演义小说《大明英烈传》中角逐大下、影响全局的历史事件于不顾，亦不正面描写重要人物及事件。(注：襄阳之战是一例外，我想主要是突出“侠之大者”的宗旨，但郭靖守城的描写并不精彩。)连涉及明朝的开国雄主朱元璋的描写，也故意做了低调处理，对传奇人物的刘伯温、徐达等元勋更是置若罔闻，却以佛、道教和后世不大为人熟知的明教为主，别开生面，重新建构解释王朝易手的因果关系，甚至带出一股“反讲史演义”的味道。
例如《倚天屠龙记》把朱元璋一伙说成是明教徒，言其江山是明教中人打下的，故其国号称“明”字。这一说法应当源自著名的历史学家吴晗。(注：《明教与大明帝国》，《清华学报》第13卷，1941年，第49～85页。辑入《吴晗史学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吴晗是明史专家，金庸借助包括方腊参加的“食菜魔教”亦是明教流变的说法铺演历史，“魔教”之名因此大振于武侠小说，成为金庸后来善用的某种意识形态象征。近年学者已证明方腊与明教风马牛不相及，朱元璋则与白莲教等其他秘密教派关系更为密切，至多吸收过某些明教的教义礼仪而已。又摩尼教传入中国的历史是由西域考古发现所揭示的。从罗振玉在《国学从刊》1911年第二册上刊布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波斯教残经》开始，日人羽田亨，西人沙畹(Chavannes)和伯希和(Paui Peliot)，以及王国维、陈垣等相继发表论文，形成学术热点。有关情况综述可参马小鹤《摩尼教研究的文化史意义》(哈佛——燕京学社网：/xueshu/zhongya/mani/006.htm)。)但我测度金庸的本意，还有意在借助这一神秘的西来宗教异质文化，打破佛、道两教斗法的单一格局，不仅极大地增加了小说情节人物的变数，而且便于吸取波斯、中东的文化元素，为这一时期的多民族文化的冲突与融合铺设于史有据，却又更加绚丽多姿的背景。我曾言：“金庸以其异域风情，神秘传说，美丽人物，加诸小说铺叙描写之中，时有唐人韵味。”正是指此。金庸对于宗教和民族观念的探讨，成为金庸中后期创作的主题，以儒的至大至刚，道的恬淡无为，佛的悲天悯人以及丐帮的民间立场，营建历史的总体文化氛围，铺染背景，结撰故事，塑造人物，于是少林、武当、全真等宗教史人物开始进入了小说中心舞台。对于史料的选择运用，也因之不拘一格。他承认：
“成吉思汗的事迹，主要取材于一部非常奇怪的书。这部书本来面目的怪异，远胜《九阴真经》，书名《忙豁仑组察脱必赤颜》(《蒙古秘史》)。”(注：《＜谢雕英雄传＞后记》，三联版。)
作为

独立记载，《蒙古秘史》不但可以同《元史》互参互补，很多方面的史料价值还在《元史》之上。其游吟诗人式的口语特点和马头琴般的慢调风格，也多少影响了金庸此后的叙述风格和节奏，另话不提。
金庸在第三时期创作的《笑傲江湖》(1966～1969年)和《鹿鼎记》(1969～1972年)中还杜撰了一些教派，如“日月神教”、“神龙教”等，就其“一元化”教旨、组织结构、崇拜仪轨而言，这些“教派”无疑具备着某些近世新兴狂热宗教的特征。但是金庸描述的重点却在“其兴也忽焉，其亡也忽焉”，从叱吒风云到内斗阴谋，最终戛然解体的过程。《侠客行》(1965年)和《笑傲江湖》都没有具体的时代背景，但现实观照非常明显。无意索隐，不必深究。
《鹿鼎记》是金庸的“金盆洗手”之作，也被他的朋友倪匡认为“《鹿鼎记》可以视为金庸创作的最高峰、最顶点。”乍一看去题材上又回复到明清易代，叙事也重新回到了讲史演义体，无非通过韦小宝的虚构经历，实写康熙一朝的内外大事。其实骨子里，即历史观念已与早期创作截然不同，故书后特地附有《康熙朝的机密奏折》，算是金庸忍耐不住，再次以学者面目赤膊上阵，一如《碧血剑》后谈袁崇焕。他以为“从批示之中，可以见到康熙英明而谨慎，同时对待臣下和百姓都很宽仁。”(注：《鹿鼎记》附录《康熙朝的机密奏折》。史学界对康熙密折制度的集中议论，源于1962年为筹办纪念曹雪芹诞生200周年展览，围绕曹雪芹生日、家世及其与清廷关系的讨论，第一历史档案馆因此公布了曹家、李煦以及其他一些人家的机密奏折。)还说：
“我认为过去的历史家都说蛮夷戎狄、五胡乱华、蒙古人、满洲人侵略中华，大好山河沦亡于异族等等，这个观念要改一改。我想写几篇历史文章，说少数民族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北魏、元朝、清朝只是少数派执政，谈不上中华亡于异族，只是‘轮流做庄’。满洲人建立清朝执政，肯定比明朝好得多。这些观念我在小说中发挥得很多。希望将来写成学术性文字。”(注：《金庸的中国历史观》。)
实际上这也是对《鹿鼎记》的主题的一种诠释，只是更像政治家的总结。中华民族不同文化在磨合碰撞时期，也还是有鲁迅所谓“隔膜”、痛苦甚至血腥的过程。我有文章分析过康熙帝确立融满入汉文化政策的过程，限于篇幅不赘。(注：胡小伟《纳兰词到＜红楼梦＞——试论满汉文化融合的“青萍之末”》，原载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明清论丛》1999年12月创刊号，辑入《纳兰性德从话》，北京出版社以)2000年2月(国学网：/www/xsxx/txt.asp

?id = 180)。)


余话
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说过：“读史使人明智(Histories make men wise)。”这也正是喜欢金庸的读者能够从他的作品中感悟到的。金庸本人也喜爱读史，并且从中总结了很多，他以为：
“中华民族之所以这样壮大，靠的就是改革和开放。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内部要积极进行改革，努力克服困难，改革成功了，我们的民族就会中兴。同时我们还要对外开放，这点更为重要，因为中国人有自信心，我们自信自己的民族很强大，外来的武力或外来的文化我们都不害怕。”(注：《金庸的中国历史观》。)
这已是针对现实的感言，可惜无法用他喜爱的武侠形式表达出来了。
金庸武侠小说在中国文学的天空中已经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我相信，他的作品不会是转瞬即逝的流星，而是一颗行星。虽然可能因为距离的原因，显得不那么耀眼，却多了一份历史的深邃。